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浩劫，全国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百万计。据当时中组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被立案侦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侦查的高达75%，即使有些干部没被立案侦查，但也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文革”结束后，中组部接收的案件中，被审查的高级干部有669人。其中，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或敌我矛盾的有320人。这些人当中，副部长级干部213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7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副总理7人。他们中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习仲勋……
“文革“结束后，由于受当时“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大批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没能得到平反，长期不分配工作，得不到组织关怀，内心十分压抑。到中组部，到中央各部委，甚至到胡耀邦家里上访的人数每天多达几百上千人。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胡耀邦主持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落实干部政策”。文中强调：“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呼吁各级组织部门“要敢于冲破阻力，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也一定要纠正”。
文章发表后，立刻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称赞，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了上万封支持和拥护的信件和电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1916-2012，四川威远人，先后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回忆说：“这篇文章犹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组部是关键部门。而当时中组部的主要负责人却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甚至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不少人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贴满了中组部的大院里，严厉批评中组部的衙门作风，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干部安排工作。
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举荐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组织和领导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胡耀邦后来说：“我是1977年12月15日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为什么敢于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呢？三条原因：第一条，有许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条，广大干部的呼声；第三条，广大群众的支持。”
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12月19日，64岁的胡耀邦到中组部正式上班。他在召开上任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耀邦明确表示，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 ，是组织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因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是战争环境影响而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彻底解决。不管如何艰难，我们都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他向在场的人约法三章：组织部门应该成为“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以后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写给我的信，应及时送给我，如果没有我的表示，“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会后，胡耀邦即把一些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没有分配工作“靠边站“的老干部杨士杰、曾志、陈野苹等请回来，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部审查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时的工作情景：“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
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几乎每天都忙于处理各类来信。胡耀邦在中组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中组部的一位干部回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有902封。
在这些来信中，有一封是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几名干部写的，反映该单位撤销后，仍有205名干部被称作“社会糟粕”而未能安排工作，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夏衍、楚图南。
胡耀邦气不打一处来，责问道：“这简直是瞎胡闹嘛！把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都当成了‘社会糟粕’，‘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立即要求中组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了解情况。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终于拿出了一份报告，胡耀邦批示说：这份材料值得一看，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该单位所有同志的工作分配。
不久，这205人当中，除19人因身体状况无法工作外，其余186人都安排了工作。
不仅要处理大量来信，还有大量的蒙冤者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住宅上访。对此，胡耀邦对住宅守门人员打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据到胡耀邦家里上访过的武汉钢铁设计院原党委书记朱鸿翔回忆：一天，胡耀邦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凌晨）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有人回忆说，胡耀邦的一天常常是这样开始的：早上7点钟，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他匆匆刷牙抹把脸，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胡耀邦请他们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胡耀邦为了尽快、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还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冤假错案，这些渠道包括新华社内参、各种媒体的报道、老朋友的反映等，甚至从跟自己的孩子及孩子的朋友同学的聊天中了解情况。《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文提到——
胡耀邦从来不给孩子们办事情，但是却让孩子们为平反工作尽力，利用孩子们的渠道。胡耀邦在就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是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
作家白桦就曾因这“小小的渠道”见到了百忙之中的胡耀邦，虽然那次他与胡耀邦见面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分钟，还没来得及向胡耀邦反映任何问题。据他回忆：“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如约来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了胡耀邦。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在胡家的沙发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唯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发太破，沙发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
推动舆论宣传落实干部政策
胡耀邦在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实践的同时，还通过舆论界宣传一些地区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以便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过程中 ，胡耀邦始终注意调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积极性。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上文提到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两篇文章外，为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胡耀邦又陆续指挥《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人民日报》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1978年9月，当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胡耀邦事先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等。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就如何落实好党的干部政策进行座谈。
不少学员反映，“四人帮”垮台已经一年多了，但在某些单位，落实干部政策的阻力仍然很大。对此，学员们分析：一是有的单位仍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所控制，他们本来就是要打倒干部的，“怎能靠他们去落实？”二是有些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毒很深，“帮气”很重。他们害怕否定自己的“成绩”，说什么“我搞了你十多年，现在你倒没有问题了，不是白搞了吗？”这怎么行！“我是审查你的，你没有了问题，反来领导我，不是翻案复辟了吗？”于是，他们总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威信。三是官僚主义态度，上推下卸，对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听之任之。
