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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西一直以来是中国版图中一处地理环境复杂的偏远之地，但正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湘西历史上的几大商业名镇，而浦市镇正是昔日湘西地区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湘西地区最繁华的城镇，浦市镇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也是他能够繁荣发展的原因。但在中国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都出现了殖民地化，湘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种潮流，而浦市为代表的这种以商业为核心的城镇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也迅速衰落。
[关键词]浦市镇 湘西 商业 兴衰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0-0026-03
泸溪县古镇浦市与花垣县茶洞、永顺县王村、龙山县里耶并称为湘西四大名镇，这几大名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上都是作为湘西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崛起。但他们在近代湘西的历史上，无一例外都迅速衰落，而本文将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浦市镇的衰落入手，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商业名镇的兴起
《泸溪县志续》有云：“浦市在泸溪城南六十里的沅水西岸……烟户很多，商业繁荣……上下船只多停靠这里，历来是有名的商业圣地”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浦市镇在鼎盛时期的繁荣。
浦市能够在历史上形成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进而演变出这样一个如此繁荣重要的商业中心，不得不说浦市优越的地理位置。浦市位于沅水中游，据《辰州府志》和《泸溪县志》记载，它诞生于隋末唐初，依靠沅江的优势，浦市的水路，东达苏杭，西抵川黔，南循湘江入两广，北走汉水通关中，而水运是古代主要的交通方式。这样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浦市拥有很深的商业腹地，沅江到达浦市的时候江面豁然变宽，又使得浦市成为天然的港口，故而工商业飞速发展，自明以来，逐渐成为大集。到清代乾隆到咸丰年间，商业经济发展到鼎盛，始有“都会”之称。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沅陵知事赵治会撰《重修浦峰寺佛寿殿碑记》中记载“沅陵西南境有浦市，两岸之间，烟火万家，商贾辐辘，舟楫络绎，故一大都会也……上而滇黔，下而常岳……骚人墨客，工农商贾，莫不以时云集于此”②。在现代以前，陆路交通不发达，沅江乃是交通的大动脉，沅江得天独厚的恩赐使得浦市这座小镇在商业这条道路上蓬勃地繁荣了起来。繁荣的商业带动了城镇的发展，浦市镇街区面积约两平方公里，有三大主街，三条平行主街之间有45条垂直交错的横向街巷连通，酷肖南京45条街巷相通的盛景，而商业的繁荣带来的各地商人云集，各种会馆也在浦市这座小镇中陆续落脚，共计有江西人的豫章会馆、山西和陕西人的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湖北会馆、常德会馆、宝庆府（今邵阳）的五属会馆、溆浦会馆等各地会馆13座之多，会馆的陆续设立，使得浦市市面上到处是南腔北调的商人，仿佛京城，因此有了“小南京”的赞誉。③
水运交通的便利和各地商人的到来，客观上相应地又促进了浦市本地工商业的繁荣。浦市工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冶铁业为代表的各业的兴起以及当地著名特产诸如白蜡、甜橙、纸张、鞭炮、桐油、铁骨猪等的生产。而正是物产的丰富，又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股反向的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力。特别是从生铁的生产中可以看出，据《泸溪县志》记载，浦市近郊五斤坡、灰洞坳有铁矿，从明代起，在海禁未开，洋铁未来之时，当地农民就露天开采铁矿石，用人力运往沅水之滨，设炉冶炼。到清代中期，冶铁行业的从业人数达到数百人，从浦市下湾入云山麓到江西会馆万寿宫一公里的沅江边，高炉林立，炉火熊熊，浦市沿河一线留下的铁渣石至今仍可觅见。生铁的生产带动了浦市各业的兴起，极大活跃了当地商业经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国会议员廖名缙应乡人之约，写的《入云山复修水星阁记》中也描述了浦市鼎盛时的盛况：“市中以产铁闻海内，峨舸巨偏，放洞庭，下长江，列夏口，灌输乎东南之大半。有清道、咸以前，海禁未弛，欧铁输入尽少，市之人坑冶起家，带财号数十万者，踵相错也”④。可见浦市的生铁在西方倾销的钢铁未进入中国之前，运销长江中下游和两广珠江流域，成为东南各省特需的物资。峨舸巨艉从浦市运去方柱铁的同时，又运走鞭炮、桐油、柑橘、白蜡、荸荠等特产，再从下游运入淮盐、布匹、花纱、瓷器以及日用杂货，这些货物到浦市后换小船转运上游各地，盛况空前，蔚为壮观。为了满足鼎盛时期繁忙的水运，各地客商纷纷在浦市开建码头，最多的时候，浦市共计有23座水运码头之多，号称沅水流域独一无二的“码头群”⑤。
