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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意识到，在文学批评家群落里，存在着两大敌对部落。借用法国人蒂博代的见解，其中一方为“职业批评”的操持者，另一方为“艺术家批评”的掌勺人。
操持职业批评的以文学教授为主，他们人数庞大，位高权重，擅长以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划定文学批评的山头。单个的职业批评者几乎无足称道，但他们是以集团军方式引人瞩目的。通常，他们从事批评不是为了阐述某个独到的文学见解，而是为了证明某位领军人物思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以文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者，我们可以按其拥戴的领军人物或主流派别，将他们分别命名为马克思军团、弗洛伊德军团、福柯军团、罗兰·巴特军团、后现代主义军团、女性主义军团，等等。
掌勺艺术家批评的大多单独立法，单兵作战，即使他们中个别人恰巧拥有教授头衔，或担任杂志主编，我们仍能从其桀骜不驯的著述态度和笔墨立场，尤其，从他们艺术家般张扬的文字个性中，看出他与职业批评者的明显区别，并把他归属于孤独的艺术家批评部落，就像《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一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他不仅拒绝向任何煊赫的文学山头臣服，还不惜身冒奇险，向那些麾下有无数文学教授为之摇旗呐喊的批评重镇叫板。“我是你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嚣张地说，“但我追随的是格鲁乔·马克思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格鲁乔的严肃告诫一直被我引为座右铭：‘不管那是什么，我一概反对！’”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毫不奇怪的是，对这位批评家中的提坦巨神，职业批评部落里的成员大多非常陌生，有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所以，布鲁姆嚣张完后仍不得不讪讪承认：“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两大部落间的敌意程度，至此已呈不可调和之势。艺术家批评捍卫者心目中最大的“英雄偶像”，在由文学教授把持的当今学科体系里，竟然悲惨到连个寻常教职都谋不到，风格的壁垒就此物化为现实的沟垒。对此，同为艺术家批评代表人物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早在布鲁姆说此话前半个多世纪就放过先声。在《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文里，伍尔芙曾拟设职业批评家的口吻，讥诮地表示：“他们说，伟大的批评家是最稀罕的人物，即使能像发生奇迹似的出现那么一个，我们又怎样维持他的存在？我们又拿什么来供养他？”——哦，明白了，把约翰逊博士废黜在当代批评界之外，只是因为他过于强悍，以至当代批评界所能提供的孱弱生态“供养”不了他。的确，参照约翰逊博士卓越无伦的文化天赋，他为文学批评制订的恐怖标准，将使他成为职业批评者最大的天敌。据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约翰逊博士曾断然认为：“一个人写完一本书，至少要掀翻半个图书馆才行。”更可怕的是，约翰逊博士还曾如此奚落大学里的可疑同行：“在一所大学中，找出两个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找出两百个学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故，假如约翰逊博士成为当代批评界的“祭酒”，那些无力“掀翻半个图书馆”同时又想借助福柯或女性主义提供的概念靠山来规模化生产论文的文学教授，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职业批评者部落针对艺术家批评的敌意越多，艺术型批评家的反抗也会随之愈深。所以，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蒂博代还告诉我们：“职业批评和艺术家批评之间的斗争是文学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犹如欧洲的一部分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斗争一样。”我们通常以为，发生在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斗争，即使涉嫌激烈，总还不脱“百家争鸣”的范畴，所谓敌意，也只会体现为纸上谈兵。谁知不然，当我翻开一本名叫《哈姆雷特谋杀案》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时，我发现，这类“斗争”竟然脱离了文学争鸣的体面途径，转而——哪怕是修辞意义上的——达到了凶杀案的层次。在该书第一页，以“艺术家批评”代言人自居的主人公（他在小说中的身份是一家学术刊物的主编）恶狠狠地写道：
