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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被视为新一年经济趋势特别是政策变动的重要“风向标”。由于会议将确定次年宏观政策的基调，机构投资者往往据此研判而调整其操作。
因之对会议的种种猜测甚至影响到股市的涨跌。近五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一周，沪指随之“三涨两跌”。
《财经》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决策层对明年经济的指标设定和宏调方向定调面临诸多争议和分歧。“稳增长、抑通胀、开新局” 是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但各部委在其先后顺序上观点。
有部门认为明年经济充满变数，须首先保增长；有部门则认为“抑通胀”才是明年的当务之急；亦有观点认为2011年作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首先应着力“调结构”。“目前各方口径仍在协调之中，最大的难点是经济指标的敲定。”一位接近政策决策的人士表示。
有消息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完成关键性筹备，即三大起草组的“三组会稿”已经上交，这意味着相关会议文件已提交给最高领导层审阅修改，会议文件筹备基本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有两份文件，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起草小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讲话起草小组。按惯例，胡锦涛讲话起草由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温家宝讲话起草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第三份是明年经济工作定调稿，即明年政府工作报告初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任若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往往只管半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以及多重政策目标的挟制下，经济周期越来越短，宏观政策需要相机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恐怕仅仅是破题和求解的开始，而远非得到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那么容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指出。
宏调酝酿转向
在会议召开前夕，官方与民间等机构的经济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密集出炉，并通过各种途径递交决策层。
“应对通胀压力和抑制高物价，已经成为当前乃至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宏观经济数据显示，CPI同比上涨4.4％，创两年来的新高，全年CPI上涨将超过3％的既定目标。
接近权威机构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主基调很可能类似1998年那样实行“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这意味着，在财政政策上不会急刹车，较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仍然会继续，基础设施和产业领域的局部热潮不会立即中断，而区别仅在于，针对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可能比此前数年会略有增加。
从中央近期有关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来看，政府投资主导并试图带动民间投资于这些竞争性的新兴产业，或是明年在投资领域的重要着力点。相应的财政安排，特别是地方招商引资和产业扶持政策，应有配套举措，最终的结果应是投资继续较快增长。
在货币政策上，多数人认为变化将不可避免。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判断，2011年GDP增速9％左右，通货膨胀率将在4％－5％之间，但考虑到保增长需要和信贷惯性，货币政策并不会“急刹车”，稳中偏紧的政策取向几成定局。这有别于12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名义稳健、实质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10月19日到11月19日，一月之内，央行一次加息，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实际上已表明，适度收紧信贷的变奏已经拉开。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长达260页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执笔人刘元春教授告诉《财经》记者，2011年将是流动性回收之年，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国经济泡沫的蔓延和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扬进行治理。
为此，他建议货币政策应当中性定位、稳健操作，即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不超过17％，考虑到信贷惯性，2011年新增信贷维持在7万亿－7.5万亿元之间。同时，他建议中央银行上调150个－20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并适度加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对《财经》记者表示，“明年货币政策将趋于中性偏紧。”他认为，具体用“适度”还是“从紧”只是表述的问题，央行已经开始收紧了，明年估计货币供应量增长在15％－16％之间。
事实上，政府相关部委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亦传递出政策转向的信号。11月15日和29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两次以“教授”身份发表署名文章，呼吁货币政策应适时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类似的“准官方”表态被认为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热，人们普遍认为央行期望以此来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回归。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人士亦普遍预期，相较于货币政策调整，财政政策有望保持积极格调不变，但财政政策调整空间较大，例如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减少对“铁公基”等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支农资金，以及对低收入群体补贴等。近期食品等物价上涨较快，动用地方财政补贴低收入人群的做法，在一些省份和大城市已开始实施，这被视为是积极的变化。
