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17岁的时候，我的表哥尤弗18岁，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欧洲旅行。
　　我们的旅行路线从罗马开始，走过意大利、法国，最后到达英国。当我们第一次买青年火车通行证时，罗马的欧洲铁路局里有个特别好的人给了我们一份复印的欧洲铁路系统图，并用黑色圆珠笔在图上仔细地标出了我们需要乘坐的铁路路线。
　　他说两个月内我们都能使用这张火车通行证，但只能乘坐他画出来的特定路线。他把薄薄的系统复印图钉到了一张更正式的复印收据上，递给了我们。开始时，我们确信不会有售票员认真对待这张看上去很不正式的线路图和车票，但卖票人告诉我们这些就足够了，事实上，最终结果的确如此。
　　不诚实总有很多借口
　　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几座意大利小城观光结束后，我们在维罗纳城外的一个湖边过了几晚。最后一夜醒来后，我们发现有人翻了我们的背包，包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仔细核对了背包里的东西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衣服，甚至连照相机都在，唯一不见的是尤弗的那双鞋。我们本可以将其认定为小损失，但尤弗的妈妈不这么认为。为防有人偷走我们的钱，她在尤弗那双鞋中塞了几百美元，用作备用现金。所以，这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况让人很痛苦。
　　我们决定在城里转转，去找警察问问是否能找到偷走鞋的人。但是要说明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简单：一双鞋被盗，一双很重要的鞋，因为右脚的鞋里藏着钱。我们没有找到尤弗的鞋，因此感到很生气。在我们看来，世事难料，欧洲欠了我们。
　　丢鞋事件过去大约一周后，我们决定除了前往地图上剩余的地方转转，还想去游览一下瑞士和荷兰。我们本应该再买火车票，但一想到鞋被偷了，意大利的警察又没有尽心地帮助我们，我们就决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想想别的办法。我们用卖票人的那种黑色圆珠笔在复印的地图上画上了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是途经瑞士前往法国，最后到达英国。
　　此时，地图可为我们的旅行指出两条路线：原先的那条路线和经过修改的那条路线。当我们将地图给检票员看时，他们并没有质疑我们画上去的路线，所以我们又在地图上画上了其他路线，游览完这几条路线要花几周的时间。
　　我们的小骗局直到前往巴塞尔的路上才被发现。瑞士的检票员在检查我们的车票时，皱起了眉头，他摇了摇头，又把票还给了我们。
　　他说：“要想乘此趟火车旅行，需再买一张火车票。”
　　我们指着地图上修改过的路线礼貌地说：“哦，但先生请看，巴塞尔的确是在我们的行程路线上的。”
　　检票员不相信，说道：“对不起，要去巴塞尔的话你们就必须买票，不然就请下火车。”
　　我们争论道：“但是，先生，如果你让我们去巴塞尔，我们会把大门乐队的这张专辑送给你，大门乐队可是美国一支很棒的乐队。”
　　这位售票员似乎对大门乐队不是很感兴趣，但还是说道：“好吧，你们可以去巴塞尔。”
　　我们不确定他最后同意我们不买票，是因为喜欢我们送给他的礼物，还是不想再纠缠下去。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们不再往地图上画路线了，而是很快回归最初设计的旅行路线。
　　回顾我们不诚实的行为，我很想将其归咎于年轻人的愚蠢，但我知道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我认为诸多因素促成了我们这样做，并使我们的行为被接受。
　　第一，我确信第一次身处国外会使我们更加坦然地创造新的欺骗原则。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自身的行为，我们必然会意识到这些行为的严重性，但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认为自创的、修改过的旅行路线是一般欧洲铁路路线的一部分。
　　第二，丢了几百美元和尤弗的鞋使得我们想要报复，并让欧洲各国补偿一下我们的损失。
　　第三，我们也许觉得应该在道德方面冒一下险。
　　第四，我们安慰自己说没人会因我们的行为而受到伤害。毕竟我们只是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而已，火车总是要返回的。此外，火车也总是有空座，所以我们没有占任何人的便宜。
　　而且，我们也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我们刚开始买票时，我们本可以以相同的价钱选择另外一条线路。既然在刚开始买票时，不同路线对于欧洲铁路局来说是一样的，在某一刻选择一条不同的路线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这就是回溯股票期权的人如何为其行为找借口的真实想法。）行为合理化最后的因素与火车票的自然属性也有关系。因为欧洲铁路局的售票员只给了我们一张薄薄的复印纸，计划的路线还是用笔画上去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更改，而且因为我们和卖票者标记路线的方法（在纸上画出路线）一样，这种操作上的简便也使我们的道德感更为松懈。
　　思考完以上所有理由后，我意识到我们用各种方法否认自己违背原则的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在我们的行为差点儿就对别人造成直接伤害的时候。
　　伪装的恩惠。实惠的利益
　　人类有天生的互惠心理倾向，因此有些人、有些公司会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努力让别人产生负债感。医药代表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