为此，学员们表示，要落实干部政策，首先必须整顿政治部、组织部，“审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当家”。如果还是帮派势力控制政治部、组织部的大权，就应该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对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强教育，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使那些中毒的同志醒悟过来，端正态度”。对某些坚持错误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也要采取适当措施”。
除了组织讨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之外，中组部还于1978年6月1日创办了《组工通讯》（内部刊物），并在第一期发表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胡耀邦提出的衡量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五条标准被写进了文章：
1. 过去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结论的，要尽快做出结论；
2. 已做结论处理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3. 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
4. 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5. 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当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文章还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摧残干部队伍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之后，《组工通讯》又相继发表了《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等一系列观点鲜明的文章，其中多篇被《人民日报》转载，受到党内外的高度重视。
197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不管什么人批的案子，如果发现错了，同级的组织完全有权纠正。”
《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发表的这些文章，以及开展的各种讨论，使很多人受到鼓舞。周扬撰文称赞说，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把组织部门称做“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多少年来，很少看到党报上发表如此令人亲切、使人振奋的文章了。 绕开中央专案组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然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毕竟会涉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所以，不少人对此抱着抵触的情绪。有些高级干部甚至责问：“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还有人声称：“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 “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为什么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如此抵制？胡耀邦认为，一是认识问题，二是私心杂念。有私心杂念的人，过去办了一些案子，伤害了不少人，但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这些人口头上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他在一份材料上鲜明地写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中央专案组迟迟不把他们负责的重大案件移交给中组部的情况下，抱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胡耀邦决定“另起炉灶”， 他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审查干部的同志表示：“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既然不准召开百人以上的大会，那就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的小型会议，叫“疑难案例座谈会”，让部分省、市、自治区带一些疑难案例来。
从1978年2月到4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胡耀邦先分3批召集了28个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门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然后又分3批召集了中央各部委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74件疑难案件。
关于这些“疑难”案例，大家普遍认为最为典型的是同一个人既强调反对林彪、“四人帮”，又捎带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或对毛泽东有些指责而受到惩罚。如有人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等等，这些人由于说了这些话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罪名，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对此，胡耀邦认为，应严格区别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并于1978年8月上旬，在中组部的内部刊物《组工通讯》上对所谓“恶毒攻击”和一般认识问题做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座谈会，不仅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同时也让大家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统一了认识。
对于在各省、市、自治区组织会议上，有人坚持认为，“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不能翻”。对此，胡耀邦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
胡耀邦认为：首先必须承认，毛泽东很伟大，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但是，他也不是完人，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有错误，有些错误还很严重，如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例。胡耀邦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或者是他“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要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政策，宜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
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开始逐渐得到平反。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平反的第一个冤假错案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六十一人”案的平反也为我们党拨乱反正、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打开了一个缺口。
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源于“六十一人”之一、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写给邓小平的一封申诉信。信中，王先梅简单阐述了她的孩子们由于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在工作、考学及生活上都面临着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恳请党组织能使她的孩子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要因为孩子的父亲的问题受到影响。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王其梅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看到批示后，胡耀邦和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商量后决定，应把对王先梅及其子女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
这些报道引起了广泛反响。很多人认为，对王其梅家属及子女政策的落实，暗示着“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昭雪已是迟早的事情。四个月后的1978年6月初，就在中央专案组不得不把其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转交给中组部重新复查的那几天，胡耀邦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工作开始了——
1936年4月，面对正在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请求中共中央批准，让关押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自8月31日起，直到1937年3月，这些人先后在《华北日报》《益世报》刊登了由国民党监狱事先拟好的所谓“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然后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此事，中共中央早已做出结论，认为这些人出狱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任弼时也说过：“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做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可是“文革”期间，康生、江青等为了彻底整垮刘少奇，又把这件事重新抖搂出来，诬陷此61人“叛变”，并将这61人定为“叛党集团”。
此后，不断有人开始为此案进行申诉。可是，中央专案组把持着就是不让平反。
对此，胡耀邦态度鲜明：“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考虑到案情重大，胡耀邦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听后也觉得事关重大，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华国锋对此案的平反开始也是非常谨慎，找胡耀邦谈话说，“‘六十一人’问题是毛主席定的，这怎么能翻呢？！”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7月4日，华国锋对胡耀邦做出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在取得邓小平、华国锋的支持后，胡耀邦指定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和张汉夫四人复查“六十一人”案的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查阅资料，胡耀邦等人起草了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广泛传达。至此，“六十一人”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之后，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 “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等一一得到平反昭雪。