浦市作为一个水运枢纽，凭借自身优势地理位置，吸引各地商旅，又辅以本地特色商品的输出使得这种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在浦市这个小镇的历史上占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工业时代还未开始，人类克服自然环境的局限能力不强的时代，尤其是在湘西这种地理环境险峻的地区，水运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在湘西以浦市模式为代表崛起了几大贸易重镇。
二、动荡导致衰落
当一个事物发展到极盛的时候，作为一个山区小镇，浦市的商业经济在湘西近代以前发展到了极盛，但当这种经济结构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崩坏和重组也在所难免。要支持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离不开商业辉煌的持续，而浦市长期在湘西作为一个商贸中心除了自身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稳定的时代条件也是他赖以生存发展和展现自身优势的必要基础。但这个基础却在近代湘西拉开帷幕走向前台的时候被瓦解，甚至被击得粉碎。这就不得不说近代以来湘西社会的动荡对浦市商业的冲击。
首先，从侧面上，清政府在一连串的对外作战中败下阵来，这导致对中国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侵略和蹂躏。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渗透迅速从沿海渗透到内地。湖南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这种侵略的影响。湖南在长沙等地陆续开设海关⑥，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更好地攫取原料和倾销商品，使得这些内地海关的关税远低于清政府掌握的其他民用航道，这就让湘西地区尤其是浦市作为中转站的地位受到了打击，除了通往西南和贵州四川等地必经沅水的货物外，很多原来由浦市中转的货物移到了其他与开关地联系更加便利的地区。 其次，一系列苛捐杂税的征收和政府的粗暴统制。浦市的繁荣，除了充当水运枢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身也作为如桐油、白蜡、油布伞、铁等的产地向外输出这些商品。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清政府在内地设卡抽厘充作军费，厘金的开征导致商业成本大大增加，这无疑给了浦市的商贸沉重一击。而自民国元年开始，湘西各局（税务局）又加征军事捐或护商捐，就泸溪县一县而言，增派的地方附加税就有14项之多。⑦各种捐税的开征和使得浦市商品的出口大受阻碍，而政府的粗暴统一辖制，则使得很多以运售原料的商家破产，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以桐油为例，湖南为桐油出产大省，而将桐油产地以流域划分的话，湘资沅澧四水中，沅水第一，澧水次之，湘水再次，资水最末，而民国时期湖南全省年产约60万担，沅水流域就占去40万担，浦市所处的泸溪县正是沅水流域中的桐油产地，年产桐油约21750担。⑧据《民国经济史·湖南之桐茶油记载》：“泸溪县属最大市镇，当为仁安乡之浦市，凡该县出产桐油，大都集中于此，故泸溪桐油出产亦可谓浦市之出产……苏浙赣皖各省之商民云集于此，乃各建会馆，多辟码头，遂有小南京之称……而昔日油市之盛，近年来亦因销场阻滞，又经政府统制，其规模巨大之集昌和油坊，专门炼制洪油，早经被迫停业，一般油农复以油价不构成本，对于桐山之卑职多抱放任态度，致使产量锐减，贸易一落千丈”。
再次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直接对本地经济产生冲击，譬如白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浦市的主要输出产品之一，也是特色的农产品，但洋白蜡倾销后，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较好的质量，使得土白蜡迅速失去市场。在桐油行业中，外国商人廉价大量收购桐油，并运销本国和其他国家，获取了巨大利润，而浦市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原料输出地，民族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并开始出现了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趋势。
最后就是社会大乱之后，又逢各种灾祸，更是雪上加霜。天灾方面，水灾较为严重的就是民国三年（1914年）的大水，尚称繁荣的浦市街道房屋全在此次水患中被卷走，沉重打击了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浦市。之后民国十年辛酉年（1921年），又是大旱之后逢大水，导致饿殍遍野，损失惨重。而火灾在这期间最为严重的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占浦市，清军逃离前火烧浦市，焚毁大片房屋。天灾之后又是人祸，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人祸就是兵灾。最开始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北兵之乱，1915年袁世凯称帝，南方各省在蔡锷的激励下通电护国讨袁，袁军精锐第四师师长马继增率2600多人，星夜南下，溯沅水而上进行“平叛”，沿途见船就掳，见人就抓，史称“北兵之乱”。而浦市在此次大乱中受祸颇深，且北兵败逃之后，遗下大量枪支弹药，又造成湘西自后几十年的匪患。北兵之乱后，民国十四年（1925年）浦市又遭川军骚扰。是年，川湘建国联军第六军军长蔡矩猷在常德桃源一线被贺龙逼退，取到沅陵、泸溪、凤凰等地往贵州逃遁。途径浦市时，命人纵火焚毁一条街道，烧死烧伤两百余人，纵马踏死三十余人，令人痛心疾首。川军过后当年，浦市又被当地土匪“蛇脑壳”打劫，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凤凰苗匪黑旗军又洗劫浦市，虽最后被铺市人民击退，但这个多灾多难的昔日贸易重镇也付出了受火灾五处，焚毁民房300多幢，被劫财物不计其数的代价。⑨
