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在公立医院做过科室主任的医生如此回答，“其实恰好相反，公立医院同样极不公平。领导干部一个招呼就可以享受最好的服务，还是廉价的；而无权无势的穷人，则要一直困扰于‘看病贵’和‘看病难’。”“等级在公立医院分得尤其清楚，这是非常不应该的，那种医院，本应该是为公众服务的。” 　　按照这位温州籍医生的设想，如果医生可以自由流动，社会资本便能够放心投入到医疗领域，从而出现更多的、针对各种层次人群的医院，市场上的医疗也会形成一个分层次的结构，公立医院更多的关注覆盖面和基本的医疗保障；对于有条件的、要求更高的，就可以分流到私立医院去。而自由后的医生也会更重视个人品牌，在服务上、技术上会更用心地追求，可以改善之前大锅饭、上班情绪不佳的情况。他说，离开了那个“以药养医”的制度，自由职业给自己带来的是愉悦和充实。
　　与于莺的辞职相伴的另一个业内热点新闻是医生的“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 7月底，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给广东省卫生厅一份《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之后，又有药厂陷入贿赂丑闻，医院从药品上拿到的回扣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有人评论：医改进入了深水区，但更多的担忧则是：医生的多点自由执业是否能利好患者，能否抑制大检查和大处方所带来的浪费？

医生自由执业，会怎么样？

　　深圳的年轻儿科医生裴洪岗写了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分析了公立与私立的医院，分析了医生的执业状态与工作状态：因为国家的拨款不足，公立医院同样需要盈利养活自己，公立医院的公只是“公家”的“公”，这个“公”所导致的惟一后果是“所有的人都看上级官员的脸色行事”，而医护“往往成为官员们维稳的牺牲品”，而当一线医护人员被医疗体制压榨时，更弱势的患者也难以得到优质的服务——“大医院不愁没有病源，也就没有改善医疗服务和就医环境的动力，病人排队受气要去，风餐露宿半夜打地铺还是要去，因为好的医疗资源都在那里，病人无法用脚投票。同时，医生承受的种种制度恶果，最终病人也要吞下去：医生超时超量工作，出错风险增大，最受罪的是患者；有病人逃费扣了医生奖金，下次危重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收治；大多数医院连医生的医疗责任险都没有，医生碰到医闹，往往被院方推出去直接面对要说法的患者，被牺牲一次的医生在他以后的行医生涯中，只会远离那些危重病人，为了千分之一的漏诊几率给另外999个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由此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还是由患者支出。”
　　裴洪刚对给医生松绑的“自由执业”充满憧憬，然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周子君教授却对医生的自由流动与私立医院的兴起并不看好，他问：“好的医生全去私立医院了，那么公立医院还剩下什么样的医生？”医生如果可以自由流动，也许西部好的医生都来东部发达城市行医了，而西部本身就是缺乏医生的地方……那里的医生都来北京、上海了，医生很高兴，但当地可能就没有好的医生了，他认为“这是未来我们要综合考虑的问题”。一位网友甚至指出，放开私立医院，主要牺牲的也许是真正的穷人的利益——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中国，看病的難和贵，在占有资源最少的穷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最漂亮的医生，应用最漂亮的器具与言语，专门伺候社会上极少数的阔老爷姨太太，是今日社会上大多数知名医师的勾当。”1934年，被称作“乡村医疗革命之父”的陈志潜在《民间》上发表的一篇《请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下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如今，这句话被当作反对医师多点执业和私立医院发展的理由。然而，在79年后的今天，高端以及多层次的私立医疗机构与只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公立医疗机构可否共存？后者能否获益于前者？好医生会不会全部集中到私立医院？国务院研究员、社会政策司司长朱幼棣给出的答案是：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私立医院对养老和职称这两个问题仍然是束手无策的，根本不用担心好医生全跑去私立医院。”这位被称作“高级幕僚”的学者曾是新华社原中央组组长，几乎跟随报道和研究过中国医改的全程。
　　2011年，朱幼棣把自己对医改的想法写成了一本《大国医改》，书中提到，中国的历次医改，争论最大的几乎都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究竟哪一个更好？回望30年来公立医院走过的路，朱幼棣在书中将弊端归结为：管办未分、政事不分、盈利和非盈利不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生行政部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只能是不断强化了自身集团利益，离公益之路越来越远。他认为：至少，“在主导和主办没有厘清的情况下，过分强调政府主导是危险的，极易把行政监管、服务型政府，混同成‘包办型’政府，赋予某些政府行政部门极大的权力。”
　　开放“自由执业”和发展私立医院，给病人更多的选择固然是好事，但就中国的医疗体系看来，另一个问题则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为国民提供相当的医疗水平。一位网友提到：“现代医学的中心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医学的发展是以欧美国家的经济力量支撑的。这些支柱经济力量来自每一个患者，这些患者的劳动产出，决定了他们能为健康支付多少。所以，现代医学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和发达国家的人均劳动产出挂钩的。”
　　在过去，中国的做法一直是借助国家手段，强行降低医疗人力成本，“牺牲”医护人员的利益，压制整个医疗费用。但就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来看，之前的做法也许并没有计划中那么成功，毕竟，每个个体都不会同意让自己“被牺牲”。但如果医生们自由了，没有了廉价的人力资源，情况会变成怎样，却是个未知数。

