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实践思想。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入手，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发展轨迹，阐明马克思实践思想发展的特点，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和发展的逻辑基点。
关键词：自我意识；异化劳动；实践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1-03
“实践”无疑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灵魂。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关于“实践”并没有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也没有对“实践”进行过直接的界定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却是丰富的。对于“实践”的理解，我们要结合马克思哲学的脉络，从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逻辑基点转换上来追寻“实践”的轨迹。
一、从自我意识出发的理论实践
19世纪30年代，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马克思被自我意识哲学深深的吸引着，他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且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成为一名积极成员。青年黑格尔派是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武器、批判宗教教条、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的。这与马克思当时的精神发展方向和政治态度都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高举“自我意识”这一大旗，开始了理论上的反封建专制制度上的斗争，并于1841年3月写出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从根本上论证了自我意识哲学产生的必然性，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他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一样，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思想，坚持用自我意识去解释和批判宗教，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也是在这一论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实践”概念，他说：“当意志从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着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殊的现实。”[1]可见，在当时的马克思眼里“实践”只是理论上的实践，是一种理论批判活动。由于受到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力量来自本身自由的理性。不过虽然马克思当时的实践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对于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则科学的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认为哲学和现实世界是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这既不同于黑格尔主张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否定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把两者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的作用绝对化，夸大哲学的批判作用。这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而且离开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信号”。
离开大学校园后，马克思就开始了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对于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仍然从理性原则出发，力图用“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最后连马克思借以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普鲁市政府查封了，这使得马克思开始对原有的哲学信仰进行反思。马克思发现对现实关注的越多，理性的批判就越发显得无力。马克思逐渐地意识到理性的批判应该走出自身，批判的对象应该是现存的社会制度。至此，马克思在开始怀有的那种将主体能动性单纯依从于自我意识的理论逻辑基点，被现实打的支离破碎。
二、从人本思想出发的异化劳动
正当马克思为自己理论寻求新的理论基点时，费尔巴哈闯入了他的视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把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的主张，都使得马克思义无返顾的投向了他的怀抱。马克思理论逻辑基点开始逐渐的过渡到从“人”的主体本质出发这一基点。
在对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集中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泛逻辑神秘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创办了《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些著作，他深刻分析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之间的关系，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解放并不等于人类解放。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两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在于，实践从理论批判转变成政治批判和推翻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2]，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直接使用了“革命实践”的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区别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通过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对于实践的主体马克思在当时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出来，他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大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可见在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没有涉及到实践的物质内容。
在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无疑是受费尔巴哈影响最深的。在《手稿》中，“支配马克思深层理论框架和权利话语的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他“从‘人’的主体本质这一逻辑的主导出发是统摄一切理论规定的范式”[5]。也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的经济事实，并把他以往研究的政治斗争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实践”以物质内容。《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理解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的基本内容。但是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劳动”在当时还有另一种名称——“异化劳动”。所谓的“异化劳动”是针对“自由自觉的活动”提出的。《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工人的劳动实践并不能使工人感到愉悦，也不能使工人享受到劳动成果，反而劳动产品支配着劳动者，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穷，越受他的产品的统治。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人的类本质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马克思紧接着又指出：虽然异化劳动使得人的类本质丧失，但是也正是这种自我异化的发展为异化的扬弃创造了条件，“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从而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对象化、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而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样，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完成了哲学共产主义的逻辑论证。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与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对于“实践”的理解看似却进了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本质时也分析了实践的特征——主体性、客观性、创造性。实践本身就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而主体人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是离不开外部自然界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7]可见离开了客观基础，实践无从谈起。然而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劳作，“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8]，实践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实践即人作为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化为对象、创造客体，以表现和确证自己是对象性的、现实的人，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可见并不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只有具有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才是实践。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也有少许的论述，他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9]。