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脑袋瓜——那个视男人如寇仇的婊子、女性主义评论家娜斯塔西娅·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是我用枪杀了他——那个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评论家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是我把毒镖吹进了他的脖子——那个超级无趣的印度佬、结构主义评论家伊西·乌塔普拉德什；是我用一颗塑料炸弹结果了文艺学评论家安娜-索菲·克里斯泰娜；上帝保佑，我还同时干掉了那个白痴变态者——弗洛伊德的徒孙美兰妮·荣格·弗洛伊德，还有社会学评论家莱弗·巴克。
说实话，对《哈姆雷特谋杀案》的作者美国人阿瑟·伯格，我并不了解，他是否有资格充任当代“艺术家批评”的代言人，我也一无所知。我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估计亦属此类。这家伙从事文学批评恐怕有两把刷子，但也许着了“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的魔道，待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我不得不说，作者只是试图写得“另类”而已，具体到写法，则难掩笨拙。好在，他虽然借鉴了小说体裁，醉翁之意则在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倒不妨通过他刻薄的描述，进一步看清职业批评者部落中文学教授的众生相。
比如那位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美兰妮，她的全部学术能耐在于：“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文学批评生涯里，她总能在别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而她之所以费劲地（也可能毫不费劲）在艺术作品里找到那么“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只是为了生产一篇“肯定会是重量级的文章”，以便“足以为我在某所顶级大学谋得一个职位”。至于那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者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他只要记住哈姆雷特说过“丹麦是一座监狱”，就可以证明丹麦王子“深受人民爱戴”，从而自如地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解剖莎士比亚了。用主人公（即谋杀犯）的话来说，这些“教授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知识，他们只对深奥的问题感兴趣，没办法应付现实的世界，他们不停地生产文章、文章、文章”。“现在的教授多半都不喜欢文学……文学只是他们用来推销各种社会理论、政治思想的工具。英文系里充斥着念念皆‘性’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分子和装模作样的社会工作者。”
在这本伪装成小说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里，所有那些为作者憎恶的职业批评者，最终都死于非命。用谋杀案来解决批评部落间的纷争，不是值得称道的方式，即使明知作者只是出于恶作剧，我也懒得欣赏。如此，我且把小说撇在一边，听听他艺术家批评的同道会如何说。在布鲁姆新著《西方正典》里，我同样发现了针对职业批评者的凌厉批评，甚至，在对职业批评家的归类里，两书都不无雷同。布鲁姆替那些素所不喜的职业批评家拟了个新名词：憎恨学派。他说：“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在该书结尾，作者进一步扩充了憎恨学派的成员：“我所反对的依次是艾略特及其学术界徒众们的新基督教式新批评；保罗·德·曼及其同伙的解构主义；新左派和老右派们正在对所谓文学经典的不平等乃至其道德可疑性进行的攻击。”虽然我对纷呈于西方的现代文学批评流派之了解非常肤浅，但大致上可以说，布鲁姆几乎对所有奠基于某个主义或某种新方法下的流行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拥趸，来了个一网打尽。他痛心疾首地认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区别何在？“文学批评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布鲁姆一再深情地重申，而“文化批评”不过是“又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约翰逊博士嘲笑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难“找出两百个学者”，布鲁姆进而认为，这些学者根本不配从事文学批评。他傲慢地宣称：“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他认为：“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这不，所有那些试图用“社会的关切”——不管披着马克思主义衣袍，穿着女性主义花裙，还是头顶着道德冠冕——就一概被他斥为文学的外道了。
