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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故乡亲
安平县，这确实是北方的一个极平常的县份，除了它的具体方位不能代替之外，其它方面，简直没什么个性。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他降生在哪里，完全是际遇；可是一当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降生，很少人有不热爱自己的土地的，无论其为富庶，或为贫瘠。在这一点上，人对于土地的感情，就像孩子对于母亲的感情。
是际遇，也是缘分，孙犁于1913年农历四月初六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北方的土地以厚重而温暖的感情，欢迎了这个孩子的降临。同时，他的父母也没有忘记给他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振海。
他的家乡是东辽城村，在安平县城的西边，距城十八华里。西南三华里的地方有个子文镇，是这一带闻名的集市。东辽城和子文镇都在滹沱河的南岸。他家门口的这条河流，同他故乡的土地一道，曾是他童年的栖止和嬉戏之地，他不仅向之索取过农食，还由它帮助塑造了童年的心灵、童年的性格。
病弱的童年
孙犁出生时，家境已稍觉宽裕，但“世袭”的贫困仍然侵害着他：母亲没有奶水，只好把馒头晾干、碾碎，煮成糊喂他。这样，他自幼便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
在孙犁患的病中，有一种叫“惊风疾”（俗称抽风），这种病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这个体弱的农家孩子，直到他十岁时，才由叔父将他带到滹沱河北岸的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连续三年（都在清明节），始得治愈。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长年生病不只影响一个人的体质，也会给他的心理带来某些变化。孙犁童年多病，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孙犁有着一副瘦长的身材，两肩稍端，虽然在很多地方保留着农民的习惯，但仍不失文静之态。自然，这是我们见到他的老年时候的样子。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自幼多病的身体，使他在神经和心理方面变得敏感起来。其次，他也可能比别人更易“多愁善感”，较能体验别人的疾苦和富有同情心。这并非说，这些特点全是病弱的结果；这只是说，一个像孙犁的童年那样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并具有某些良好素质的孩子，他的独特生理状况有可能加强这些特点而已。否则，换一种情况，那可能是一个暴戾不安的、不尽人情的孩子。这后一种情况，人们也并非少见。
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
在北方，农村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有请老师吃饭的习惯，尤其在每年春天刚开学时，他们留有过年的酒菜，饭桌上还比较丰盛。孙犁的家里每年请两次老师，席间，他的叔父向老师要求，不要打孙犁，因为他有病。据我们想来，孙犁自幼文弱，好静不好动，不是讨打的顽皮孩子，叔父所以这样说，固有防患未然之意，多半则是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的爱护之心。
本来，按照孙家的实际情况，当孙犁念完四年初小，就该务农或是出外习商；因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的话，发愿让他升学，以便考入邮政。他们认为，在邮政部门办事，就是得到了铁饭碗。对于一般人家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务实、更有吸引力的了。所以，就在孙家举行立碑“大典”的第二年，即1924年，他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进入高级小学，那年他十一岁。
孙犁在这里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两年，他所在的高级小学，位于城内东北角，那里原先是一座文庙。学校的设备也还完善，特别是阅览室里有许多“五四”前后出现的新的期刊，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等，以及许多新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如叶绍钧、许地山、刘大杰等人的小说，使他“眼界大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掀起之后，它的汹涌澎湃的激流，终于越过城市的高墙和田间小路，涌向这个小小的县城来了。
古城行
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德中学，录取了。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渐渐着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就业
毕业后的孙犁，在就业问题上算是历经坎坷，在北平和保定之间辗转着。一直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在家闲住了一些时间后，有一天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侯士珍写的。信里说：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希望即刻赴保定。两天后孙犁到了保定，见到了黄、侯二位同学。又过了两天，他就同侯、侯妻和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师，来到了同口镇。他和侯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工作。
同口镇属安新县，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是一个大的村镇。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山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
和在北平不一样，孙犁在这里工作得满有兴致。他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不仅可以放眼远远近近的明丽景色，早、晚还可以嗅到从野外吹来的水腥气味。这个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作家——例如萧洛霍夫——对农村生活的抒情描写，引发起对乡居生活的仰慕。他每天有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不要说接近群众的机会不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他从自己住的楼上就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从自己教的学生那里就可以获得对于他们生活的印象。所以，虽然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他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小说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②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整个看来，在白洋淀边这个村镇小学教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和当地群众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与进步文学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开朗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大风起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犁没有再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连忙往南走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人民就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现在，威胁已经变成现实，变成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在强敌压境之际，人民一度苦于没有党的领导；现在有了党的领导，他们蓄之已久的抗日热情，便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报国的时候终于来了。1937年冬季，他接到侯士珍一封信，是由安平县抗日政府转来的。这时，侯士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和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的身分。侯士珍的信，邀请孙犁到滹沱河北岸的肃宁看看，那里驻有抗日军队。孙犁于次日即整装——那不过是穿上一件灰色棉袍——赴安平县城。
随后，孙犁同父亲回到东辽城，在人心惶惶中度过了一个春节。1938年初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移驻安平县黄城一带，那里正是孙犁的岳家。这样，孙犁就在这年春季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他首先在家里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接着，他又选编了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出版。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一主编）第一期上。不久，孙犁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占了这张区党委机关报的一个版面。