可以看出，《手稿》中的理论逻辑已经消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马克思也没有全盘接受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而是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高扬了人。然而扬弃之间，唯心主义历史观成了马克思理论的隐性本质，人仍然是“类存在物”，并不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完成的哲学共产主义逻辑论证，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伦理口号，马克思的理论撞到现实仍然会碰到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势必要从自身出发，从理论中突破。而《神圣家族》印证了这一突破。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理论矛头直指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且主要的理论框架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中却有着另外一种倾向——他们越发的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出发，来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样就相对削弱了人本主义哲学对理论逻辑的支配作用。
鲍威尔一伙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而人的一些活动和实践统统是批判的批判的思维进程，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外部的感性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10]，那么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要从工人的头脑中铲除资本、雇佣劳动等范畴即可。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幻想的那样完成于抽象的理论批判之中，而必定完成与“实实在在的实践中”[11]，因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2]。从而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消灭无产阶级被奴役的异化状态，同样必须通过实践。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仍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人只有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才能成为现实的人。但他们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进而分析“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人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3]，这意味着，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就是人的本质的丧失，“消灭人对自己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就意味着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意味着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而恢复对生存资料的占有”[14]。最为重要的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开始了解历史，他们批判鲍威尔一伙“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15]可见，实践虽然还没有被科学的规定，可马克思原先的理论逻辑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了，他的具体话语开始向社会历史的基础性回落。理论再往前发展，原有的理论逻辑势必连根拔起，新的理论逻辑将会露出新芽。
三、从人类主体出发的物质实践
如果说，《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使马克思转向了一般唯物主义，那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则使马克思转向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这样说，不仅仅在于《提纲》中马克思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究其深层则在于马克思已经摆脱了原有的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框架，站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勾勒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且《提纲》中马克思统一了科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把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然，马克思原有的理论逻辑基点的蜕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早在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就已经发出了劳动异化史观的逻辑框架“解构”的信号。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有意的抛弃先前的“异化劳动”这一逻辑工具，并努力的从现实历史的实际发展中、从具体的“工业”中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矛盾。但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提炼出“实践”这一精炼的逻辑基点，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直至《提纲》，马克思虽然没有过多的理论叙述，但却以简单、明了、精炼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哲学面貌。
《提纲》的开篇首条，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首先，他“不同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认为这些唯物主义都错了！错在他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6]。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暗示了自己的理论逻辑线索——对事物、现实、感性，就是要从主观方面，从人类主体出发，把它们置于具体的实践中去透视。当然，马克思批判了“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投向“唯心主义”的怀抱。虽然“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7]。显而易见，唯心主义确实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唯心主义却压根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才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决定性的基础。”[18]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他坚持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基础性地位，但又把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张扬出来。一方面，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前提，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辩证法的能动性。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和，因为马克思“在此处掀起的哲学变革并不是无意义的老调重弹”[19]。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对抽象物质与抽象精神的界定，一方面，他指出对“事物、现实、感性，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0]。另一方面，马克思有肯定了“思维的此岸性”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21]。可见，马克思在人类主体的具体实践中重新界定了物质与精神，这是完全扬弃先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框架的结果，马克思开始站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新视野。
既然，物质与精神已经迈入了人类实践的界定中，那么“人”就应当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而非感性直观的人；人的本质也就应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而历史也就应当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向前运动的客观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发展进程，是人类劳动生产客观的生长历史”，而非“那个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否定之否定过程”[22]。沿着这条思路，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批判马克思已经不再使用悬设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作为逻辑工具，而是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自身出发去理解矛盾。“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23]。可见，“客观实践”已经取代了“异化”在逻辑上的主导地位，马克思的主导话语也已经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转到“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上，并在人类主体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基础上统一了唯物论、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地解决了以往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难题。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尊重了社会现实基础的物质性，同时又高扬了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至此，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这一逻辑基点上建立起来，从此拉开了科学理论的序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M].1982.7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56.417.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1995.9，567.
〔5〕〔18〕〔19〕〔22〕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66，76，76，79.
〔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1979.117，92， 97，127.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1979.105，194.
〔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1957.152， 52，45，191.
