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幅古雅悠淡的中国画中，出现了如下这些人物：头大如斗的孩童，形如小鬼;丰满的仕女，身材不苗条，脸庞也不秀气;耳长颌尖的男人，鹰钩鼻子深眼窝，神态呆滞，看上去心事重重、愁肠百绕……观画者定会生出一丝“不适”之感。和传统的笔墨章法、审美习惯迥然不同，这些画中人物，离奇、滑稽、天真，让人浮想联翩。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道德溃散，在画家陈洪绶的笔底，这些扭曲变形的人物，或行、或住、或坐、或卧，无不寄寓着他的愁苦与郁愤。同为晚明画坛的怪杰，如果说徐渭是以纵横驰骋的大写意花卉，一新世人耳目;陈洪绶则以磊落又怪诞的工笔人物画惊世骇俗、孑然独立。
　　近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术馆和太平洋电影资料馆推出“悔僧：陈洪绶艺术幻想与幻灭”展，展出陈洪绶25张珍稀画作，勾勒出这位“晚明怪杰”人生与艺术之路的曲折轨迹。这些画作，虽然数量不多，却几乎囊括了美国公私机构收藏的陈洪绶重要作品，包括翁万戈旧藏、学者高居翰旧藏等。上海博物馆亦有3件陈洪绶精品借展，包括其最具代表性的白描作品《雅集图》。

酒与色

　　《雅集图》中，八位文人与一位僧侣散坐于林石之间，诵经参禅，每个人物上方均题有个人名氏，依次为：陶君奭（音同世）、黄昭素、王静虚、陶幼美、愚庵和尚、米仲诏、陶周望、袁伯修及袁中郎。
　　画中人物，大多仕宦明廷，公务之余，雅好读诗说文，挥毫弄墨，其中的袁宗道、袁宏道兄弟（即袁伯修和袁中郎），更是名噪一时的艺林领袖。他们结社雅集，“或游水边，或览贝叶佛典，或数人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而归”。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一边清议时政，抨击朝堂昏聩;一边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
　　在这幅画中，陈洪绶题识：“悔迟为去病道人作”。可知此画是1646年后之作。这一年，清军南下，陈洪绶避难绍兴云门寺，削发为僧，自称“悔僧”，改号“悔迟”。
　　“悔迟”，意为“后悔太迟”。“陈洪绶对腐败的明王朝由不了解到了解，由希望尽忠到愤然离开，不闻不问。国家多事之秋，他只是作画吟诗、游览赏景。直到满人入主中原后，他又后悔，所以自称‘悔迟’。”著名艺术评论家陈传席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道。
　　“悔迟”的陈洪绶，只能通过一幅虚构的《雅集图》，在幻想中反刍晚明文人圈的诗酒风流、繁华靡丽，也顺带追忆他自己的“似水年华”。
　　有别于大部分命运乖舛的画家，尽管被时人目为“畸人狂士”，陈洪绶的前半生却过得热闹非凡。对他来说，习画并不是一桩苦修行，因为他一出道即享大名。4岁那年，他将桌椅叠高，爬上去，在新刷的白墙上画了一幅十尺高的关羽像，躯干丰伟，栩栩如生，惊得家中长辈在画像前连连下拜。10岁时，他拜著名画家孙杕（音同地）、蓝瑛为师。孙杕看了他的画惊叹：“使斯人画成，（吴）道子、（赵）子昂均当北面，我辈尚敢措笔乎？”——吴道子、赵孟頫都要拜他做老师，哪还容得我辈作画？蓝瑛也自叹不如，自此再不作人物画。到了14岁时，他的画拿到集市上，一会儿工夫就被抢光。
　　陈洪绶的画名越来越大，脾性也越来越古怪。官家贵族捧着银子来求画，他不予理睬，就连地方上的督学也吃了闭门羹。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就会欣然提笔。毛奇龄作《陈老莲别传》，谓之“平生好妇人”，“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则应去”。他时常出入酒肆红楼，酒酣兴至之时，不仅为歌伎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垂髫小儿，他都有求必应。
　　晚明时，心学流布天下，从王艮到李贽，越来越具离经叛道的倾向，文士中也出现了一批“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的“狂士”，陈洪绶即是其中代表。但不同于一般士大夫高高在上的纵酒狎妓，陈洪绶长期浪迹江湖，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贫寒之士前来索画，往往慷慨相赠，颇具人情味与烟火气。
　　陈洪绶的“字画知己”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记述了他们游园赏景的故事。崇祯七年（1634年）秋天，他们和众多友人一起到西湖不系园看红叶。同游之人，都不是泛泛之辈：南京曾鲸，肖像画大家，后世“波臣派”的开创者;东阳赵纯卿，擅使竹节鞭，有豪侠之风;金坛彭天锡，经常出入梨园，擅演净、丑戏;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等也都有艺在身。
　　那晚在西湖边，杨与民弹三弦，罗三唱曲，陆九吹箫，陈洪绶为赵纯卿画古佛，又唱村落小歌，张岱则弹琴为之伴奏。酒过三巡，赵纯卿取出重达30斤的竹节鞭，在月光下旋作一团银光。众人惊叹，银光四泻开来，只剩赵纯卿一人站在场中大笑不止。