文学批评界的两大部落，人数的悬殊与力量的强弱，适成反比。我曾引用过波德莱尔的一句话：对一幅画最好的评论，“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或一首挽歌”。这态度，差不多为艺术型批评家部落成员一致遵循。职业批评者正好相反，他们既然只是忙着生产论文而非表达独特的文学见解，那么，让自己的产品符合某种标准化流程，就成了优先考虑的方案。文章是否会因千篇一律而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毫不介意。何况，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是标准化，只要事涉大众产业而非个体创造，标准化就绝非一种缺点。只有创造的世界才追求独一无二，而在职业批评家的生产车间里，只要确保符合某种学术团体操的标准，其最终产品——论文或论著——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版上架了。写一种表达“最深层次的”文学性“焦虑”的论文，原是他们力所不逮的，而为了使作为一种谋生活计的文学批评可以依旧操持下去，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随便投入哪个时髦门派的怀抱，以便借助该流派提供的大量非文学/伪文学的概念零配件，完成论文的组装。
反观艺术家批评部落，他们奉行的永远是这样一句口号：“文学批评是一门艺术。”不用说，将这句口号的首倡者归在任何一位批评家名下，都会显得鲁莽。布鲁姆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在约翰逊博士、王尔德、伍尔芙、本雅明等人笔下，反复读到类似意见，而威廉·赫兹利特（他同样是该部落的酋长级人物）在《论文学批评》一文里，更曾直接说出了它。而且，我相信布鲁姆读到过它，因为他曾表示：“赫兹利特对我来说似乎是英语批评家中仅次于约翰逊的。”在《西方正典》里，作者也多次对这位前辈的见解表示了“响应”，并赞其为“大批评家中真正的左派”。
艺术型批评家部落的成员虽然性喜各自为战，各领风骚，但一种强烈的同道之谊，也会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取暖。除赫兹利特对约翰逊博士略有微词外，就我所见，该部落成员间的相互赞赏，在我们这个“文人相轻”经常被人引为公理的文学世界里，竟然表现得极为诚挚。出自约翰逊博士或王尔德笔下的智慧格言，几可视为该部落成员间的接头暗号，就像“力比多”、“后现代主义”早已成为职业批评者部落里的通行证一样。当然，赞赏不同于朝拜，艺术型批评家部落里的成员拒绝朝拜任何山头，他们评论某位作者或某篇作品时，永远不会满足于诠释一个主义、论证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颂赞某位前贤，那么，他们宁可向阿里斯托芬进香，也不会向约翰逊博士纳贡。布鲁姆就引用过海涅的话：“有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阿里斯托芬。”众所周知，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经用喜剧方式讥评过当年雅典的大人物，如苏格拉底。他们礼赞阿里斯托芬而不是约翰逊博士，只是为了说明：文学批评对于我辈，与其说是一项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创造。在他们眼里，文学批评不是一种依附性文体，而是可以与诗歌、散文、小说分庭抗礼的创造性文体。同理，他们决不认为文学批评家是文学世界的二等公民，除非，那家伙属于另一个批评部落。这一点，在二十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法国人让-伊夫·塔迪埃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一书中概括道：“二十世纪里，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
说来也怪，两大批评部落的成员，志向不同，抱负各异，其一将批评视为立身之本，其一将批评视为晋阶之资，他们原本大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非要视为寇仇，甚至不惜“干掉”对方而后快呢？原来，他们的工作构成了彼此冒犯。他们的同行关系原本貌合神离，脆弱不堪，但却并不妨碍“同行是冤家”的世俗法则从中迅速生成。个中原委，苏珊·桑塔格在名文《反对阐释》里已经做了充分“阐释”。这位不久前去世的大批评家，无疑也是当代艺术型批评家部落的杰出代表。她曾表示，更愿意别人认同自己的小说家身份而不是批评家。在我看来，这份表示除了证明她的艺术型批评家身份，别无意义。因为，人们奉她为“美国知识界的良心”，可不是依据她的小说，恰是依据她的非虚构类文字，尽管不限于文学批评。
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的阐释，通常表现为：用各种令作家大感意外的非文学概念，对作品作出种种非文学或反文学的归纳和提升。当他们如此挖掘题外之旨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言外之意恰恰是：作品本身是靠不住的。在阐释的强权下，作品要么是一块糙砺的璞玉，除非被一双职业批评者的辣手刮垢磨光，否则必然不值分文；要么是一间文学危房，除非被职业批评家用种种文化概念对它重新加固、涂刷，否则就会摇摇欲坠。由于天然长着一双反文学的怪眼，职业批评者遂成长为一拨杜撰文化意义的抽象狂人，在他们疯狂的寻找中（原理上类似买椟还珠，操作上好像敲骨吸髓），文学真正的魅力有可能寂然而逝。所以，该部落的当代敌人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题记”里，就引用了王尔德（又是王尔德！）的靓语以正视听：“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那意思就是：文学的魅力就表现在文学之中，它是可见的，这种魅力永远不会栖息在弗洛伊德等人的概念冷柜里。哈姆雷特的性格无需“俄狄浦斯情结”来插手，《红楼梦》的主题也不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照耀。桑塔格说：“那些想从（伯格曼电影里的）坦克意象中获得一种弗洛伊德主义阐释的人，只不过显露出他们对银幕上的东西缺乏反应”而已，换言之，只不过显露出他们的浅薄而已。尽管，在目前怪诞的批评世道里，这类标签化的浅薄，几乎屡试不爽地被错认为标签式的深刻。
