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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早在撒切尔夫人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之前，保守党领导层曾经议论过，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之前，要打破过去由职业外交官担任港督的惯例，改派一位政治人物去担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英国保守党领导层认为，鉴于香港交还中国前形势复杂，职业外交官任港督对华态度“太软”，难以驾驭复杂的局势，必须派一位强势的政治人物去坐镇。而彭定康当时正无其他合适的安排，于是他们就想到要派彭定康去香港。彭定康于1979年起当选为下院议员，开始从政，1990年11月梅杰出任首相后，任命彭定康为保守党主席，这个职位相当于一个内阁大臣的级别。英大选第二天，时任副督导长的顾立德同梅杰首相商议，并由顾立德出面就派其出任港督一事征求彭定康本人的意见，彭定康欣然接受。
包藏祸心的政改方案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飞抵香港走马上任。
彭定康上任伊始，雄心勃勃，走街串巷，四处视察。他采用“彭定康”的中文名字，寓有“稳定、安康”之意，以争取港人的好感。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显身手，改变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转而推行对抗的方针所做的铺垫。此后他在香港任职的5年，给香港带去的却是动荡和不安。
彭定康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策划，就于10月7日提出长达3万多字洋洋洒洒的施政报告，抛出了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要对当时香港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变动。
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发表后，中方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强烈反对。我们把这个方案概括为“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双方过去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我们严肃地指出，这个方案从内容到提出的方式，都是“三违反”。
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英两国政府要加强合作，共同审议为1997年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涉及1997年顺利过渡的问题，它没有同中方磋商就单方面提出，所以它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特别是违反了钱其琛外长和赫德外交大臣于1990年初通过互换七封信件，就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和选举委员会组成达成的协议。双方曾同意1997年前香港立法局60名议席中直选议席为20席。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仅要推翻两国外长于1990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而且对1995年整个立法局选举完全做了另一番设计。彭定康打算在1995年对香港立法局全体议员都实行全面的变相的直选。英方的意图是要通过这一举措，扩大立法局的权力，提高立法局的地位，将香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逐步蜕变成立法主导，把它强加于中方，企图以此来制约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特区的行政当局，造成一个英方可继续施加影响而我国中央政府不易驾驭的局面。这是一个包含着险恶用心的计划。中方当然决不能同意和接受。
如意算盘落空
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两周后，于1992年10月21日至22日访问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以提出政改方案的既成事实来迫使中方接受，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他到北京后先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会谈，接着同我会谈，最后由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会见。22日上午，我同彭定康会谈时，阐述了我们对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立场。彭定康为他的政改方案进行了辩解。双方会谈气氛紧张，谈得很僵。
会谈后我設午宴招待他，席间双方又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他说，他不能接受中方关于他的方案是“三违反”的说法，他对中方这种说法“感到厌烦”。他这样说是很不礼貌的。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说，近几年来，我们对英方在执行中英联合声明过程中一再节外生枝的做法也确实“感到厌烦”。这顿午餐最后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钱其琛外长会见彭定康，我陪见。彭定康说，这两天会谈中方的同事已坚定而有礼貌地表示反对他的建议。钱外长表示，鲁平主任和姜恩柱副外长所谈的都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彭定康又说，他乐意继续同中方讨论，唯一的时间限制是明年春天要进行立法方面的工作。在这里，他就同中方讨论的时间提出了限期。钱外长会见外宾时经常面带微笑，这一次态度很严肃，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港英当局提出的一些计划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阁下说，明春是个限期，到时候就要执行了，这样就没有什么合作可言了。钱外长直截了当地警告他，双方是继续进行合作，还是分道扬镳，这是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
钱外长这番话明确拒绝了彭定康企图安排的议程和限期。钱外长还进一步指出，港英政府如果坚持这样做，中方就只好另起炉灶，这是中方的底线。钱外长这里所说的另起炉灶，是指中方拒绝接受英方搞的立法局选举，香港回归祖国时将把它推倒重来，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来组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
这里我还要提及一个细节。彭定康上任前连必需的功课都未做好，这是令人吃惊的。彭定康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他提出政改方案之前，并不了解中英两国外长已于1990年初就香港1997年政治体制发展衔接问题互换书面信件，直到他北京之行前夕才得知此事。他责怪英国外交部和他身边官员事先没有向他介绍。他说，这一疏忽使他失了分，但又诡辩称，这七封信件并不表示中英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和谅解。