关于平反刘少奇冤案，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其《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1978年11月，胡耀邦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1979年1月，刚出狱不久的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胡耀邦，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胡耀邦这样答复：“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胡耀邦的话后，王光美等三人倍感温暖。王光美回家后甚至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满妹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
为那些蒙冤的好同志奔走到底
除了为这些大案要案平反，胡耀邦还亲自为丁玲等许多“右派分子”平反。在他的努力下，1978年11月，全国55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全部被摘掉，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1979年1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1979年7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1980年2月，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1980年9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人平反；为在“文革”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黄克诚、邓子恢等人恢复名誉；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
据著名女作家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
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丈夫陈明回忆——
丁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没恢复党籍，1979年1月因治病回到北京不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让她去参加政协的共产党员会议。那天，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会议召集人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很激动，还写了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1984年，中组部作出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明清晰地记得，看完通知后，耄耋之年的丁玲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年底，经中央批准平反的有较大影响的冤假错案30多件，全国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群众得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和工作。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至1985年基本结束。
胡耀邦曾说过：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文革”结束后，正是由于胡耀邦“心忧国事曾拍案”，“我就是要为那些蒙冤的好同志奔走到底”，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复查、平反了“文革”中形成的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批冤假错案，为这些受害者落实政策，使上千万遭受“左”的迫害的干部群众，一亿以上无辜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和其他受牵连的人得到解脱，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从而赢得了民心。“洗冤枉，找耀邦”，正是当时民心的反映。
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心者天下顺。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及干部政策的不断落实，这些蒙冤者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坚信：当“伤痕”慢慢收敛，未来必定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不久，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向他们走来。胡耀邦的秘书在接受采访时说：“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为了顺民心，就是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和谐的社会基础。”
尽管平反冤假错案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不可否认胡耀邦为平反出力最大。他超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胆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公正的断案，让世人敬仰。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浩劫，全国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百万计。据当时中组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被立案侦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侦查的高达75%，即使有些干部没被立案侦查，但也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文革”结束后，中组部接收的案件中，被审查的高级干部有669人。其中，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或敌我矛盾的有320人。这些人当中，副部长级干部213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7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副总理7人。他们中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习仲勋……
“文革“结束后，由于受当时“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大批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没能得到平反，长期不分配工作，得不到组织关怀，内心十分压抑。到中组部，到中央各部委，甚至到胡耀邦家里上访的人数每天多达几百上千人。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胡耀邦主持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落实干部政策”。文中强调：“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呼吁各级组织部门“要敢于冲破阻力，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也一定要纠正”。
文章发表后，立刻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称赞，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了上万封支持和拥护的信件和电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1916-2012，四川威远人，先后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回忆说：“这篇文章犹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组部是关键部门。而当时中组部的主要负责人却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甚至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不少人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贴满了中组部的大院里，严厉批评中组部的衙门作风，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干部安排工作。
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举荐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组织和领导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胡耀邦后来说：“我是1977年12月15日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为什么敢于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呢？三条原因：第一条，有许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条，广大干部的呼声；第三条，广大群众的支持。”
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12月19日，64岁的胡耀邦到中组部正式上班。他在召开上任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耀邦明确表示，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 ，是组织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因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是战争环境影响而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彻底解决。不管如何艰难，我们都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他向在场的人约法三章：组织部门应该成为“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以后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写给我的信，应及时送给我，如果没有我的表示，“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会后，胡耀邦即把一些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没有分配工作“靠边站“的老干部杨士杰、曾志、陈野苹等请回来，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部审查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时的工作情景：“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
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几乎每天都忙于处理各类来信。胡耀邦在中组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中组部的一位干部回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有902封。