于是浦市的商业，在动荡的时代里，在政府的压迫中，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而这股席卷整个湘西的动荡不安同样几乎摧毁了湘西大部分的商业。
三、商业畸形再繁荣与彻底衰败
当时绝没有人会想到，在近代湘西动荡的时期里开始衰败的商业经济，居然在经历短暂的低潮后，因为一个更动荡的时期的到来，在几年中很快地恢复了繁荣，这就是抗战中的“国难繁荣期”。在国难繁荣中，以浦市为代表的几个在湘西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城镇又乘着这股东风再度繁荣起来。
自古以来，湘西因为山峦围绕，地形险恶，加上少数民族聚居，被各代统治者看做“中国的盲肠”“化外之地”，对湘西的治理先是采取羁縻州制，改土归流后所委派的流官对湘西大部分民族聚居区也大都是以防为主，所以湘西的经济一直以来处于一个自由发展的状态。但这个状态在抗战爆发以后被打破了，而打破这个状态的又是因为湘西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整个湖南又成为了抗战的主战场。而此时的湘西因为连通西南的发达水路和新修筑的湘川公路，又再次成为了中央政府连通外界的一条重要大动脉。与此同时，作为抗战时期的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湘西，加速了市场化，又促使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与商业的再度兴起。与此同时，主政湖南的两任官员张治中与薛岳都加强了湘西治安，大量官兵入住湘西各县，使一时猖獗的匪患消弭下来。于是湘西出现了战时的“畸形繁荣”的局面。而浦市作为湘西的老牌水路交通枢纽，在这场大戏下，也迅速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抗战开始后，不断有政府和民间机构以及各省难民内迁浦市。在内迁浦市的政府部门里，有由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主办的教育院、辰郡中学、建湘中学、兴华中学、通信兵团子弟学校、湖南省立高等农业学校、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第11施教处第2队等教育机构；也有陆军二十二医院、军政部联合军人监狱、湖南赈济委员会第三十五难民收容所等医疗、军政、收容机构。繁多的政府机构和难民自然促使浦市商店、茶楼、酒馆等服务业大量的产生。于此同时，抗战救亡等新思潮也开始出现、传播，运载各种物资的船舶又开始在浦市大码头集结。在抗战时期，据统计，浦市有南杂货业160余家，鞭炮业125家，绸布、油行、造纸、印刷等行业187家，各种加工作坊50多家，专门加工船钉的小铁匠铺300多处，一时间浦市放佛又回到了那个“小南京”的时代。⑩但这种骤然繁荣的商业背后也有隐忧，突然膨胀的人口使城镇难以承受，人口猛增加之邻近省份相继沦陷、交通货源受阻导致物资短缺，市场供给变得没有秩序等也给当时的浦市镇带来了一些负担。而畸形的市场变化也导致了畸形经济的繁荣：妓院、暗娼、赌场等应运而生，会党、黑帮等地下组织也日益活跃等。 正如浦市商业这迅猛无比的再繁荣是来自于时代大背景，所以当时代背景再次转换时，可想而知的就是更加迅猛更加彻底的大衰败。抗战胜利之后，兼具抗战前沿与后方两重作用的湘西渐渐又被冷落了下来，战后继任的各任省领导忙于政治斗争，致使湘西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浦市的内迁机构返城，大量难民返乡，带来的是商业突然萧条，大量店铺关门，而政府机构粗暴的迁移也给市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无政府状态又使得蛰伏数年的匪患再度猖獗，长期盘踞浦市的土匪徐汉章卷土重来，对泸溪、浦市又开始长达数年的蹂躏，浦市乃至整个湘西，在抗战后到国民政府统治崩溃这几年，进入了一个最黑暗最萧条的时代，而湘西的经济在这几年里几乎处于一片混乱，商业在这种无序的社会里更是几乎完全崩溃。
四、新时代的边缘化
在解放之后，湘西的经济开始有序地恢复。这种恢复首先应该归功于新中国对湘西的不断细化管理。新中国在湘西经历了四次大的行政区划变革。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永顺专区和沅陵专区分别下辖四个县；第二次是1952年湘西苗族自治区的成立，后于1955年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第三次是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吉首、泸溪、花垣、凤凰、龙山、永顺、古丈、保靖、大庸、桑植十县市；第四次是1989年将大庸、桑植划归张家界市，至今下辖八县市。从湘西行政区划不断细化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湘西的管理越来越重视、细致，湘西整体的经济、文化等也在建国后迅速不断发展。而与这种形势形成对照的是原来旧湘西以最为发达的四个商业重镇，各自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经济结构中心的商业逐渐被工农业取代。浦市镇就是这样的命运的真实写照。解放后，经过对湘西匪患的几次整肃，湘西的社会迅速稳定下来，经济发展的环境得到了保障。