彭定康在北京碰了壁，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第二天，英国报纸评论说，彭定康在北京受到了冷遇。彭定康此次北京之行失败，英中在香港问题上陷入了外交僵局。
（摘自《作家文摘》）
包藏祸心的政改方案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飞抵香港走马上任。
彭定康上任伊始，雄心勃勃，走街串巷，四处视察。他采用“彭定康”的中文名字，寓有“稳定、安康”之意，以争取港人的好感。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显身手，改变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转而推行对抗的方针所做的铺垫。此后他在香港任职的5年，给香港带去的却是动荡和不安。
彭定康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策划，就于10月7日提出长达3万多字洋洋洒洒的施政报告，抛出了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要对当时香港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变动。
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发表后，中方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强烈反对。我们把这个方案概括为“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双方过去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我们严肃地指出，这个方案从内容到提出的方式，都是“三违反”。
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英两国政府要加强合作，共同审议为1997年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涉及1997年顺利过渡的问题，它没有同中方磋商就单方面提出，所以它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特别是违反了钱其琛外长和赫德外交大臣于1990年初通过互换七封信件，就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和选举委员会组成达成的协议。双方曾同意1997年前香港立法局60名议席中直选议席为20席。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仅要推翻两国外长于1990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而且对1995年整个立法局选举完全做了另一番设计。彭定康打算在1995年对香港立法局全体议员都实行全面的变相的直选。英方的意图是要通过这一举措，扩大立法局的权力，提高立法局的地位，将香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逐步蜕变成立法主导，把它强加于中方，企图以此来制约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特区的行政当局，造成一个英方可继续施加影响而我国中央政府不易驾驭的局面。这是一个包含着险恶用心的计划。中方当然决不能同意和接受。
如意算盘落空
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两周后，于1992年10月21日至22日访问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以提出政改方案的既成事实来迫使中方接受，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他到北京后先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会谈，接着同我会谈，最后由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会见。22日上午，我同彭定康会谈时，阐述了我们对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立场。彭定康为他的政改方案进行了辩解。双方会谈气氛紧张，谈得很僵。
会谈后我設午宴招待他，席间双方又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他说，他不能接受中方关于他的方案是“三违反”的说法，他对中方这种说法“感到厌烦”。他这样说是很不礼貌的。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说，近几年来，我们对英方在执行中英联合声明过程中一再节外生枝的做法也确实“感到厌烦”。这顿午餐最后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钱其琛外长会见彭定康，我陪见。彭定康说，这两天会谈中方的同事已坚定而有礼貌地表示反对他的建议。钱外长表示，鲁平主任和姜恩柱副外长所谈的都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彭定康又说，他乐意继续同中方讨论，唯一的时间限制是明年春天要进行立法方面的工作。在这里，他就同中方讨论的时间提出了限期。钱外长会见外宾时经常面带微笑，这一次态度很严肃，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港英当局提出的一些计划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阁下说，明春是个限期，到时候就要执行了，这样就没有什么合作可言了。钱外长直截了当地警告他，双方是继续进行合作，还是分道扬镳，这是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
钱外长这番话明确拒绝了彭定康企图安排的议程和限期。钱外长还进一步指出，港英政府如果坚持这样做，中方就只好另起炉灶，这是中方的底线。钱外长这里所说的另起炉灶，是指中方拒绝接受英方搞的立法局选举，香港回归祖国时将把它推倒重来，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来组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
这里我还要提及一个细节。彭定康上任前连必需的功课都未做好，这是令人吃惊的。彭定康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他提出政改方案之前，并不了解中英两国外长已于1990年初就香港1997年政治体制发展衔接问题互换书面信件，直到他北京之行前夕才得知此事。他责怪英国外交部和他身边官员事先没有向他介绍。他说，这一疏忽使他失了分，但又诡辩称，这七封信件并不表示中英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和谅解。
彭定康在北京碰了壁，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第二天，英国报纸评论说，彭定康在北京受到了冷遇。彭定康此次北京之行失败，英中在香港问题上陷入了外交僵局。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