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媒体纷纷报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应予以取消，可改称“合同工”或“临时工”。其实，一年来类似呼声不少。2011年3月，江西省新余市长魏旋君在全国两会上提议早日取消“农民工”称呼；2011年7月，广州市长万庆良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农民工”。各地也确实开始使用新名字，比如，青岛叫“新市民”，东莞称“新莞人”，河南省中牟县更是快速响应卢展工的呼吁，2011年12月25日即表彰了539名“新型合同工人”。
　　从称呼上为农民工的体面和尊严打抱不平，体现的是种人文关怀，值得肯定。问题是，把农民工这个称谓消灭了，对他们的歧视是不是就跟着消除了？本来，“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称谓，并没有歧视的意思，如今，他们平白无故被歧视，原因有二：第一，城市居民一贯生活条件好，会不自觉地产生心理优越感，看不起外来务工者；第二，城市居民确实比外来务工者拥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这两种客观情况，在任何一个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里，都难以避免，也就决定了农民工当前“三不像”的尴尬地位：一不像农民，远离了土地，生疏了种田技术，除了过年回家，跟乡村没半点关系；二不像工人，常常是没人和他们签劳动合同，工资都要去“讨”；三不像市民，天天生活在城市里，可城里的房子住不起，公交车的座位不敢坐。如此尴尬的社会地位，能不遭歧视吗？
　　因此，简单换个称呼，很难解决歧视农民工的问题。尤其是一个户口概念，更为城乡居民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河这边，城市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河那边，农村户口捆绑了宅基地、承包地、林业用地等基本利益。农民工的人过了河，但在农村的利益不能跟着他走，城市的保障又不接纳他。只要有这种天然的制度缺陷，就是把农民工叫成“新市民”、“新型合同工人”，他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在花精力给农民工改名的同时，倒不妨想想怎么给他们更多实惠。以“讨薪难”为例，现在解决欠薪问题的程序是“一调一裁两审”，劳动人事仲裁机构先调解后仲裁，双方不服可向法院起诉，再不服可上诉。走完这一程序少则数月，长则数年。且不说大部分农民工没有签合同，连走个程序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有幸签了合同，又有几个耗得起时间？每年年关，也正是“讨薪”高峰期，“裸体讨薪”、“自杀讨薪”不时发生，让人深感悲凉。如何让农民工痛痛快快地拿到一年的辛苦钱回家过年，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还有“回家难”，每年春运，农民工返乡难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年推出“网上订票”，各大火车站大量减少售票窗口。可有几个农民工懂得上网和网上银行支付？虽然有车站推出农民工专列，开设农民工售票窗口，但还是满足不了众多农民工的需求。让这些辛苦了一年的劳动者暖暖和和地回家，更比给他们什么称呼都重要。
　　总之，农民工受不受歧视，不在于他们被称作什么，而在于整个社会用一个怎样的心理去看对待他们。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福岛淑彦曾说，上世纪60年代，日本也面临和中国类似的农民工问题。后来，日本逐步推行保护农民工的法律，而且越来越细致，形成了“从毕业到退休一直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不得随意解聘”的“终身雇用”制，“工龄决定报酬和职位”的“年功序列”制。这种独具特色的“日本式方案”是“偏心”和“不讲理”的，对弱势劳动者“偏心”，对企业“不讲理”。相信我们未来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