在这些来信中，有一封是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几名干部写的，反映该单位撤销后，仍有205名干部被称作“社会糟粕”而未能安排工作，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夏衍、楚图南。
胡耀邦气不打一处来，责问道：“这简直是瞎胡闹嘛！把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都当成了‘社会糟粕’，‘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立即要求中组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了解情况。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终于拿出了一份报告，胡耀邦批示说：这份材料值得一看，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该单位所有同志的工作分配。
不久，这205人当中，除19人因身体状况无法工作外，其余186人都安排了工作。
不仅要处理大量来信，还有大量的蒙冤者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住宅上访。对此，胡耀邦对住宅守门人员打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据到胡耀邦家里上访过的武汉钢铁设计院原党委书记朱鸿翔回忆：一天，胡耀邦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凌晨）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有人回忆说，胡耀邦的一天常常是这样开始的：早上7点钟，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他匆匆刷牙抹把脸，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胡耀邦请他们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胡耀邦为了尽快、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还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冤假错案，这些渠道包括新华社内参、各种媒体的报道、老朋友的反映等，甚至从跟自己的孩子及孩子的朋友同学的聊天中了解情况。《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文提到——
胡耀邦从来不给孩子们办事情，但是却让孩子们为平反工作尽力，利用孩子们的渠道。胡耀邦在就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是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
作家白桦就曾因这“小小的渠道”见到了百忙之中的胡耀邦，虽然那次他与胡耀邦见面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分钟，还没来得及向胡耀邦反映任何问题。据他回忆：“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如约来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了胡耀邦。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在胡家的沙发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唯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发太破，沙发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
推动舆论宣传落实干部政策
胡耀邦在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实践的同时，还通过舆论界宣传一些地区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以便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过程中 ，胡耀邦始终注意调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积极性。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上文提到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两篇文章外，为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胡耀邦又陆续指挥《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人民日报》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1978年9月，当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胡耀邦事先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等。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就如何落实好党的干部政策进行座谈。
不少学员反映，“四人帮”垮台已经一年多了，但在某些单位，落实干部政策的阻力仍然很大。对此，学员们分析：一是有的单位仍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所控制，他们本来就是要打倒干部的，“怎能靠他们去落实？”二是有些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毒很深，“帮气”很重。他们害怕否定自己的“成绩”，说什么“我搞了你十多年，现在你倒没有问题了，不是白搞了吗？”这怎么行！“我是审查你的，你没有了问题，反来领导我，不是翻案复辟了吗？”于是，他们总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威信。三是官僚主义态度，上推下卸，对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听之任之。
为此，学员们表示，要落实干部政策，首先必须整顿政治部、组织部，“审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当家”。如果还是帮派势力控制政治部、组织部的大权，就应该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对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强教育，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使那些中毒的同志醒悟过来，端正态度”。对某些坚持错误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也要采取适当措施”。
除了组织讨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之外，中组部还于1978年6月1日创办了《组工通讯》（内部刊物），并在第一期发表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胡耀邦提出的衡量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五条标准被写进了文章：
1. 过去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结论的，要尽快做出结论；
2. 已做结论处理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3. 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
4. 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5. 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当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文章还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摧残干部队伍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之后，《组工通讯》又相继发表了《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等一系列观点鲜明的文章，其中多篇被《人民日报》转载，受到党内外的高度重视。
197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不管什么人批的案子，如果发现错了，同级的组织完全有权纠正。”
《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发表的这些文章，以及开展的各种讨论，使很多人受到鼓舞。周扬撰文称赞说，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把组织部门称做“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多少年来，很少看到党报上发表如此令人亲切、使人振奋的文章了。 绕开中央专案组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然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毕竟会涉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所以，不少人对此抱着抵触的情绪。有些高级干部甚至责问：“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还有人声称：“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 “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为什么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如此抵制？胡耀邦认为，一是认识问题，二是私心杂念。有私心杂念的人，过去办了一些案子，伤害了不少人，但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这些人口头上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他在一份材料上鲜明地写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中央专案组迟迟不把他们负责的重大案件移交给中组部的情况下，抱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胡耀邦决定“另起炉灶”， 他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审查干部的同志表示：“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既然不准召开百人以上的大会，那就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的小型会议，叫“疑难案例座谈会”，让部分省、市、自治区带一些疑难案例来。
从1978年2月到4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胡耀邦先分3批召集了28个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门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然后又分3批召集了中央各部委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74件疑难案件。
关于这些“疑难”案例，大家普遍认为最为典型的是同一个人既强调反对林彪、“四人帮”，又捎带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或对毛泽东有些指责而受到惩罚。如有人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等等，这些人由于说了这些话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罪名，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对此，胡耀邦认为，应严格区别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并于1978年8月上旬，在中组部的内部刊物《组工通讯》上对所谓“恶毒攻击”和一般认识问题做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座谈会，不仅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同时也让大家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统一了认识。