部分官学两界人士认为，应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应在框架不变的同时，大力促进结构优化，为应对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准备预案。
“财政应该如何转向呢？既然通胀压不下来，就应给中低收入人群补贴，建立财政补贴与物价挂钩的机制，通过转移支付消化物价上涨，消除对低收入群体的损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
不过，对于此前学界、媒体热议的“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搭配，王建则不表认同。在他看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央行应承认通胀这个结果，来投放需要的流动资金，避免胖人穿瘦衣的窘境。
调控尺度分歧
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目前官学两界已形成共识，但对通胀的程度判断，以及宏观政策的抉择顺序仍存在争议。
物价的普遍且持续上涨被定义为通货膨胀，对于当前的通胀成因和类型，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但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派。一派依据弗里德曼理论认为通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央行发行货币太多，推动价格上涨；另一派认为这是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是因为多种要素成本上升造成的。
辜胜阻倾向认为这是“内外夹击”的多因综合症，货币超发、成本上升、国际输入、游资炒作、通胀预期和自然灾害“六把火”烧热了通胀上升的管道。
王建在剖析本轮通胀成因后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是2010年通胀的主要推动力，2011年将有两个新因素（即工资增长和输入性通胀）加入，通胀压力更大。“今年一个因素就把通胀推高到4.4％，那2011年三个因素在推，通胀会更严重，明年会在5％左右。”
对于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受访的官学两界人士看法不一，多数认为将在4％－5％之间徘徊，渣打银行研究报告则认为将达到5.5％，存在恶性通胀的危险。
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贺铿教授对《财经》记者提醒说，对于当前的通胀不必过于恐慌，是流通领域的投机炒作提升了通胀预期，令9月以来的物价上涨呈加速趋势。
多位受访者指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除了理性看待、治理通胀外，更应关注经济增长率下降之隐忧。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投资，已经出现放缓迹象，虽然今年前十个月投资增长24.4％，这其中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功不可没，需特别注意的是9月后，房地产新开工项目数量急速下滑，这将拖拽2011年投资增速下滑。支撑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动力——出口也将回落。
刘元春亦认同抑制通胀、流通性回收、房地产政策调整将成为主导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力量，但他同时认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倍增计划等上行力量将对下行力量对冲，总体运行将相对平稳。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速将达到10.1％，2011年将回落至9.6％。
对宏观经济运行走势研判的分歧，导致宏调收紧力度的拿捏难题。
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透露，最简单的货币供应的控制方法是M2的增幅等于GDP的增幅加CPI增幅，在此基础上再放大1个－2个百分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央行基本上是按照放大2个－3个百分点来控制货币。但是2008年三季度－2010年三季度，增幅超过9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远远超过GDP增速和CPI增速之和，流动性过于充裕，加大了国内通胀压力。
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是7.5万亿元，但此一额度今年前十个月已完成92％，一些市场人士因此预计，今年实际新增人民币贷款会达到8.5万亿元左右。不过央行有关人士近日的表态显示，全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应当会控制在7.8万亿元以内，即只比年初目标超出300亿元。此举也是为了控制今年的基数，避免明年信贷规模难以压缩。
不过经济界人士的共识是，接下来压缩新增贷款规模将成为宏调题中应有之义，学界不少人士担心的是，“收手过紧”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上证综指11月底至12月初连续大幅下挫，分析师们认为，这是市场对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深表担忧的体现。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官学两界人士认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攻坚之年，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来支撑。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4万亿元催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过度收缩流动性，势必带来较大风险。“急刹车”可能危及经济增长，导致按下通胀之“葫芦”的同时却浮起了通缩之“瓢”。
那么如何进行稳健操作？
199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1999年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此后这一政策取向一直延续到2006年底，成为中国人民银行1983年履行央行职能以来，执行时间最长的货币政策取向。
直到2007年中，这一政策取向才被终结，央行决定开始执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形势骤变，保增长成为首要任务，货币政策再度面临调整。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年底已实施两年有余。
多位专家、政府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稳健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信贷“急刹车”，未来新增贷款规模依旧较大，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将会被进一步凸显。
刘元春认为，要在信贷投放调控方式上进行调整，约束商业银行放贷冲动。央行除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手段外，还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比如对杠杆率、存贷比的监控，对资本充足率本身监控等。