全科医生的前路

　　回到于莺，她会去哪儿？作为一个“不是专家，不看专病，但专家可干不了我的活儿”的急诊科医生，她最适合的位置，业内人士纷纷说：全科医生。
　　在西方国家，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是其医疗系统中很重要的一环。对一个医疗保险系统，由全科医生对病人进行预检和分类，给予健康建议，是有效降低整体费用的良策。在实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英国，全科医生类似一种基层的社区诊所，由政府支付工资，对病人进行一些预查和简单治疗，一旦发现处理不了，会为病人推荐、预约上级医院。在一些国家，除了急诊，公立大医院只接受经全科医生预检后无法处理的病人，这样就不会出现轻重病人全挤在三甲医院的情况。而在没有全民医保覆盖的美国，全科医生的工作由与保险公司签约的家庭医生负责。事实上，因为美国的病人是自由选择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为病人服务的积极性很高，“他们必须具有竞争力”。 　　“在美国，看病真的只是‘看医生’，如果是‘去医院’，那就表示问题比较严重了。看医生有可能花几十块钱就出来了，一旦‘去医院’，再简单的处理也会收到几百上千的账单。”一位在美国生活了数年的受访者这样告诉记者。女儿出生后，他们特意换了一位有儿科专长的家庭医生。而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美国，正常的全科医生收入在当地都处于中产水平。
　　而中国的全科医生、一直致力于全科医学的推广和教育的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全科医学系主任祝墡珠曾总结说：“理想的全科医疗提供的正是这种不分年龄、性别，不分预防、治疗或康复的综合性保健服务，其中还包括对一些急性、危重的专科疾病的识别与转诊。”朱幼棣也提到了曾经隶属于大而全的单位的“医务室”——解决头疼脑热的小病，医务室看不了的病，开个介绍信，推荐病人去合适的大医院。随着企事业单位不再办社会，这些医务室纷纷取消，相应的基层卫生体系却没有跟上来。
　　今年1月，于莺发了这样一条微博：“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图中这样的社区型诊所，提供周到細致的服务，家庭医生式的建档式医疗服务模式，每次就诊时和患者及家属有至少30分钟的沟通，采用预约制，按时到诊所后等候少于10分钟。但，只有一条，除了药费是报销之外，诊费自负，一次五百元左右，会有多少人选择这样的诊所？”后面的回应中，多数人认为，工薪阶层还是很难接受这样的诊费，有人还特意指出：“社区常检查和开药的主体还是退休在家的中老年人”，而依照这些人的购买力，这家医院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闭。
　　辞职后的某一天，于莺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近期的计划：“终于等到为期3个月去台湾学习全科医学模式的邀请函，大家心中的疑问也终于有了答案，就是，我没有接受任何一家诊所医院的offer，而是选择为了理想继续学习的道路。”
　　上海讲座的最后，一位年轻的医学生问于莺：为什么选择做全科医生，而不是更神气一些的专科医生？于莺回答：“这只是个人选择”。这不是一个野心勃勃要成为著名医生的年轻人，她希望更多的平衡，拥有自己的时间，照顾家人，跟朋友聊天，以及偶尔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讲座结束，有人问她：中国的全科医生收入如何？她摇头，笑而不答。一位正在附近的大学参加全科医生培训的姑娘上前讨论：现在的某些大型外企好像已经开始配备企业内部的全科医生……前途会如何？又是个让人迷茫的问题。
　　最后，年轻人纷纷上前合影，拿照片给她看，于莺指着其中一张笑了，“这个角度我最喜欢，显得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