〔16〕〔17〕〔20〕〔2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1979. 16，16，16，16，59.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自我意识；异化劳动；实践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1-03
“实践”无疑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灵魂。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关于“实践”并没有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也没有对“实践”进行过直接的界定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却是丰富的。对于“实践”的理解，我们要结合马克思哲学的脉络，从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逻辑基点转换上来追寻“实践”的轨迹。
一、从自我意识出发的理论实践
19世纪30年代，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马克思被自我意识哲学深深的吸引着，他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且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成为一名积极成员。青年黑格尔派是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武器、批判宗教教条、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的。这与马克思当时的精神发展方向和政治态度都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高举“自我意识”这一大旗，开始了理论上的反封建专制制度上的斗争，并于1841年3月写出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从根本上论证了自我意识哲学产生的必然性，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他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一样，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思想，坚持用自我意识去解释和批判宗教，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也是在这一论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实践”概念，他说：“当意志从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着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殊的现实。”[1]可见，在当时的马克思眼里“实践”只是理论上的实践，是一种理论批判活动。由于受到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力量来自本身自由的理性。不过虽然马克思当时的实践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对于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则科学的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认为哲学和现实世界是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这既不同于黑格尔主张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否定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把两者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的作用绝对化，夸大哲学的批判作用。这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而且离开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信号”。
离开大学校园后，马克思就开始了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对于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仍然从理性原则出发，力图用“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最后连马克思借以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普鲁市政府查封了，这使得马克思开始对原有的哲学信仰进行反思。马克思发现对现实关注的越多，理性的批判就越发显得无力。马克思逐渐地意识到理性的批判应该走出自身，批判的对象应该是现存的社会制度。至此，马克思在开始怀有的那种将主体能动性单纯依从于自我意识的理论逻辑基点，被现实打的支离破碎。
二、从人本思想出发的异化劳动
正当马克思为自己理论寻求新的理论基点时，费尔巴哈闯入了他的视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把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的主张，都使得马克思义无返顾的投向了他的怀抱。马克思理论逻辑基点开始逐渐的过渡到从“人”的主体本质出发这一基点。
在对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集中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泛逻辑神秘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创办了《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些著作，他深刻分析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之间的关系，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解放并不等于人类解放。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两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在于，实践从理论批判转变成政治批判和推翻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2]，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直接使用了“革命实践”的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区别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通过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对于实践的主体马克思在当时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出来，他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大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可见在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没有涉及到实践的物质内容。
在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无疑是受费尔巴哈影响最深的。在《手稿》中，“支配马克思深层理论框架和权利话语的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他“从‘人’的主体本质这一逻辑的主导出发是统摄一切理论规定的范式”[5]。也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的经济事实，并把他以往研究的政治斗争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实践”以物质内容。《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理解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的基本内容。但是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劳动”在当时还有另一种名称——“异化劳动”。所谓的“异化劳动”是针对“自由自觉的活动”提出的。《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工人的劳动实践并不能使工人感到愉悦，也不能使工人享受到劳动成果，反而劳动产品支配着劳动者，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穷，越受他的产品的统治。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人的类本质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马克思紧接着又指出：虽然异化劳动使得人的类本质丧失，但是也正是这种自我异化的发展为异化的扬弃创造了条件，“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从而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对象化、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而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样，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完成了哲学共产主义的逻辑论证。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与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对于“实践”的理解看似却进了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本质时也分析了实践的特征——主体性、客观性、创造性。实践本身就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而主体人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是离不开外部自然界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7]可见离开了客观基础，实践无从谈起。然而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劳作，“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8]，实践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实践即人作为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化为对象、创造客体，以表现和确证自己是对象性的、现实的人，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可见并不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只有具有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才是实践。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也有少许的论述，他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9]。