因之对会议的种种猜测甚至影响到股市的涨跌。近五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一周，沪指随之“三涨两跌”。
《财经》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决策层对明年经济的指标设定和宏调方向定调面临诸多争议和分歧。“稳增长、抑通胀、开新局” 是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但各部委在其先后顺序上观点。
有部门认为明年经济充满变数，须首先保增长；有部门则认为“抑通胀”才是明年的当务之急；亦有观点认为2011年作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首先应着力“调结构”。“目前各方口径仍在协调之中，最大的难点是经济指标的敲定。”一位接近政策决策的人士表示。
有消息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完成关键性筹备，即三大起草组的“三组会稿”已经上交，这意味着相关会议文件已提交给最高领导层审阅修改，会议文件筹备基本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有两份文件，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起草小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讲话起草小组。按惯例，胡锦涛讲话起草由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温家宝讲话起草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第三份是明年经济工作定调稿，即明年政府工作报告初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任若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往往只管半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以及多重政策目标的挟制下，经济周期越来越短，宏观政策需要相机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恐怕仅仅是破题和求解的开始，而远非得到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那么容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指出。
宏调酝酿转向
在会议召开前夕，官方与民间等机构的经济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密集出炉，并通过各种途径递交决策层。
“应对通胀压力和抑制高物价，已经成为当前乃至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宏观经济数据显示，CPI同比上涨4.4％，创两年来的新高，全年CPI上涨将超过3％的既定目标。
接近权威机构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主基调很可能类似1998年那样实行“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这意味着，在财政政策上不会急刹车，较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仍然会继续，基础设施和产业领域的局部热潮不会立即中断，而区别仅在于，针对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可能比此前数年会略有增加。
从中央近期有关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来看，政府投资主导并试图带动民间投资于这些竞争性的新兴产业，或是明年在投资领域的重要着力点。相应的财政安排，特别是地方招商引资和产业扶持政策，应有配套举措，最终的结果应是投资继续较快增长。
在货币政策上，多数人认为变化将不可避免。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判断，2011年GDP增速9％左右，通货膨胀率将在4％－5％之间，但考虑到保增长需要和信贷惯性，货币政策并不会“急刹车”，稳中偏紧的政策取向几成定局。这有别于12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名义稳健、实质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10月19日到11月19日，一月之内，央行一次加息，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实际上已表明，适度收紧信贷的变奏已经拉开。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长达260页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执笔人刘元春教授告诉《财经》记者，2011年将是流动性回收之年，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国经济泡沫的蔓延和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扬进行治理。
为此，他建议货币政策应当中性定位、稳健操作，即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不超过17％，考虑到信贷惯性，2011年新增信贷维持在7万亿－7.5万亿元之间。同时，他建议中央银行上调150个－20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并适度加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对《财经》记者表示，“明年货币政策将趋于中性偏紧。”他认为，具体用“适度”还是“从紧”只是表述的问题，央行已经开始收紧了，明年估计货币供应量增长在15％－16％之间。
事实上，政府相关部委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亦传递出政策转向的信号。11月15日和29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两次以“教授”身份发表署名文章，呼吁货币政策应适时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类似的“准官方”表态被认为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热，人们普遍认为央行期望以此来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回归。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人士亦普遍预期，相较于货币政策调整，财政政策有望保持积极格调不变，但财政政策调整空间较大，例如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减少对“铁公基”等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支农资金，以及对低收入群体补贴等。近期食品等物价上涨较快，动用地方财政补贴低收入人群的做法，在一些省份和大城市已开始实施，这被视为是积极的变化。
部分官学两界人士认为，应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应在框架不变的同时，大力促进结构优化，为应对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准备预案。