针对文学的阐释，到底会引发何等不良后果呢？桑塔格说了很多让我只能俯首称是的妙论，而她的话听在一位职业批评者耳朵里，则会成为最恐怖的棒喝。她说：“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她认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对于热衷于阐释的职业批评者，她毫不掩饰内心的不屑，把他们直斥为“庸人”：“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作为艺术型批评家的精神传人，和后来的布鲁姆一样，她同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批评”：“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她深情发布的文学宣言，虽然表达得非常不凡，在我听来，却也更像是该批评部落的一种经久不衰的回响。她热烈地呼吁：“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其实，类似意思早已被她的部落前辈表达殆尽了，比如，赫兹立特早在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就写道：“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反映出作品的色彩、明暗、灵魂和肉体。”所以，桑塔格在该文结尾提出的那个美妙倡议——“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与赫兹立特相比，只是表达上更多些柔媚色彩而已。它对我之所以无甚新意，乃是因为我已把它铭之肺腑。
必须承认，“艺术色情学”较之“艺术阐释学”，难度上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如果两大批评部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借助文学批评来“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不应容忍其中一部分人安然使用难度较低的方式来猎取成功。问题在于，两者的目标根本不同，就像雄鹰与小鸡，虽然都长着一对翅膀，但前者向往广袤的蓝天，后者只是满足于在草丛里找几粒虫子充饥，那对翅膀，不过是一种摆设。艺术阐释学在生成机理上就与艺术无关，它本质上效命于教授工程学。职业批评者部落的成员早已拿定主意，决计通过论文来为自己在“某所顶级大学谋得一个职位”，只要绕开“艺术色情学”有助于他们更迅捷地抵达那个职位——实情就是如此——他们绝不会犹豫彷徨。何况，以他们相对贫瘠的性情才力，从事“艺术色情学”的探索，路途也过于险峻了。
事实上，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并非两种文学观念上的争执，战争的根源也不在文学内部：不是兄弟阋于墙，而是两军逐于野。那是精神追求与世俗荣耀之间的对抗，是内心光芒与外在头衔的对峙，双方根本没有媾和的余地。这两类批评家，如蒂博代所言，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以做一部分为满足，它们都要独霸天下，都要占有批评的全部，都要成为批评的生命”。说准确些，这其实是世俗利益联盟与文学精神同盟间的战争。对职业批评者联盟来说，一个福柯就是一家巨型的学术企业，一个弗洛伊德足以生成一条庞大的教授产业链。对此，艺术型批评家是万万不会认同的，他们对具有天才强力的弗洛伊德、福柯等人说不定也会刮目相看（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就给予弗洛伊德堪称崇高的经典地位），但对两位大师手下的文学批评门徒，则一概鄙视。因为，那些独特的创见一旦落在这一众门徒手中，只会沦为生产论文的金属器械，绝不可能升格为瞄准文学的艺术仪器。
由于职业批评者联盟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几乎每一位艺术型批评家的内心都不免生出怯意。所以，尽管他们智慧超群且个个长着一双锐利的批评虎牙，一旦面对这个“旅鼠”（布鲁姆语）般庞大的对手，他们甚至会因为沮丧而丧失斗志。在《西方正典》题为“哀伤的结语”的末尾，作者布鲁姆一改此前的文学角斗士风范，意志骤然消沉，就像一轮急遽坠海的夕阳。“我在一所顶尖大学教了一辈子的文学以后”，他感叹道，“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渡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他自称是“一位年迈的浪漫主义者”，并绝望地断言：“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
如果尊重布鲁姆的感叹，我只能说：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虽然永远不会结束，但是，其中理应获胜的一方，目前已呈颓势。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结论。对这场战争，我只有立场，没有结论。