士与匠

　　尽管画画給他带来了不少声名，但陈洪绶明白，那只是遣兴的小道。他从来都不想做一个专业画家，仕进用世才是终身志业。然而，除了在20岁时考中秀才，此后的20多年里，功名始终遥不可及。为稻粱谋，他开始在职业画师一行中谋生，制作木刻版画，用作酒宴游戏的纸牌或话本的插图。他混迹于市井商贾，与贩夫、掮客、说书人、卖唱者、娼妓、伶人等百工同处;他享受都市的声色犬马，终日以酒会友，与歌舞戏曲和浪漫小说为伍，但内心却一直渴望进入士大夫的阶层，实践圣贤之道。
　　儒生与画匠，庙堂与江湖，终其一生，陈洪绶始终于歧路彷徨。因此，世人企慕的那种“画名远播”的光环，对他而言，却是桎梏理想的紧箍。
　　崇祯九年（1636年），陈洪绶画了一幅《杨升庵簪花图》。画中头戴鲜花的男子就是杨慎杨升庵，他在嘉靖时充经筵讲官（皇帝之师），因坚持正义，被流放到云南，从37岁一直到72岁病死于贬所。他在云南泸州，曾因醉酒，用白粉涂面，头作双丫髻，插花其上，学生们抬着他，请女伎奉觞，游行于街市之上。在陈传席看来，“陈洪绶的失意和狂放颇类杨升庵。所以，他才画了这样一幅画，升庵大腹便便，双臂下垂，步履蹒跚地行于道上，神态呆迟，形貌古怪”。 　　但那时，陈洪绶对功名还未死心，他想起了另一条路——国子监。国子监是皇家的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自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因国家财力不足，准许生员纳粟（交钱）入监。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洪绶把多年卖画攒下的钱全部带在身上，来到京城，寻找入国子监的门路。
　　1642年对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这一年，陈洪绶终于成了国子监一名在籍的太学生。他本想干一番大事业，可皇上看重的仍是他的画名。他被召为中书舍人，入宫临摹各代帝王像，名震京都。醉生梦死的名公巨卿都以结识陈洪绶为荣，得其片纸只字，珍若圭璧。
　　在京城的几年，陈洪绶眼见朝纲弛毁已无力回天，士人为己而不为国，只得在无奈和悲愤中辞官南归。
　　就在陈洪绶回到家乡的第二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于景山自缢，大明王朝覆亡。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
　　京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南方，陈洪绶正寓居于徐渭的青藤书屋（徐渭是陈洪绶父亲的朋友）。得知崇祯帝已死，他痛苦得发狂。孟远撰《陈洪绶传》云：“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
　　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建立南明小朝廷，在东林党和阉党残余的内耗中苟延残喘。有人劝陈洪绶去南明应科举，被他断然拒绝，并诗云：“腐儒无可报君仇，药草簪巾醉暮秋。此生已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游。”
　　陈洪绶出生前，曾有道人给陈父一枚莲子，说“食此，得宁馨儿当如此莲”，所以陈洪绶小名为“莲子”，号“老莲”。这朵“老莲”半生汲汲于功名，如今终于放下执念，只愿“一双醉眼看青山”，终老于山林。