可以看出，《手稿》中的理论逻辑已经消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马克思也没有全盘接受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而是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高扬了人。然而扬弃之间，唯心主义历史观成了马克思理论的隐性本质，人仍然是“类存在物”，并不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完成的哲学共产主义逻辑论证，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伦理口号，马克思的理论撞到现实仍然会碰到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势必要从自身出发，从理论中突破。而《神圣家族》印证了这一突破。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理论矛头直指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且主要的理论框架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中却有着另外一种倾向——他们越发的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出发，来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样就相对削弱了人本主义哲学对理论逻辑的支配作用。
鲍威尔一伙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而人的一些活动和实践统统是批判的批判的思维进程，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外部的感性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10]，那么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要从工人的头脑中铲除资本、雇佣劳动等范畴即可。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幻想的那样完成于抽象的理论批判之中，而必定完成与“实实在在的实践中”[11]，因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2]。从而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消灭无产阶级被奴役的异化状态，同样必须通过实践。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仍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人只有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才能成为现实的人。但他们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进而分析“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人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3]，这意味着，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就是人的本质的丧失，“消灭人对自己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就意味着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意味着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而恢复对生存资料的占有”[14]。最为重要的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开始了解历史，他们批判鲍威尔一伙“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15]可见，实践虽然还没有被科学的规定，可马克思原先的理论逻辑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了，他的具体话语开始向社会历史的基础性回落。理论再往前发展，原有的理论逻辑势必连根拔起，新的理论逻辑将会露出新芽。
三、从人类主体出发的物质实践
如果说，《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使马克思转向了一般唯物主义，那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则使马克思转向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这样说，不仅仅在于《提纲》中马克思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究其深层则在于马克思已经摆脱了原有的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框架，站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勾勒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且《提纲》中马克思统一了科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把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然，马克思原有的理论逻辑基点的蜕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早在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就已经发出了劳动异化史观的逻辑框架“解构”的信号。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有意的抛弃先前的“异化劳动”这一逻辑工具，并努力的从现实历史的实际发展中、从具体的“工业”中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矛盾。但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提炼出“实践”这一精炼的逻辑基点，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直至《提纲》，马克思虽然没有过多的理论叙述，但却以简单、明了、精炼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哲学面貌。
《提纲》的开篇首条，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首先，他“不同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认为这些唯物主义都错了！错在他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6]。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暗示了自己的理论逻辑线索——对事物、现实、感性，就是要从主观方面，从人类主体出发，把它们置于具体的实践中去透视。当然，马克思批判了“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投向“唯心主义”的怀抱。虽然“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7]。显而易见，唯心主义确实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唯心主义却压根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才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决定性的基础。”[18]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他坚持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基础性地位，但又把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张扬出来。一方面，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前提，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辩证法的能动性。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和，因为马克思“在此处掀起的哲学变革并不是无意义的老调重弹”[19]。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对抽象物质与抽象精神的界定，一方面，他指出对“事物、现实、感性，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0]。另一方面，马克思有肯定了“思维的此岸性”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21]。可见，马克思在人类主体的具体实践中重新界定了物质与精神，这是完全扬弃先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框架的结果，马克思开始站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新视野。
既然，物质与精神已经迈入了人类实践的界定中，那么“人”就应当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而非感性直观的人；人的本质也就应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而历史也就应当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向前运动的客观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发展进程，是人类劳动生产客观的生长历史”，而非“那个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否定之否定过程”[22]。沿着这条思路，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批判马克思已经不再使用悬设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作为逻辑工具，而是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自身出发去理解矛盾。“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23]。可见，“客观实践”已经取代了“异化”在逻辑上的主导地位，马克思的主导话语也已经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转到“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上，并在人类主体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基础上统一了唯物论、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地解决了以往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难题。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尊重了社会现实基础的物质性，同时又高扬了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至此，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这一逻辑基点上建立起来，从此拉开了科学理论的序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M].1982.7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56.417.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1995.9，567.
〔5〕〔18〕〔19〕〔22〕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66，76，76，79.
〔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1979.117，92， 97，127.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1979.105，194.
〔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1957.152， 52，45，191.
〔16〕〔17〕〔20〕〔2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1979. 16，16，16，16，59.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