对于这些文章，孙犁自己的看法是：“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历史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冀中平原的“大风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学队伍——孙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在晋察冀的山路上，孙犁走上了征战的路，也走上了文学的路和收获的路：他的第一批创作的果实，是在这里结出的。他自己评价道：“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
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孙犁在撑船老人和新安英雄身上看到的，是这种历史个性的新的升华。
1944年初春，孙犁接到通知：去延安。
西去延安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窑洞里，除了继续读鲁迅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了契诃夫的剧作，因为他爱好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抒情手法。
在延安的生活并不总是读书、上课，也生产。他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等生产活动，特别是修飞机场时，劳动很重，他一顿饭可以吃十四个馒头，馒头不大，加起来也该有一斤半吧。
孙犁继续进行创作，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①等。《五柳庄纪事》是孙犁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能没有如期完成，《杀楼》和《村落战》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标有副题“《五柳庄纪事》的第一节”、“五柳庄纪事”等字样，看来就是他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片断。
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荷花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那正是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②在河北平原和晋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开花结果了；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我国文坛上的那个“出色有无中”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
他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虽然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是够得上丰衣足食了，但究竟还有不少困难。例如，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年半的时间，还不够一期大专班毕业：他这个“研究生”（后来提升为教员），却在创作和学术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种际遇。
还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他曾写道：“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
胜利了，胜利比预想的来得要快，他们又从延安出发，向家乡行进了。因为孙犁是从晋察冀来的，所以被派作前站。他重新穿起那双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那根从敌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为是胜利后的还乡，心情之舒畅愉快，就不必说了。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正是阅历丰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
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他人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
迎接解放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乔迁的喜悦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
孙犁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家里更艰难。来天津穿的，是向邻居借的一件阴丹士林褂子，虽然也是旧的，色彩和质地却要好些。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这样，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安平县，这确实是北方的一个极平常的县份，除了它的具体方位不能代替之外，其它方面，简直没什么个性。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他降生在哪里，完全是际遇；可是一当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降生，很少人有不热爱自己的土地的，无论其为富庶，或为贫瘠。在这一点上，人对于土地的感情，就像孩子对于母亲的感情。
是际遇，也是缘分，孙犁于1913年农历四月初六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北方的土地以厚重而温暖的感情，欢迎了这个孩子的降临。同时，他的父母也没有忘记给他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振海。
他的家乡是东辽城村，在安平县城的西边，距城十八华里。西南三华里的地方有个子文镇，是这一带闻名的集市。东辽城和子文镇都在滹沱河的南岸。他家门口的这条河流，同他故乡的土地一道，曾是他童年的栖止和嬉戏之地，他不仅向之索取过农食，还由它帮助塑造了童年的心灵、童年的性格。
病弱的童年
孙犁出生时，家境已稍觉宽裕，但“世袭”的贫困仍然侵害着他：母亲没有奶水，只好把馒头晾干、碾碎，煮成糊喂他。这样，他自幼便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
在孙犁患的病中，有一种叫“惊风疾”（俗称抽风），这种病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这个体弱的农家孩子，直到他十岁时，才由叔父将他带到滹沱河北岸的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连续三年（都在清明节），始得治愈。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长年生病不只影响一个人的体质，也会给他的心理带来某些变化。孙犁童年多病，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孙犁有着一副瘦长的身材，两肩稍端，虽然在很多地方保留着农民的习惯，但仍不失文静之态。自然，这是我们见到他的老年时候的样子。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自幼多病的身体，使他在神经和心理方面变得敏感起来。其次，他也可能比别人更易“多愁善感”，较能体验别人的疾苦和富有同情心。这并非说，这些特点全是病弱的结果；这只是说，一个像孙犁的童年那样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并具有某些良好素质的孩子，他的独特生理状况有可能加强这些特点而已。否则，换一种情况，那可能是一个暴戾不安的、不尽人情的孩子。这后一种情况，人们也并非少见。
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
在北方，农村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有请老师吃饭的习惯，尤其在每年春天刚开学时，他们留有过年的酒菜，饭桌上还比较丰盛。孙犁的家里每年请两次老师，席间，他的叔父向老师要求，不要打孙犁，因为他有病。据我们想来，孙犁自幼文弱，好静不好动，不是讨打的顽皮孩子，叔父所以这样说，固有防患未然之意，多半则是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的爱护之心。
本来，按照孙家的实际情况，当孙犁念完四年初小，就该务农或是出外习商；因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的话，发愿让他升学，以便考入邮政。他们认为，在邮政部门办事，就是得到了铁饭碗。对于一般人家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务实、更有吸引力的了。所以，就在孙家举行立碑“大典”的第二年，即1924年，他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进入高级小学，那年他十一岁。
孙犁在这里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两年，他所在的高级小学，位于城内东北角，那里原先是一座文庙。学校的设备也还完善，特别是阅览室里有许多“五四”前后出现的新的期刊，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等，以及许多新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如叶绍钧、许地山、刘大杰等人的小说，使他“眼界大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掀起之后，它的汹涌澎湃的激流，终于越过城市的高墙和田间小路，涌向这个小小的县城来了。
古城行
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德中学，录取了。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渐渐着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就业