操持职业批评的以文学教授为主，他们人数庞大，位高权重，擅长以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划定文学批评的山头。单个的职业批评者几乎无足称道，但他们是以集团军方式引人瞩目的。通常，他们从事批评不是为了阐述某个独到的文学见解，而是为了证明某位领军人物思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以文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者，我们可以按其拥戴的领军人物或主流派别，将他们分别命名为马克思军团、弗洛伊德军团、福柯军团、罗兰·巴特军团、后现代主义军团、女性主义军团，等等。
掌勺艺术家批评的大多单独立法，单兵作战，即使他们中个别人恰巧拥有教授头衔，或担任杂志主编，我们仍能从其桀骜不驯的著述态度和笔墨立场，尤其，从他们艺术家般张扬的文字个性中，看出他与职业批评者的明显区别，并把他归属于孤独的艺术家批评部落，就像《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一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他不仅拒绝向任何煊赫的文学山头臣服，还不惜身冒奇险，向那些麾下有无数文学教授为之摇旗呐喊的批评重镇叫板。“我是你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嚣张地说，“但我追随的是格鲁乔·马克思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格鲁乔的严肃告诫一直被我引为座右铭：‘不管那是什么，我一概反对！’”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毫不奇怪的是，对这位批评家中的提坦巨神，职业批评部落里的成员大多非常陌生，有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所以，布鲁姆嚣张完后仍不得不讪讪承认：“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两大部落间的敌意程度，至此已呈不可调和之势。艺术家批评捍卫者心目中最大的“英雄偶像”，在由文学教授把持的当今学科体系里，竟然悲惨到连个寻常教职都谋不到，风格的壁垒就此物化为现实的沟垒。对此，同为艺术家批评代表人物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早在布鲁姆说此话前半个多世纪就放过先声。在《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文里，伍尔芙曾拟设职业批评家的口吻，讥诮地表示：“他们说，伟大的批评家是最稀罕的人物，即使能像发生奇迹似的出现那么一个，我们又怎样维持他的存在？我们又拿什么来供养他？”——哦，明白了，把约翰逊博士废黜在当代批评界之外，只是因为他过于强悍，以至当代批评界所能提供的孱弱生态“供养”不了他。的确，参照约翰逊博士卓越无伦的文化天赋，他为文学批评制订的恐怖标准，将使他成为职业批评者最大的天敌。据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约翰逊博士曾断然认为：“一个人写完一本书，至少要掀翻半个图书馆才行。”更可怕的是，约翰逊博士还曾如此奚落大学里的可疑同行：“在一所大学中，找出两个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找出两百个学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故，假如约翰逊博士成为当代批评界的“祭酒”，那些无力“掀翻半个图书馆”同时又想借助福柯或女性主义提供的概念靠山来规模化生产论文的文学教授，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职业批评者部落针对艺术家批评的敌意越多，艺术型批评家的反抗也会随之愈深。所以，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蒂博代还告诉我们：“职业批评和艺术家批评之间的斗争是文学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犹如欧洲的一部分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斗争一样。”我们通常以为，发生在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斗争，即使涉嫌激烈，总还不脱“百家争鸣”的范畴，所谓敌意，也只会体现为纸上谈兵。谁知不然，当我翻开一本名叫《哈姆雷特谋杀案》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时，我发现，这类“斗争”竟然脱离了文学争鸣的体面途径，转而——哪怕是修辞意义上的——达到了凶杀案的层次。在该书第一页，以“艺术家批评”代言人自居的主人公（他在小说中的身份是一家学术刊物的主编）恶狠狠地写道：
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脑袋瓜——那个视男人如寇仇的婊子、女性主义评论家娜斯塔西娅·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是我用枪杀了他——那个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评论家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是我把毒镖吹进了他的脖子——那个超级无趣的印度佬、结构主义评论家伊西·乌塔普拉德什；是我用一颗塑料炸弹结果了文艺学评论家安娜-索菲·克里斯泰娜；上帝保佑，我还同时干掉了那个白痴变态者——弗洛伊德的徒孙美兰妮·荣格·弗洛伊德，还有社会学评论家莱弗·巴克。
