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文革”后落实政策，那是我住进木樨地24号楼前不久，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特地登门拜访。他刚一进门就向我抱拳拱手，说：“老涂啊，50年前我错了，你有意见对我说，不要怪毛主席。”


　　50年前，指的是1931年，当时我刚到江西苏区加入红军不久，确实曾经与毛主席闹过一段矛盾，后来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解释过。但冯文彬说得对，这件事其实是由他引起的。
　　1931年，我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和曾三、伍云甫一道，从上海经过香港，再转福建，辗转来到江西苏区的瑞金，然后，又赶往东固红军总司令部，做无线电工作。
　　我本人是个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为打残了一个反动工头，在上海呆不住，被组织上安排前往苏联学习。先在东方大学，以后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建议下，我进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当年一起学习的还有宋濂、刘希吾、谭献犹三人，而我主要学的是机务工作，即装修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我在1930年3月回到上海，直接在李强的领导下工作，和张沈川、宋濂等一同办过地下的无线电训练班。由于训练班很快遭到敌人破坏，苏区又急需要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中共中央就把我们派到中央苏区来了。
　　中央红军当时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建立。那还是因为1930年12月30日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主力，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缴了他的一个电台的全部人马，才打下的基础。当时俘虏的报务员有王诤、刘寅，机务员有李三毛(后来逃了)。不过，当时缴获的只有一部15瓦的小收发报机，因此红军还没有能够利用来进行通报，只是把它当作收报机使，用它来侦听敌情。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打了公秉藩师，又缴了一部电台后，红军的无线电通讯才正式建立起来了。
　　当时苏区里面宗派主义很厉害，经历过的人都有很深的印象。本地的干部，不同部队系统的干部，上海来的干部，以及从莫斯科回来的干部之间，互相看不上。我那个时候刚从上海来，又是从苏联回来的，因为有些技术，又不会说话，脾气大，也难免让一些人看不惯。
　　记得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到处都防备着反革命，因此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那时对 缴来的电台很珍贵，我负责机务，最怕被人破坏。特别是怕技术性的各种破坏，比如更换零件或变更发射波长等等，这在外观上看不出来，危害却很大。当时曾经发生过留用人员利用值班时间擅自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电台通报的情况。所以，那时我根本不让任何人打开我修造和调整好的收发报机。甚至在每次调整好机器后，我还都要在后盖上贴上封条，写上“拆开者枪毙”的字样。为这些事，有些同志就不高兴，这也包括当时担任无线电大队政委的冯文彬，觉得我目中无人。
　　其实，那个时候冯文彬也不是不担心敌人的破坏。当时电台就设有监护班，开始有大约20多人，不仅负责警卫工作，而且也对留用人员在政治上加以监督。问题是，冯文彬对我们三个从上海来的同志也不放心，特意悄悄地让派来学习收发报的政治战士李白暗中监督我们，弄得我们非常不痛快。尤其是我这个人，有话闷不住，难免要嚷嚷出来。结果，自然也就惹恼了冯文彬。
　　记得就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由于红军与群众关系好，电台充电机一响，许多群众就都转拢来看。当时无线电大队没有队长，只有冯文彬当家，我因为怕出事故，主动向他报告，要他派人警卫。想不到他那天脾气很坏，开口就骂起娘来：“娘卖皮，你不好派叫我派呀!”
　　我当时的职务只是机务员，我怎么派人?!于是我也发了脾气，回答他说：“我怎好派，你娘皮，怎么开口就骂人!”
　　冯文彬顿时生了气，立刻冲另一名政治战士李伟吼道：“给我捆起来。”
　　李伟看着这情形，不知如何办好，愣在一边。冯接着冲他大喊：“我说捆就捆好了!”