空与幻

　　1645年，清军南下，陈洪绶的山林梦就此破灭。4月，扬州失守，史可法殉国。5月，南京陷落，钱谦益带着一众降臣在大雨中跪迎清军入城。6月，杭州潞王投降的消息传来，陈洪绶的老师刘宗周恸哭：“此余正命时也。”遂乘船跳海，被人救起后，绝食23日而死。他的另一位老师黄道周，拒洪承畴劝降，临刑时过南京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而当年的同窗王毓蓍，先是叫来一大帮朋友，在家班的奏乐声中痛饮至天黑，随后打着灯笼，跳入门前的柳桥河。

　　血飘江南，往日师友或以死明志，或投入抗清大业，陈洪绶为自己的苟活而深深自责。清军围城绍兴时，他躲到了云门寺，落发为僧，号“悔僧”，道破内心的悔恨与罪恶感。
　　“陈洪绶有时痛苦得也想与他的师友一样投水而死，但转念一想，人虽然可死，愤懑还是在的，于是‘从今废投水滨耳’。不过每当他‘经前朝读书处，则不忠不孝之心发，而面赤耳热’。这就是他思想的矛盾处。”陈傳席说。
　　云门寺为僧一年又三个月，陈洪绶又返回俗世，以卖画为生。正如张岱避居深山，葛巾野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通过文字重建故园;追忆江南岁月的繁华静好，也成了陈洪绶画作的主题。此次展出的《授徒图》，画的就是一位学士凭案而坐，案上置有书画、茶具、古琴、瓶花，学士手执如意，前视二位女弟子。二位弟子坐于圆凳，一位低头凝视案上的《竹石图》，另一位正往瓶中插花。这幅场景或许正是陈洪绶昔日书斋生活的写照。此时的陈洪绶，让花卉、文玩、女人以及各种珍异物品，充满他的画卷，一展开，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太平光景。
　　此前几年的颠沛流离，也让他彻底了断了对一个王朝的眷恋。在另外一些画作里，他开始“惊心骇目”的变形：一朵小花可以高过参天大树;少女变成了比例失调的怪物;玩耍的孩童比佛像、佛塔还大，拜佛时竟然“大不敬”地露出屁股;还有那些奇丑无比的观音、寿星，不合比例的身体、硕大的面部、古怪的神情，完全超过了人们的视觉经验。平淡的风格在这里没有了立足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幽冷、荒僻、空幻与追问。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过后，在杭州卖画的陈洪绶，带着一大家人回到绍兴，每日与少年时代的朋友玩乐，“流连不忍去”。一日，他在床上忽然无法起身，一副弥留之际虚弱不堪的样子。妻子和儿子急得大哭。突然，他好像在往生路上又折返回来，不耐烦地告诉他们别再号哭，然后喃喃地念着佛号，闭目而逝。
　　在陈洪绶逝世的前一年，朋友周亮工来杭州向他索画。他11天就画了42幅，其中有大有小，有横有直。画画时，他似乎进入迷狂之境，忽而使劲抓头皮，忽而狠搔脚底，一会儿瞪视画纸，半日不言语，一会儿又像个孩子哇哇大叫。日后回忆起这一幕，周亮工说，设若有前生，陈洪绶一定不是个画师，而是个“大觉金仙”（佛陀）。
　　历经乱世浮沉，摇摆于声色与功名，“悔僧”陈洪绶或许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成了真正的觉悟者。当现实乾坤颠倒、危机四伏之际，他在笔下的世界找到了一块清明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