说实话，对《哈姆雷特谋杀案》的作者美国人阿瑟·伯格，我并不了解，他是否有资格充任当代“艺术家批评”的代言人，我也一无所知。我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估计亦属此类。这家伙从事文学批评恐怕有两把刷子，但也许着了“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的魔道，待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我不得不说，作者只是试图写得“另类”而已，具体到写法，则难掩笨拙。好在，他虽然借鉴了小说体裁，醉翁之意则在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倒不妨通过他刻薄的描述，进一步看清职业批评者部落中文学教授的众生相。
比如那位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美兰妮，她的全部学术能耐在于：“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文学批评生涯里，她总能在别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而她之所以费劲地（也可能毫不费劲）在艺术作品里找到那么“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只是为了生产一篇“肯定会是重量级的文章”，以便“足以为我在某所顶级大学谋得一个职位”。至于那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者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他只要记住哈姆雷特说过“丹麦是一座监狱”，就可以证明丹麦王子“深受人民爱戴”，从而自如地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解剖莎士比亚了。用主人公（即谋杀犯）的话来说，这些“教授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知识，他们只对深奥的问题感兴趣，没办法应付现实的世界，他们不停地生产文章、文章、文章”。“现在的教授多半都不喜欢文学……文学只是他们用来推销各种社会理论、政治思想的工具。英文系里充斥着念念皆‘性’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分子和装模作样的社会工作者。”
在这本伪装成小说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里，所有那些为作者憎恶的职业批评者，最终都死于非命。用谋杀案来解决批评部落间的纷争，不是值得称道的方式，即使明知作者只是出于恶作剧，我也懒得欣赏。如此，我且把小说撇在一边，听听他艺术家批评的同道会如何说。在布鲁姆新著《西方正典》里，我同样发现了针对职业批评者的凌厉批评，甚至，在对职业批评家的归类里，两书都不无雷同。布鲁姆替那些素所不喜的职业批评家拟了个新名词：憎恨学派。他说：“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在该书结尾，作者进一步扩充了憎恨学派的成员：“我所反对的依次是艾略特及其学术界徒众们的新基督教式新批评；保罗·德·曼及其同伙的解构主义；新左派和老右派们正在对所谓文学经典的不平等乃至其道德可疑性进行的攻击。”虽然我对纷呈于西方的现代文学批评流派之了解非常肤浅，但大致上可以说，布鲁姆几乎对所有奠基于某个主义或某种新方法下的流行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拥趸，来了个一网打尽。他痛心疾首地认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区别何在？“文学批评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布鲁姆一再深情地重申，而“文化批评”不过是“又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约翰逊博士嘲笑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难“找出两百个学者”，布鲁姆进而认为，这些学者根本不配从事文学批评。他傲慢地宣称：“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他认为：“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这不，所有那些试图用“社会的关切”——不管披着马克思主义衣袍，穿着女性主义花裙，还是头顶着道德冠冕——就一概被他斥为文学的外道了。