　　就这样，李伟只好执行他的命令，当下就把我捆起来了。我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被捆着还是冲着他大喊大叫。
　　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司令部的人。前敌总支的王立中跑出来问明了情况，把双方都批评了一顿，结果是我和冯都不满，王叫冯给我松绑，我硬是不让他松绑。直到把毛主席都惊动了，亲自出来问情况。但是，毛主席听完王立中说明情况后，当场表态竟完全偏袒冯文彬，认为冯文彬完全未错，说错在我一个人。
　　我当时那个气呀，委屈得不得了。记得我当时冲着毛主席大喊：“我要向共产国际告你们!”毛主席听也不听，丢下一句就走了：“我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松绑!”
　　当晚，红军无线电大队的党支部还专门为此开过会。具体的情节记不清了，反正是这一通吵闹之后，冯文彬这个政委干不下去了。那时我这个机务员是少不了的，冯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他当晚就向毛主席请辞。毛主席随即要他的副官把我找了去，对我说：“好嘛!别人都不行，就你行。那么这个政委你就来干吧!”我那个时候还在气头上，心想干就干，有什么了不起?想不到，这个政委的差事真不是好当的。
　　我这个人苦出身，讨过饭，生活上一向大大咧咧，穿衣戴帽向来随便，不那么整洁。因此，历来与大师傅、伙夫比较接近。当年军队中三兵三夫，最最痛苦的是伙夫。别人到站休息，他们一到就要做饭。别人行军背一条枪，他们行军要挑一担子。真是苦极了。我十分同情他们，和他们也搞得来。相反，要我跟那些有文化的、当官的在一起，说些子官话，摆上个架子，我就搞不来了。而当政委，又要管人，又要管事，还不能丢了机务工作，算是把我给弄苦了。
　　刚当上政委，我就闯了祸。那时由白区运来一大瓶硫酸，正好电台缺这东西。管后勤的杨立三对我说：“老涂，这东西交你吧，(挑)夫子我弄来。”既然是电台的事情，我不加思索就接受了。想不到，夜间行军，运输班的战士跌了跤，把瓶子打碎了，弄得许多战士的草鞋都烧坏了。第二天毛主席听说，当面训斥我说：“人家管得好好的，你要拿来?现在没有了，我看你怎么办?”
　　红军那时到处爬山，转来转去。无线电大队要挑着汽油紧赶慢赶才跟得上。可是每当上山时，挑夫就掉队。我这个政委急得要死，去催他吧，他说：“同志，你找一个人来替我一下，我休息几分钟，马上就赶上了。”可是这个时候自己队里的人都走完了，我只好自己来替他。挑不了多久，我的脚就拐了，没办法，只好一颠一颠地咬紧牙齿往前赶。前委组织部长周以粟在后边看到了，还和我打哈哈说：“你这同志好，帮挑夫挑一肩。”真是活见鬼，我那是不得已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我这个政治委员还要兼机务员。别人到站，可以坐下休息；我这个机务员到站，首先要帮助架天线。然后又要开机充电。等到报务员夜里一点钟发完报，我还要去收机器。就是对最苦的伙夫来说，大家到站，吃了饭，他也还可以睡两小时。我作为政委，却还要惊醒着看他做了早饭没有，还要等着传令兵来，以便及时送出出发令。这样，别人一天干十个小时，我却要干二十多小时，真要把人累死了。
　　就这样硬挺了一个多礼拜，我实在干不动了，只好向毛主席辞了职。毛主席于是调了宋裕和来任政委，我才算是“解放”了。
　　当然，由于这件事，我在思想上对毛主席还是很抵触，多年来都是不满意的。记得后来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叫我办事，我都很痛快，可是毛主席叫我给他修电话机，我就是拖着不去。结果谁都知道我对毛主席有意见，知道我这个人脾气坏。1981年冯文彬上门道歉，要我不要怪毛主席，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过错。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冯文彬那样对待我是不应该的，但作为一个被领导者来说，特别是军队中的下级，就应该本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态度，坚信“天下无不是的军令”。你千百万之众，手持武器，没有上下级的服从关系，那还了得吗?当时是战争环境，事情又出在军队之中，毛主席那样做多半也是为了维护政委的威信，多少有些出于不得已嘛。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的气其实早就消了。■(徐胜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