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经典作品，为什么篇幅都很长？
　　这得先说一下，在19世纪写小说不算是赚钱的买卖。那时出版业远没有今天这般规模，读者也仅限于上流社会。写小说更多是为了名垂史册，而不是为了赚钱。
　　在19世纪，你呕心沥血地写了一本小说（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的人比比皆是），然后你拿去书店卖给有出版权的老板，他是给不了你多少钱的，除非你们有长期的合作。你的书好卖，销量够高，同时你还能不断地供货，源源不断地写出新书来，你的收入才能稳步提高，但是能高到什么地步呢？
　　雨果流亡比利时的时候，为了给家人留下足够的财产，他决定写《悲惨世界》。不确定他当时要价是两百万法郎还是一百万法郎，但这笔钱不算多。而在雨果因为悼念贝里公爵的诗一炮打响，成为夏多布里昂力挺的“文坛小霸王”的时代，他写一本小说能赚多少钱呢？《巴黎圣母院》可以作为一个标本。有一天，雨果在熟悉的出版商店里闲聊，说：“我写了一本小说——在中世纪，有大教堂、大学生、美女、怪人、腐败的贵族，你觉得值多少钱？”书店老板当即给了他五千法郎的现金，还开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期票，然后表示拿到书之后再给另一半。也就是说，《巴黎圣母院》大概值三万法郎。三万法郎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时髦单身汉一年大概需要两万法郎来应付各种开支。但雨果拿到的是期票，提现要打折扣。雨果还是已婚男人，所以，他如果没有财产，想单纯地依靠写作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需要一年写两本《巴黎圣母院》，这还是在他已经打响名声的情况下。
　　再看看沃尔特·司各特，他那个倒霉的出版印刷公司倒闭之后，一个人背上了十几万英镑的债。为了还债，司各特苦哈哈地不断写小说，然后真的靠写小说还清了债。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有限责任法》晚通过了几十年，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多有意思的小说了。
　　真正把小说变成捞钱买卖的，是报纸的兴起。
　　19世纪中期以后，报纸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有了广告收入后，报纸价格不断下降，连载小说的稿费水涨船高。像大仲马这样的红人，报社按“行”给钱，就算写一些非常简短的句子也算一行，尤其是对话最适合用来凑行。
　　“真的吗？”
　　“真的。”
　　“您确定？”
　　“确定！”
　　“这么不要脸地骗稿费吗？”
　　“是的。”
　　（選自《皇帝圆舞曲》，高林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