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时的王权社会中，一个高级官僚如果不想因树大招风而被根除，必须具备几项素质：不揽功，不树私恩;身处高位时不忘约束家人，整肃家风。
　　张安世（西汉大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是霍光的左右手，在废昌邑侯、立汉宣帝两件大事上，霍光都是与张安世商议定策。可以说，在匹汉中期，张安世曾一度是仅次于霍光的重要政治人物。但是，在为人处世上，张安世的做法和霍光有很大不同。也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张氏家族的命运和霍氏迥然不同。
　　张安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酷吏，曾叱咤于汉武帝时代的张汤。与乃父鹰击张扬的个性不同，张安世虽身处政治漩涡中心，却是个低调谨慎旷人。张安世显然是一个很有才能，且愿意积极做事的人，否则不会卷入女〔此核心的政治斗争（如废昌邑侯、立汉宣帝）。惟其身处权力结构的顶端，尚能时刻谦退自损，最为难能可贵。霍光去世以后，張安世众望所归，成为汉宣帝和大臣们公认替代霍光的不二人选。取代霍光，成为新一代政治主宰者，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但当张安世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是暗暗兴奋，而是惶恐不安。随后跑到汉宣帝面前，免冠顿首，自谢才乏，不足以继承霍光的地位。汉宣帝并没有因此改变主意，而是同时任命张安世与霍光之子霍禹为大司马。从汉宣帝的布局来看，明显是倚重张安世而暗中削夺霍氏之权。
　　为什么说作为高级官员必须具备“不揽功，不树私恩”的素质呢？张安世的故事或可给出答案。彼时，张安世曾经推荐过一个人任职要员，该人过府表示感谢，张安世却因此大恨，从此不再与此人来往。是何道理？张安世认为，举荐贤才是大臣的本分，但这是公事，大臣不应该通过这件事来树恩立党。公私分明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政治素养，也是避嫌远谤的全身之道，否则不仅会引起皇帝的警惕，也会招致同僚的忌恨。
　　张安世和霍光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身处高位时不忘约束家人，整肃家风。张安世的哥哥张贺，早年与卫太子交好，后受巫蛊之祸连累而惨遭宫刑。为酬报卫太子知遇之恩，张贺以刑余之身倾心抚养卫太子之孙，即后来的汉宣帝。宣帝即位时张贺已死，为表达感激之情，决定封张贺为侯，并派二百户人家为其看守坟墓。这是皇帝对张家的恩宠，张安世却认为太张扬，经商议，最终将守家户数减至三十户。
　　张安世尊为公侯，合法收入相当可观，但平时却十分朴素，只穿黑色的绨袍（由粗绸制成），不加纹饰，夫人甚至亲自纺织，家童七百人，都有手艺活儿。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张氏的财富超过了霍氏。但张氏克勤克俭、不崇尚奢华的家风，使其避免了覆蹈霍氏因骄奢淫逸而祸败的旧辙。张氏这一戒惧谨慎的家风，延续了好几代，也因此成为整个汉代延续最久、最为成功的权贵家族。
　　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曾孙张临，在行事风格上都肖似张安世。张临有句口头禅：“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指的就是曾经的风云人物桑弘羊、霍光，都在为人处世上有致命缺陷，或身遭刑戮，或身后族灭。
　　当年，汉宣帝即位之初拜渴高庙，霍光“从骖乘”，也就是跟皇帝同乘一辆车，坐在右边陪同。这样一位手操废立帝王大权的重臣坐在身边，年轻的宣帝“若有芒刺在背”。霍光去世后，代为骖乘的是张安世。同一个位置上换了个人，宣帝则“从容肆体，甚安近焉”，神态显得轻松得多。所以后世有人说，“霍氏之祸，起于骖乘”。当汉宣帝面对霍光而“芒刺在背”的时候，霍氏家族的悲剧命运已经埋下，更何况这一家子都只知骄逸，不知收敛。相比之下，张安世打造的张氏门风，在保全家族持续富贵上则是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