“财政应该如何转向呢？既然通胀压不下来，就应给中低收入人群补贴，建立财政补贴与物价挂钩的机制，通过转移支付消化物价上涨，消除对低收入群体的损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
不过，对于此前学界、媒体热议的“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搭配，王建则不表认同。在他看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央行应承认通胀这个结果，来投放需要的流动资金，避免胖人穿瘦衣的窘境。
调控尺度分歧
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目前官学两界已形成共识，但对通胀的程度判断，以及宏观政策的抉择顺序仍存在争议。
物价的普遍且持续上涨被定义为通货膨胀，对于当前的通胀成因和类型，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但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派。一派依据弗里德曼理论认为通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央行发行货币太多，推动价格上涨；另一派认为这是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是因为多种要素成本上升造成的。
辜胜阻倾向认为这是“内外夹击”的多因综合症，货币超发、成本上升、国际输入、游资炒作、通胀预期和自然灾害“六把火”烧热了通胀上升的管道。
王建在剖析本轮通胀成因后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是2010年通胀的主要推动力，2011年将有两个新因素（即工资增长和输入性通胀）加入，通胀压力更大。“今年一个因素就把通胀推高到4.4％，那2011年三个因素在推，通胀会更严重，明年会在5％左右。”
对于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受访的官学两界人士看法不一，多数认为将在4％－5％之间徘徊，渣打银行研究报告则认为将达到5.5％，存在恶性通胀的危险。
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贺铿教授对《财经》记者提醒说，对于当前的通胀不必过于恐慌，是流通领域的投机炒作提升了通胀预期，令9月以来的物价上涨呈加速趋势。
多位受访者指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除了理性看待、治理通胀外，更应关注经济增长率下降之隐忧。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投资，已经出现放缓迹象，虽然今年前十个月投资增长24.4％，这其中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功不可没，需特别注意的是9月后，房地产新开工项目数量急速下滑，这将拖拽2011年投资增速下滑。支撑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动力——出口也将回落。
刘元春亦认同抑制通胀、流通性回收、房地产政策调整将成为主导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力量，但他同时认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倍增计划等上行力量将对下行力量对冲，总体运行将相对平稳。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速将达到10.1％，2011年将回落至9.6％。
对宏观经济运行走势研判的分歧，导致宏调收紧力度的拿捏难题。
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透露，最简单的货币供应的控制方法是M2的增幅等于GDP的增幅加CPI增幅，在此基础上再放大1个－2个百分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央行基本上是按照放大2个－3个百分点来控制货币。但是2008年三季度－2010年三季度，增幅超过9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远远超过GDP增速和CPI增速之和，流动性过于充裕，加大了国内通胀压力。
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是7.5万亿元，但此一额度今年前十个月已完成92％，一些市场人士因此预计，今年实际新增人民币贷款会达到8.5万亿元左右。不过央行有关人士近日的表态显示，全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应当会控制在7.8万亿元以内，即只比年初目标超出300亿元。此举也是为了控制今年的基数，避免明年信贷规模难以压缩。
不过经济界人士的共识是，接下来压缩新增贷款规模将成为宏调题中应有之义，学界不少人士担心的是，“收手过紧”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上证综指11月底至12月初连续大幅下挫，分析师们认为，这是市场对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深表担忧的体现。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官学两界人士认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攻坚之年，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来支撑。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4万亿元催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过度收缩流动性，势必带来较大风险。“急刹车”可能危及经济增长，导致按下通胀之“葫芦”的同时却浮起了通缩之“瓢”。
那么如何进行稳健操作？
199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1999年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此后这一政策取向一直延续到2006年底，成为中国人民银行1983年履行央行职能以来，执行时间最长的货币政策取向。
直到2007年中，这一政策取向才被终结，央行决定开始执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形势骤变，保增长成为首要任务，货币政策再度面临调整。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年底已实施两年有余。
多位专家、政府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稳健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信贷“急刹车”，未来新增贷款规模依旧较大，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将会被进一步凸显。
刘元春认为，要在信贷投放调控方式上进行调整，约束商业银行放贷冲动。央行除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手段外，还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比如对杠杆率、存贷比的监控，对资本充足率本身监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