浦市的经济在这种环境中迅速恢复，在接下来全国掀起的建设工业国的运动中，浦市在时代的潮头再次站在了湘西的幕前。浦市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因为盛产磷矿石，成为了泸溪县甚至湘西州的工业重镇，工业在解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期成为了浦市的经济结构中心，在此期间浦市创办的大批国有工厂企业，在州、县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有浦市化工总厂、耐火材料厂、氮肥厂等。但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制，浦市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倒闭，最具代表性的浦化总厂也在2005年宣告解体，工业结构崩溃促使浦市开始寻求另一种转变。改革开放后的浦市开始和其他乡镇一样走上了农业的道路，浦市当地的浦市甜橙、铁骨黑猪、椪柑等优质农产品的外销，逐步使经济开始得到稳定发展，农业在新时期里也成为了经济结构的中心。
五、结语
浦市曾经作为一座商贸重镇镇，在中国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洗礼下，完成了从湘西地区门户乃至最发达城镇，到边缘化的普通农业乡镇的角色转变。他的经济结构的变迁几乎能映衬整个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首先，以浦市为代表的几个商业重镇繁荣鼎盛是在清代，此时湘西地区虽然在中央政府的流官管辖之下，社会比较稳定，但每个县、厅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状态，整个湘西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给了各地区形成各自中心的条件。浦市优越的水路交通使得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站在了湘西的潮头。紧接着进入近代，近代中国政局风雨飘摇，经济上被殖民地化，湘西虽地处偏僻，亦不能免于这种影响，此时的浦市就如同很多中国贸易城镇一样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不能抵抗外界因素的冲击而衰落，之后商业的畸形繁荣也被证明是时代的产物。建国后，湘西设州，且行政区划不断细化，已经形成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来的以浦市为代表的湘西四大名镇从政治资源上首先就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湘西公路、铁路的大发展，让浦市一直引以为豪的水陆交通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尤其浦市偏居山中，三面环山一面绕水的地形，使得他至今为止只有一条公路与州内连通，原来优越的地理位置顿时尴尬起来。本地矿产的枯竭，也从客观上加剧了浦市商业重要性的下滑。
以浦市为代表的湘西几大商业名镇在近代以来的衰落，是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直观反映，他们在湘西开发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通过对他们的衰落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浦市乃至整个湘西在历史上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湘西市镇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注释：
①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9页。
②谭振群，刘本平：《繁荣的浦市商贸经济》，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20页。
③谭振群，刘本平：《繁荣的浦市商贸经济》，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22页。
④转引自雷建喜：《献给生育我的家乡—浦市》，保靖县印刷厂1992年版，第94页。
⑤雷建喜：《浦市的街巷与码头》，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33页。
⑥张人价：《湖南之对外贸易》，转引自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⑦向海军，刘升焜，杨昌有：《浦市百年浩劫》，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196页。
⑧邱仁镐，周维樑：《湖南之桐茶油·产区及产量》，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⑨向海军，刘升焜，杨昌有：《浦市百年浩劫》，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198、199页。
⑩向海军，孙云合：《浦市历史上的三度繁荣》，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76、77页。
《泸溪县志》，泸溪县史志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248页。
