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匆匆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看起来有些疲惫。这是个周六，他头一天晚上才跟着《我是歌手》录到半夜，刚刚的会议内容则是讨论2013年湖南台另一档真人秀节目《中国最强音》的事情。
　　《中国最强音》购买自风靡美国的《X factor》，它的总导演是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最早的参与发起者之一廖珂。“超女”的另一名重要导演洪涛，正在紧张录制目前热播的《我是歌手》。
　　最早参与超女的一众元老如今都已是电视娱乐界的重要力量。总导演王平现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主要负责海外业务；最早发现《美国偶像》并提案做“超男”的导演夏青将担任《中国最强音》的艺术指导；当年成都唱区的导演易骅成为深圳卫视副总监；后来加入“快乐男声”制作团队的龙丹妮，更成为天娱公司的领军人物。
　　2005年，就在李浩身后那间会议室，时任湖南台总编室主任的他每天都要跟这批导演一起开上一个半小时的“超女”主题会议。他们策划的这档节目在那一年有15万人参加，更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带入了集体狂欢状态。

“超女”席卷知识界

　　“超女究竟代表了什么？” 2005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大众流行文化与价值重构”论坛上发问。她得出的结论是，“也许她们是我们新的社会环境中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生活中新工具所传导出的热流，正在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此前几个月，《超级女声》引发了中国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娱乐风暴。这档节目收视率最高时竟达到15%，与《新闻联播》持平。除了普通电视观众，这股风暴还席卷了众多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他们与十多万参赛者、百万超女粉丝和数亿普通观众一起，成为那场狂欢的参与者。
　　就连刚刚回国的哲学家李泽厚也看了最后一场“超女”比赛，他在从机场到家的路上听说了这个节目，因为“朋友和学生都在谈‘超女’，而且都给了肯定的评价，”他在《中国新闻周刊》论坛上说。
　　彼時，不同观众对“超女”的兴趣点各不相同：有的观众对李宇春、张靓颖等草根选手的成长轨迹感到亲切；有的观众热衷于毒舌评委们的尖酸刻薄。而更多的学者则看出了不同的味道：无门槛参赛、直接让观众参与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决定权，使这个节目拥有了更多审视、评判和解读的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周濂受邀参加《中国新闻周刊》论坛之前发现关于这个话题的解读和评论已有十几万字，而且都出自文化评论家和学者之手。这些文字大多集中于探讨超女的价值、社会含义和公共意义。
　　就在这些评论和解读里，“超女”渐渐从一档单纯意义上的娱乐节目，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意义投射的、复杂的社会议题。

“超女式民主”

　　事实上，在海选阶段，媒体对“超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评委的刻薄言论、“成都万人逃学报名” “红衣教主”等远离音乐节目的社会话题，直到一批水准较高的歌手出现，媒体才集中报道“超女”们的经历故事和音乐素养。
　　而学界对“超女”越发丰富的解读很快也引起了媒体的兴趣。一些学者对“超女”持乐观态度。哲学家李泽厚在《中国新闻周刊》论坛中指出，“超女”这类娱乐形式“以一种青春的、富有个性的、无拘无束的方式，为这种群体性的无意识的压抑，提供了一种非常健康的宣泄渠道”。他把这种新的文化态度称为“转换性的创造”。
　　而一些人的观点则相对悲观。学者秋风认为，在社会观念的舞台上得有一个平衡，“不能说这个社会好像全是木子美，然后就一路这么狂奔下去，我觉得需要某个东西把它往回拉一些。”

　　除此，“超女”还引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概念——“超女式民主”。有评论指出，“超女”的短信投票首开“文化民选”先河，是对民主的推动，中国新生代的民主与理性精神从中可窥。
　　但反方观点很快出现。2005年8月，学者许纪霖列举种种疑点，认为将“超女”想象为一场民主的预演、预示“民主时代的来临”有点无稽之谈，“超女式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
　　崔卫平发文称，许纪霖的主张需要商榷——无论如何，民众短信投票、选出冠军的“娱乐民主”改变了民主总是与精英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印象，各路粉丝“所享受的投票空间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享受过的”。
　　很多学者由此进一步提出，“政治民主”和“娱乐民主”的区别需要辨明……争论一步步发酵，而媒体也基于这些观点对“超女”进行阐释。《凤凰周刊》发表文章，指出“超女”是“一次民主的娱乐狂欢”；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多次基于“超女”谈论民主和民主进程。
　　“超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竟出人意料地与政治话题联系在一起。一些观众由此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即使他们也许还不明白“民主”究竟是什么——自己的每一次短信投票原来都是一次民主行为，疯狂参与“超女”的行为似乎也变得严肃起来。

不应承载之重

　　遭遇如此大规模的过度解读并不是“超女”主创方湖南卫视所期待的。
　　2003年，“超女”的前身兼“试验品”《超级男声》最早出现在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土气的男孩们满脸油光地开唱，一开始鲜有人关注。湖南卫视高层领导之所以将几期“超男”节目送上卫星频道，并在第二年正式开选“超级女声”，只是想让湖南卫视的娱乐内容得以丰富。而无门槛、短信投票等方式也是为了更多的民众参与和提高收视率。
　　2005年，“超女”骤然火爆对湖南台来讲本应求之不得，但学界的过度解读反而让湖南卫视内部措手不及。
　　“一些强加的、政治化的东西是‘超女’不应该承载的，”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湖南台专门成立了“舆情小组”，收集各路消息、观点，写成《舆情日报》，每日一册，并在 “超女例会”上进行专门研究。在2005年“超女”结束三个月后，《中国新闻周刊》曾推出关于“超女”的封面报道，其中《一个电视娱乐节目引发的社会综合征》一文分析，当一档“新鲜的纯粹的”节目出现时，观众、媒体、学者、领导以及社会都“猝不及防”，各方的反应“过度亢奋、过度敏感，无论观众还是媒体几乎都陷入了疯狂”。文章更进一步得出结论：“需要调整的或许不是节目，而是看节目的心态……其实，它只是一个让观众乐了、让媒体和主办方赚了的电视娱乐节目。”
　　2006年，“超女”的开动比前一年晚了40多天，参赛选手年龄也被限制在18岁以上。同年6月，《中国新闻周刊》又一次刊载关于“超女”的封面报道， 形容这一年的“超女变得更像一个淑女”，评委也不再毒舌，这“既来自于主管部门的‘规范’，也来自社会舆论的‘教化’”。
　　在“后超女时代”，虽然广电总局出台了各类规范，但由“超女”引发的娱乐选秀风潮还是一直持续至今。从综艺选秀到职场选秀，各类“拓展版本”不断涌现。
　　但观众对于这类节目已经更加理性。对于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以及2013年初湖南台新节目《我是歌手》的关注更集中于音乐和歌手本身。
　　如果人们此刻冷静回望，就能发现当年对于“超女”的过度解读裹挟了太多知识界的美好愿望，但那些愿望确实不是一档娱乐节目能够完全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