对于在各省、市、自治区组织会议上，有人坚持认为，“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不能翻”。对此，胡耀邦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
胡耀邦认为：首先必须承认，毛泽东很伟大，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但是，他也不是完人，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有错误，有些错误还很严重，如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例。胡耀邦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或者是他“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要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政策，宜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
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开始逐渐得到平反。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平反的第一个冤假错案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六十一人”案的平反也为我们党拨乱反正、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打开了一个缺口。
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源于“六十一人”之一、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写给邓小平的一封申诉信。信中，王先梅简单阐述了她的孩子们由于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在工作、考学及生活上都面临着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恳请党组织能使她的孩子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要因为孩子的父亲的问题受到影响。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王其梅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看到批示后，胡耀邦和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商量后决定，应把对王先梅及其子女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
这些报道引起了广泛反响。很多人认为，对王其梅家属及子女政策的落实，暗示着“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昭雪已是迟早的事情。四个月后的1978年6月初，就在中央专案组不得不把其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转交给中组部重新复查的那几天，胡耀邦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工作开始了——
1936年4月，面对正在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请求中共中央批准，让关押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自8月31日起，直到1937年3月，这些人先后在《华北日报》《益世报》刊登了由国民党监狱事先拟好的所谓“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然后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此事，中共中央早已做出结论，认为这些人出狱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任弼时也说过：“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做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可是“文革”期间，康生、江青等为了彻底整垮刘少奇，又把这件事重新抖搂出来，诬陷此61人“叛变”，并将这61人定为“叛党集团”。
此后，不断有人开始为此案进行申诉。可是，中央专案组把持着就是不让平反。
对此，胡耀邦态度鲜明：“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考虑到案情重大，胡耀邦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听后也觉得事关重大，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华国锋对此案的平反开始也是非常谨慎，找胡耀邦谈话说，“‘六十一人’问题是毛主席定的，这怎么能翻呢？！”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7月4日，华国锋对胡耀邦做出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在取得邓小平、华国锋的支持后，胡耀邦指定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和张汉夫四人复查“六十一人”案的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查阅资料，胡耀邦等人起草了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广泛传达。至此，“六十一人”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之后，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 “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等一一得到平反昭雪。
关于平反刘少奇冤案，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其《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1978年11月，胡耀邦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1979年1月，刚出狱不久的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胡耀邦，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胡耀邦这样答复：“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胡耀邦的话后，王光美等三人倍感温暖。王光美回家后甚至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满妹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
为那些蒙冤的好同志奔走到底
除了为这些大案要案平反，胡耀邦还亲自为丁玲等许多“右派分子”平反。在他的努力下，1978年11月，全国55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全部被摘掉，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1979年1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1979年7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1980年2月，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1980年9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人平反；为在“文革”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黄克诚、邓子恢等人恢复名誉；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
据著名女作家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
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丈夫陈明回忆——
丁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没恢复党籍，1979年1月因治病回到北京不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让她去参加政协的共产党员会议。那天，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会议召集人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很激动，还写了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1984年，中组部作出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明清晰地记得，看完通知后，耄耋之年的丁玲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年底，经中央批准平反的有较大影响的冤假错案30多件，全国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群众得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和工作。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至1985年基本结束。
胡耀邦曾说过：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文革”结束后，正是由于胡耀邦“心忧国事曾拍案”，“我就是要为那些蒙冤的好同志奔走到底”，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复查、平反了“文革”中形成的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批冤假错案，为这些受害者落实政策，使上千万遭受“左”的迫害的干部群众，一亿以上无辜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和其他受牵连的人得到解脱，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从而赢得了民心。“洗冤枉，找耀邦”，正是当时民心的反映。
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心者天下顺。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及干部政策的不断落实，这些蒙冤者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坚信：当“伤痕”慢慢收敛，未来必定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不久，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向他们走来。胡耀邦的秘书在接受采访时说：“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为了顺民心，就是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和谐的社会基础。”
尽管平反冤假错案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不可否认胡耀邦为平反出力最大。他超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胆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公正的断案，让世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