文学批评界的两大部落，人数的悬殊与力量的强弱，适成反比。我曾引用过波德莱尔的一句话：对一幅画最好的评论，“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或一首挽歌”。这态度，差不多为艺术型批评家部落成员一致遵循。职业批评者正好相反，他们既然只是忙着生产论文而非表达独特的文学见解，那么，让自己的产品符合某种标准化流程，就成了优先考虑的方案。文章是否会因千篇一律而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毫不介意。何况，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是标准化，只要事涉大众产业而非个体创造，标准化就绝非一种缺点。只有创造的世界才追求独一无二，而在职业批评家的生产车间里，只要确保符合某种学术团体操的标准，其最终产品——论文或论著——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版上架了。写一种表达“最深层次的”文学性“焦虑”的论文，原是他们力所不逮的，而为了使作为一种谋生活计的文学批评可以依旧操持下去，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随便投入哪个时髦门派的怀抱，以便借助该流派提供的大量非文学/伪文学的概念零配件，完成论文的组装。
反观艺术家批评部落，他们奉行的永远是这样一句口号：“文学批评是一门艺术。”不用说，将这句口号的首倡者归在任何一位批评家名下，都会显得鲁莽。布鲁姆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在约翰逊博士、王尔德、伍尔芙、本雅明等人笔下，反复读到类似意见，而威廉·赫兹利特（他同样是该部落的酋长级人物）在《论文学批评》一文里，更曾直接说出了它。而且，我相信布鲁姆读到过它，因为他曾表示：“赫兹利特对我来说似乎是英语批评家中仅次于约翰逊的。”在《西方正典》里，作者也多次对这位前辈的见解表示了“响应”，并赞其为“大批评家中真正的左派”。
艺术型批评家部落的成员虽然性喜各自为战，各领风骚，但一种强烈的同道之谊，也会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取暖。除赫兹利特对约翰逊博士略有微词外，就我所见，该部落成员间的相互赞赏，在我们这个“文人相轻”经常被人引为公理的文学世界里，竟然表现得极为诚挚。出自约翰逊博士或王尔德笔下的智慧格言，几可视为该部落成员间的接头暗号，就像“力比多”、“后现代主义”早已成为职业批评者部落里的通行证一样。当然，赞赏不同于朝拜，艺术型批评家部落里的成员拒绝朝拜任何山头，他们评论某位作者或某篇作品时，永远不会满足于诠释一个主义、论证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颂赞某位前贤，那么，他们宁可向阿里斯托芬进香，也不会向约翰逊博士纳贡。布鲁姆就引用过海涅的话：“有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阿里斯托芬。”众所周知，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经用喜剧方式讥评过当年雅典的大人物，如苏格拉底。他们礼赞阿里斯托芬而不是约翰逊博士，只是为了说明：文学批评对于我辈，与其说是一项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创造。在他们眼里，文学批评不是一种依附性文体，而是可以与诗歌、散文、小说分庭抗礼的创造性文体。同理，他们决不认为文学批评家是文学世界的二等公民，除非，那家伙属于另一个批评部落。这一点，在二十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法国人让-伊夫·塔迪埃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一书中概括道：“二十世纪里，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
说来也怪，两大批评部落的成员，志向不同，抱负各异，其一将批评视为立身之本，其一将批评视为晋阶之资，他们原本大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非要视为寇仇，甚至不惜“干掉”对方而后快呢？原来，他们的工作构成了彼此冒犯。他们的同行关系原本貌合神离，脆弱不堪，但却并不妨碍“同行是冤家”的世俗法则从中迅速生成。个中原委，苏珊·桑塔格在名文《反对阐释》里已经做了充分“阐释”。这位不久前去世的大批评家，无疑也是当代艺术型批评家部落的杰出代表。她曾表示，更愿意别人认同自己的小说家身份而不是批评家。在我看来，这份表示除了证明她的艺术型批评家身份，别无意义。因为，人们奉她为“美国知识界的良心”，可不是依据她的小说，恰是依据她的非虚构类文字，尽管不限于文学批评。
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的阐释，通常表现为：用各种令作家大感意外的非文学概念，对作品作出种种非文学或反文学的归纳和提升。当他们如此挖掘题外之旨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言外之意恰恰是：作品本身是靠不住的。在阐释的强权下，作品要么是一块糙砺的璞玉，除非被一双职业批评者的辣手刮垢磨光，否则必然不值分文；要么是一间文学危房，除非被职业批评家用种种文化概念对它重新加固、涂刷，否则就会摇摇欲坠。由于天然长着一双反文学的怪眼，职业批评者遂成长为一拨杜撰文化意义的抽象狂人，在他们疯狂的寻找中（原理上类似买椟还珠，操作上好像敲骨吸髓），文学真正的魅力有可能寂然而逝。所以，该部落的当代敌人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题记”里，就引用了王尔德（又是王尔德！）的靓语以正视听：“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那意思就是：文学的魅力就表现在文学之中，它是可见的，这种魅力永远不会栖息在弗洛伊德等人的概念冷柜里。哈姆雷特的性格无需“俄狄浦斯情结”来插手，《红楼梦》的主题也不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照耀。桑塔格说：“那些想从（伯格曼电影里的）坦克意象中获得一种弗洛伊德主义阐释的人，只不过显露出他们对银幕上的东西缺乏反应”而已，换言之，只不过显露出他们的浅薄而已。尽管，在目前怪诞的批评世道里，这类标签化的浅薄，几乎屡试不爽地被错认为标签式的深刻。
