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我一直与大海生活在一起。我不是航海者，然而我是大海不停变化的不妥协的观察者。浪花本身使我入迷，智利海洋上任性的海啸和滚滚波涛使我恐惧，也使我沉思。我成了鲸鱼、大海螺、潮汐、植虫、水母、各种鱼类的行家。我赞赏巨大的砗磲和贪吃的大牡蛎；我还在加利福尼亚捡过哥特式结构的雪白的海菊蛤，或是有珍珠光泽的壳上布满虹彩的鲍鱼。在斯里兰卡，我在海边住过很久，同渔夫一起捕捞过海里最奇怪的发磷光的生物。后来，我来到祖国的海滨，面对着白浪滔天的黑岛居住下来。在这里，满目是严峻的大海和笼罩海上的阴云，一个个严冬就从这里流逝，周而复始永无穷尽。
　　我觉得大海比大地纯净。在海上，我们看不到大城市里那种滔天罪行，也看不到灭绝种族的企图。海岸边飘不来腐臭的烟雾，也堆积不起燃尽的香烟灰。世界在洁净的蔚蓝的波涛近旁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长期在孤寂的海边享尽休养与写作的乐趣之后，我隐约感到些许内疚。我的伙伴们呢？那些与我友好的以及反对我的作家们呢？他们能得到面对大海进行写作和休息的这种新式享受吗？
　　因此，当靠近黑岛的地方出售一片滨海土地时，我定购下也许是最美的一块地方，要在上面修建一个作家村。几年来，我用在海边写成的作品陆续支付这笔费用，同时也想用这个建筑略略回报一下浩瀚大海对我的厚爱。
　　我给这块文学领土取名“坎塔崂”。我早年写的一本书里，有个虚构的村子就叫这个名字。在把这片地交给作家们之前，我抱着两个目的盖了一间茅屋， 一是存放钉子、木板、水泥等建筑材料， 二是我时不时要到那里藏身。我盖这间茅屋用的是粗实的树干， 上面装的是容易弄坏的窗子——旧教堂的那种窗子。
　　其中几扇窗子镶有绿的、红的、蓝的玻璃，玻璃上还有星星和十字架。这茅屋只有一个房间，还没有水和灯，高高地立在陡峭的海岸上。它北边的邻居是威严的、巉岩累累的特拉尔卡岬——在阿劳科语里，就是霹雳岬的意思。在那里，当狂风怒号暴雨猛击的时候，浪涛飞立， 可高达百米。
　　今天上午，我把在圣安东尼奥港新买的一个锚卸在那里。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且借助一台拖拉机的力量，我才能把它放置在那片地的高处。最好的奠基物莫过于锚。一切房建工程都得先这么办。至少在海滨，工程不应以放置第一块石头，而应以放置锚开始。
　　拖拉机消失了，拖拉机手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打开茅屋的门。我已有两个月没进这间茅屋了。在这之前，我在这里差不多写完了我的一本新的诗集，那是一首激昂的长诗，现在尚未付印。最近一次，当我看到茅屋遭劫时，我报以微笑，当然是苦涩的微笑。因为茅屋里几乎一直是空空如也，所以强盗能拿走的东西寥寥无几。我发现丢失了一个破旧的吊床、两个杯子和三本书—是我留在那里仅有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和诗集。另一本是英国诗集，我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写过一首诗，这首诗现在只有让那些强盗去读了。第三本是我珍藏的书，这本书极小，是精装的莎士比亚著作，1897年出版于伦敦，我是1930 年在科伦坡买到的。永别了，陪伴我这么多年的三本书。
　　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景象更使我痛心。新的破坏者们乘窗板没有关严之便，把窗玻璃砸碎了。他们下死劲把楔子或是凿子捅进去，以便把旧式的然而很贵重的窗子捣破。蓝色、绿色、红色的玻璃碎片在地上铺了一层。散落地上的碎玻璃片好像是警察局破案用的模拟肖像画，连破碎的玻璃都显得凶残、无情，仿佛是那些盲目破坏者的眼睛，是他们切断了的手指，是他们被邪恶撕碎的脸。
　　要知道，这不过是一间不出名的茅屋，它至今还没有主人，还没有住户，它正在等待明天带着作品和梦想来居住的人们。
　　也许我无缘认识明天将在那里生活的创造者。
　　也许某些巧妙伪装过的破坏者记起来时会说：“坎塔崂……坎塔崂……我听说过这个地名。我初次上阵偷了几本书，打破了透进光线的窗子，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