　　首先，他们会给医生一支印有其医药公司商标的笔，或一个笔记本，或一个水杯，又或是一些免费的药物样品。这些小礼物能微妙地影响到医生，使医生在开药时会多开几次这种药物，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回报送自己礼物的医药公司。
　　但是，这些小礼物和免费的药物样品只是医药代表哄医生时使用的几个小手段。我的一个朋友兼同事（我们暂且称为MD）告诉我说“他们做事面面俱到”。他还说药品公司，尤其是小型药品公司，会训练他们的医药代表，让他们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医生。而且，他们的医药代表大多数都很有魅力。整个服务链条的协调配合如军队一样严谨周密，每位医药代表都能进入一个数据库，里面清楚地记录着每位医生上个季度开的药方（既有该公司的药物，也有其竞争公司的药物）。医药代表也会想方设法知道每位医生及其办公室员工都喜欢吃什么食物，他们每天什么时候愿意见医药代表，以及什么类型的代表与医生最谈得来。如果医生和某位女性医药代表见面的时间长，那么他们就会调整这位女医药代表的工作时间，让她能在医生办公室里待的时间更长。如果该医生是个军事迷，他们就会派一名退伍的老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医药代表还要对医生平时接触的人表示友善，所以，他们在去医生的办公室时。总会给护士和前台的工作人员发一些糖和小礼物，这样就能确保他们从一进门就受到青睐。 　　伪装的恩惠不容易识别，但多数情况下，利益冲突还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有时制药公司会给医生几千美元的咨询费，有时制药公司会给医学院研究部门捐一座大楼或直接捐款，希望以此影响该部门的看法。这种做法会引起很多利益冲突，医学院里尤其如此，因为在那里，教授对药物的偏见会影响学生和病人。
　　《纽约时报》的记者达夫·威尔逊给出了这种行为的一个例子。几年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注意到，他们的药理学教授重点介绍了一款降胆固醇药的好处，而对其副作用则轻描淡写。学生上网搜索后发现，在10家药品公司的工资单上都有这位教授的名字，其中，有5家公司都制造降胆同醇药。这样做的不止这位教授一人，威尔逊说：“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公开信息来看，在8900位教授和讲师中，有大约1600位曾向校长报告说，他们或其家属与某家制药企业有金钱交易关系，这些企业与其教学、研究或临床治疗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若这些教授公然把药物推荐充当学术知识，我们就要面临严重的问题了。
　　长期合作的陷阱
　　多数人都认为，我们与医生、会计、金融顾问、律师等人的关系越长久，这些人就越有可能关心我们，也就越有可能将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例如，想象你刚从医生那儿得到了（初步）诊断结果，并需要在两种诊断方案中作出选择：一种是昂贵的积极治疗，另一种是暂缓治疗，即榆测你的身体，看你的身体如何抵御疾病以及如何痊愈（“等待观察”是这种诊断方案的专业术语）。
　　对于你来说，这两种选择哪个更好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对于医生来说，病人选择昂贵的积极治疗显然可以给医生带来更多收益。现在，假设你的医生告诉你，你应该选择积极治疗的方案，并且，最迟下周就应该开始治疗，你会遵从医生的建议吗？或者，你会考虑到利益冲突，认为医生的建议不可靠，从而选择第二种方案吗？
　　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会非常相信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而且与这些人认识得越久，就越会相信他们。毕竟，如果我们和给出建议的人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他们就会更关心我们，会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给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
　　然而，另一种可能是，随着这些专业服务提供者与我们关系的加深，他们在推荐以自己的最佳利益作考量的治疗方案时，会有意无意地变得更坦然。
　　我们通过分析近12年来数百万个牙科手术病例，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看了许多补牙的例子，主要是看补牙的材料是银汞合金还是烤瓷。你也知道，银汞合金持久耐用，造价低；而烤瓷昂贵易碎，但外形美观。所以，在镶门牙时，美观往往比实用更重要，烤瓷会是更好的选择。而在镶看不见的后牙时，银汞合金应该是首选。
　　我们发现有1/4的病人在镶后牙时，选用了美观昂贵的烤瓷而不是更为实用的银汞合金。牙医在作决策时，把自身利益（较高的首付款和频繁的修复）放在了病人的利益（较低的花费和效果持久的治疗）之上，是造成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原因。
　　更糟的是，我们还发现病人看同一个牙医的时间越久，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其他手术同样如此）。这就表明牙医和病人相处得越融洽，他们就越容易向病人推荐能使自己得到更多利益的治疗方案。对于长期接受治疗的病人来说，基于他们和牙医间的关系产生的信任，会更容易接受牙医的建议。
　　该实验的结果就是：继续保持相互关心、不断深入的医患关系，无疑能带来很多好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些长期关系可能导致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