针对文学的阐释，到底会引发何等不良后果呢？桑塔格说了很多让我只能俯首称是的妙论，而她的话听在一位职业批评者耳朵里，则会成为最恐怖的棒喝。她说：“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她认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对于热衷于阐释的职业批评者，她毫不掩饰内心的不屑，把他们直斥为“庸人”：“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作为艺术型批评家的精神传人，和后来的布鲁姆一样，她同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批评”：“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她深情发布的文学宣言，虽然表达得非常不凡，在我听来，却也更像是该批评部落的一种经久不衰的回响。她热烈地呼吁：“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其实，类似意思早已被她的部落前辈表达殆尽了，比如，赫兹立特早在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就写道：“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反映出作品的色彩、明暗、灵魂和肉体。”所以，桑塔格在该文结尾提出的那个美妙倡议——“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与赫兹立特相比，只是表达上更多些柔媚色彩而已。它对我之所以无甚新意，乃是因为我已把它铭之肺腑。
必须承认，“艺术色情学”较之“艺术阐释学”，难度上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如果两大批评部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借助文学批评来“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不应容忍其中一部分人安然使用难度较低的方式来猎取成功。问题在于，两者的目标根本不同，就像雄鹰与小鸡，虽然都长着一对翅膀，但前者向往广袤的蓝天，后者只是满足于在草丛里找几粒虫子充饥，那对翅膀，不过是一种摆设。艺术阐释学在生成机理上就与艺术无关，它本质上效命于教授工程学。职业批评者部落的成员早已拿定主意，决计通过论文来为自己在“某所顶级大学谋得一个职位”，只要绕开“艺术色情学”有助于他们更迅捷地抵达那个职位——实情就是如此——他们绝不会犹豫彷徨。何况，以他们相对贫瘠的性情才力，从事“艺术色情学”的探索，路途也过于险峻了。
事实上，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并非两种文学观念上的争执，战争的根源也不在文学内部：不是兄弟阋于墙，而是两军逐于野。那是精神追求与世俗荣耀之间的对抗，是内心光芒与外在头衔的对峙，双方根本没有媾和的余地。这两类批评家，如蒂博代所言，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以做一部分为满足，它们都要独霸天下，都要占有批评的全部，都要成为批评的生命”。说准确些，这其实是世俗利益联盟与文学精神同盟间的战争。对职业批评者联盟来说，一个福柯就是一家巨型的学术企业，一个弗洛伊德足以生成一条庞大的教授产业链。对此，艺术型批评家是万万不会认同的，他们对具有天才强力的弗洛伊德、福柯等人说不定也会刮目相看（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就给予弗洛伊德堪称崇高的经典地位），但对两位大师手下的文学批评门徒，则一概鄙视。因为，那些独特的创见一旦落在这一众门徒手中，只会沦为生产论文的金属器械，绝不可能升格为瞄准文学的艺术仪器。
由于职业批评者联盟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几乎每一位艺术型批评家的内心都不免生出怯意。所以，尽管他们智慧超群且个个长着一双锐利的批评虎牙，一旦面对这个“旅鼠”（布鲁姆语）般庞大的对手，他们甚至会因为沮丧而丧失斗志。在《西方正典》题为“哀伤的结语”的末尾，作者布鲁姆一改此前的文学角斗士风范，意志骤然消沉，就像一轮急遽坠海的夕阳。“我在一所顶尖大学教了一辈子的文学以后”，他感叹道，“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渡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他自称是“一位年迈的浪漫主义者”，并绝望地断言：“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
如果尊重布鲁姆的感叹，我只能说：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虽然永远不会结束，但是，其中理应获胜的一方，目前已呈颓势。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结论。对这场战争，我只有立场，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