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句法孤岛概念源于Ross(1967)发现从某些句法结构中提取成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些句法结构包括:复杂名词结构(complex noun phrase structure)、并列结构(coordinate structures)、附接语结构(adjunct structures)、主语结构(subject sentential structures)、左分支结构(left branches)等,由此Ross(1967)把这样的语言环境比喻成一个孤岛,在这里一些转换的规则(如长距离论元或者非论元移位)可能
【机 构】
：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句法孤岛概念源于Ross(1967)发现从某些句法结构中提取成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些句法结构包括:复杂名词结构(complex noun phrase structure)、并列结构(coordinate structures)、附接语结构(adjunct structures)、主语结构(subject sentential structures)、左分支结构(left branches)等,由此Ross(1967)把这样的语言环境比喻成一个孤岛,在这里一些转换的规则(如长距离论元或者非论元移位)可能无法进行.本研究尝试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结合相关实验结果,分析不同语言(原位语言和非原位语言)中的句法孤岛现象,发现孤岛限制存在普遍性,大部分语言中均存在一种或者多种孤岛类型,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汉语和日语等原位语言(in-situ languages),其疑问句中疑问词可以保持原位,不需要移动跨越多个句法成分至句首,所以不存在孤岛现象.未来研究在聚焦句法孤岛现象跨语言分析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句法孤岛现象产生的机制和实验研究.
其他文献
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是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翻译与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是向世界介绍中国、阐释中国的关键.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过程中,要树立起确立中国话语权、宣传中国价值观、阐释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力量的行动目标,按照信息等值传递和效果灵活对等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原则,研究国外受众心理,实现精准传播.
林语堂是20世纪的文坛巨匠,其英文写作与翻译作品享誉世界,独特的译写结合的创作理念源自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从文章翻译学的视角进行解读,林语堂的典籍翻译作品与原文的修辞风格高度契合,具体体现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核心修辞特点“韵、对、言、声”进行综合考量,并用地道的英语修辞手段进行整体重构,从而使译作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林语堂的成功范例有力印证了文章翻译学对于典籍翻译实践的主张,即“译文三合义体气”,其中“义合”是基础,“体合”是关键,“气合”则是译者的至高追求.
促进中外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助力中外文化的和谐共生,是翻译在新时代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在中国文化由输入向输出转型的当下,在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且要融进去的当代,堪称文化译出典范的林语堂及其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思想和实践,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逆全球化”声音,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实践启示我们要瞄准西方受众及其特定文化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清晰筹划,制定合理的措施,采取合适的策略,助力中国文化走进西方受众的心里.
晚清以来,西方经济学术语monopoly译名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定名过程.严复最早以“辜榷”一词对译monopoly,后受译者文体、政治历史和术语规范化等因素的影响,monopoly译名经历了从“辜榷”到“独占”再到“垄断”的演变过程.经济学术语monopoly的译名演变不但反映了近现代经济学概念构建背后的各种话语力量,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学思想的近现代化转型.
20世纪末,谢天振结合埃斯卡皮理论首次提出翻译学中的创造性叛逆理论,由此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的观照下,针对学界对创造性叛逆理论的批评性思考,以爱尔兰民间文学翻译为例,发现翻译中的理解、视域融合和创造性叛逆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关系,构成一个循环、发展的认知系统,并试图在面对视域冲突、隔阂与期待的过程中,廓清创造性叛逆所体现的选择性、观照性与优化性,为创造性叛逆的理论细化与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以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相结合的方式,从研究论题、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三个层面对国内近20多年(1996-2021)的翻译伦理研究进行了理论反思.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按照论题可分为引介西方相关理论、化用本土理论资源和建构翻译伦理学体系等三类,围绕此三大论题展开的研究存在曲解套用西方理论、核心概念界定不清、疏于应对业界变化等问题,指出在应用翻译和翻译产业化迅速发展的当下,翻译伦理研究应回归翻译实践,关注职业伦理、技术伦理和译员伦理素养培育等现实问题.
为了实现广泛的理解、接受和认同,用外国语言文字积极主动地阐释、表述、传播中国话语,即中国对外话语的外国语言文字再现和传播,仍是不可或缺的方式.该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然与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舆论环境不相适应.应当更加注重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倡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立场的前提下,把外文再现方式“委任”给实践者,使其能贴近不同群体受众,以易于受众理解接受的方式,在内容取舍上,采取完整再现(全译)、局部再现(节译、摘译)和轮廓勾勒(编译、译述)等相结合的再现方式;在语言形式上,采用
德国媒体2000年代涉华经济报道呈现高度负面倾向性特征.为考察德媒自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经济话语的建构方式与认知模式是否有所转变,本研究以德国主流媒体《法兰克福汇报》2012-2020年涉华经济报道为语料,以语篇-历史批评话语研究为理论指导,通过将包括隐含迪利克雷分布主题模型等在内的新型数据驱动型语料库方法与传统质性话语研究相结合,对该复杂话语进行了宏观历时主题演变与微观共时主体对比的解析.研究发现十八大以后该话语在宏观历时向度发生了由内向外的主题结构迁移,在微观共时向度建构的不再是以负面为主,而是出现两级分
传统语法以词类划分和主谓结构思想构成语句最基本的句法结构性,其形而上的哲学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观与谓述思想.汉语缺乏系统的形态标记,词类划分缺乏形态依据.关于汉语的语法研究不断证明,以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传统语法分析汉语有诸多不适,应回到我们自己的逻辑经典中,寻找汉语句法构句的密钥.通过对比亚里士多德逻辑与中国古代逻辑经典墨辩逻辑如何定义概念与语言、概念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利用初始概念形成逻辑判断,为“主语-谓语”结构与“话题-说明”结构的差异找到哲学与逻辑上的基础.同时,从语言学研究对语言主观性的觉察入
红色文献是党史国史的记录,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在当下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以广西鹿寨县的红色文献为例,通过查阅红色文献与采访党史研究人员,简述鹿寨县红色文献的概况,归纳其特点,总结出其具有钩沉史实、纠正谬误、永续红色和资政育人的价值;阐述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的方式:建立红色文化陈列馆;编撰党史、革命史书籍;通过新媒体进行社会传播;进行党史国史教育.探讨红色文献的独特价值以及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的一般途径,为档案馆、图书馆、史志编研机构等相关部门整理、传承和活化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