毕业后的孙犁，在就业问题上算是历经坎坷，在北平和保定之间辗转着。一直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在家闲住了一些时间后，有一天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侯士珍写的。信里说：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希望即刻赴保定。两天后孙犁到了保定，见到了黄、侯二位同学。又过了两天，他就同侯、侯妻和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师，来到了同口镇。他和侯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工作。
同口镇属安新县，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是一个大的村镇。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山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
和在北平不一样，孙犁在这里工作得满有兴致。他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不仅可以放眼远远近近的明丽景色，早、晚还可以嗅到从野外吹来的水腥气味。这个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作家——例如萧洛霍夫——对农村生活的抒情描写，引发起对乡居生活的仰慕。他每天有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不要说接近群众的机会不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他从自己住的楼上就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从自己教的学生那里就可以获得对于他们生活的印象。所以，虽然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他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小说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②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整个看来，在白洋淀边这个村镇小学教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和当地群众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与进步文学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开朗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大风起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犁没有再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连忙往南走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人民就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现在，威胁已经变成现实，变成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在强敌压境之际，人民一度苦于没有党的领导；现在有了党的领导，他们蓄之已久的抗日热情，便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报国的时候终于来了。1937年冬季，他接到侯士珍一封信，是由安平县抗日政府转来的。这时，侯士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和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的身分。侯士珍的信，邀请孙犁到滹沱河北岸的肃宁看看，那里驻有抗日军队。孙犁于次日即整装——那不过是穿上一件灰色棉袍——赴安平县城。
随后，孙犁同父亲回到东辽城，在人心惶惶中度过了一个春节。1938年初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移驻安平县黄城一带，那里正是孙犁的岳家。这样，孙犁就在这年春季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他首先在家里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接着，他又选编了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出版。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一主编）第一期上。不久，孙犁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占了这张区党委机关报的一个版面。
对于这些文章，孙犁自己的看法是：“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历史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冀中平原的“大风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学队伍——孙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在晋察冀的山路上，孙犁走上了征战的路，也走上了文学的路和收获的路：他的第一批创作的果实，是在这里结出的。他自己评价道：“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
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孙犁在撑船老人和新安英雄身上看到的，是这种历史个性的新的升华。
1944年初春，孙犁接到通知：去延安。
西去延安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窑洞里，除了继续读鲁迅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了契诃夫的剧作，因为他爱好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抒情手法。
在延安的生活并不总是读书、上课，也生产。他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等生产活动，特别是修飞机场时，劳动很重，他一顿饭可以吃十四个馒头，馒头不大，加起来也该有一斤半吧。
孙犁继续进行创作，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①等。《五柳庄纪事》是孙犁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能没有如期完成，《杀楼》和《村落战》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标有副题“《五柳庄纪事》的第一节”、“五柳庄纪事”等字样，看来就是他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片断。
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荷花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那正是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②在河北平原和晋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开花结果了；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我国文坛上的那个“出色有无中”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
他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虽然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是够得上丰衣足食了，但究竟还有不少困难。例如，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年半的时间，还不够一期大专班毕业：他这个“研究生”（后来提升为教员），却在创作和学术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种际遇。
还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他曾写道：“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
胜利了，胜利比预想的来得要快，他们又从延安出发，向家乡行进了。因为孙犁是从晋察冀来的，所以被派作前站。他重新穿起那双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那根从敌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为是胜利后的还乡，心情之舒畅愉快，就不必说了。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正是阅历丰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
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他人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
迎接解放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乔迁的喜悦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
孙犁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家里更艰难。来天津穿的，是向邻居借的一件阴丹士林褂子，虽然也是旧的，色彩和质地却要好些。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这样，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