全州中心为州府吉首，以下各县为各自县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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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5]林增平.湖南近代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廖报白.湘西简史[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杨柳
[关键词]浦市镇 湘西 商业 兴衰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0-0026-03
泸溪县古镇浦市与花垣县茶洞、永顺县王村、龙山县里耶并称为湘西四大名镇，这几大名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上都是作为湘西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崛起。但他们在近代湘西的历史上，无一例外都迅速衰落，而本文将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浦市镇的衰落入手，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商业名镇的兴起
《泸溪县志续》有云：“浦市在泸溪城南六十里的沅水西岸……烟户很多，商业繁荣……上下船只多停靠这里，历来是有名的商业圣地”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浦市镇在鼎盛时期的繁荣。
浦市能够在历史上形成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进而演变出这样一个如此繁荣重要的商业中心，不得不说浦市优越的地理位置。浦市位于沅水中游，据《辰州府志》和《泸溪县志》记载，它诞生于隋末唐初，依靠沅江的优势，浦市的水路，东达苏杭，西抵川黔，南循湘江入两广，北走汉水通关中，而水运是古代主要的交通方式。这样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浦市拥有很深的商业腹地，沅江到达浦市的时候江面豁然变宽，又使得浦市成为天然的港口，故而工商业飞速发展，自明以来，逐渐成为大集。到清代乾隆到咸丰年间，商业经济发展到鼎盛，始有“都会”之称。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沅陵知事赵治会撰《重修浦峰寺佛寿殿碑记》中记载“沅陵西南境有浦市，两岸之间，烟火万家，商贾辐辘，舟楫络绎，故一大都会也……上而滇黔，下而常岳……骚人墨客，工农商贾，莫不以时云集于此”②。在现代以前，陆路交通不发达，沅江乃是交通的大动脉，沅江得天独厚的恩赐使得浦市这座小镇在商业这条道路上蓬勃地繁荣了起来。繁荣的商业带动了城镇的发展，浦市镇街区面积约两平方公里，有三大主街，三条平行主街之间有45条垂直交错的横向街巷连通，酷肖南京45条街巷相通的盛景，而商业的繁荣带来的各地商人云集，各种会馆也在浦市这座小镇中陆续落脚，共计有江西人的豫章会馆、山西和陕西人的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湖北会馆、常德会馆、宝庆府（今邵阳）的五属会馆、溆浦会馆等各地会馆13座之多，会馆的陆续设立，使得浦市市面上到处是南腔北调的商人，仿佛京城，因此有了“小南京”的赞誉。③
水运交通的便利和各地商人的到来，客观上相应地又促进了浦市本地工商业的繁荣。浦市工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冶铁业为代表的各业的兴起以及当地著名特产诸如白蜡、甜橙、纸张、鞭炮、桐油、铁骨猪等的生产。而正是物产的丰富，又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股反向的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力。特别是从生铁的生产中可以看出，据《泸溪县志》记载，浦市近郊五斤坡、灰洞坳有铁矿，从明代起，在海禁未开，洋铁未来之时，当地农民就露天开采铁矿石，用人力运往沅水之滨，设炉冶炼。到清代中期，冶铁行业的从业人数达到数百人，从浦市下湾入云山麓到江西会馆万寿宫一公里的沅江边，高炉林立，炉火熊熊，浦市沿河一线留下的铁渣石至今仍可觅见。生铁的生产带动了浦市各业的兴起，极大活跃了当地商业经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国会议员廖名缙应乡人之约，写的《入云山复修水星阁记》中也描述了浦市鼎盛时的盛况：“市中以产铁闻海内，峨舸巨偏，放洞庭，下长江，列夏口，灌输乎东南之大半。有清道、咸以前，海禁未弛，欧铁输入尽少，市之人坑冶起家，带财号数十万者，踵相错也”④。可见浦市的生铁在西方倾销的钢铁未进入中国之前，运销长江中下游和两广珠江流域，成为东南各省特需的物资。峨舸巨艉从浦市运去方柱铁的同时，又运走鞭炮、桐油、柑橘、白蜡、荸荠等特产，再从下游运入淮盐、布匹、花纱、瓷器以及日用杂货，这些货物到浦市后换小船转运上游各地，盛况空前，蔚为壮观。为了满足鼎盛时期繁忙的水运，各地客商纷纷在浦市开建码头，最多的时候，浦市共计有23座水运码头之多，号称沅水流域独一无二的“码头群”⑤。
浦市作为一个水运枢纽，凭借自身优势地理位置，吸引各地商旅，又辅以本地特色商品的输出使得这种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在浦市这个小镇的历史上占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工业时代还未开始，人类克服自然环境的局限能力不强的时代，尤其是在湘西这种地理环境险峻的地区，水运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在湘西以浦市模式为代表崛起了几大贸易重镇。
二、动荡导致衰落
当一个事物发展到极盛的时候，作为一个山区小镇，浦市的商业经济在湘西近代以前发展到了极盛，但当这种经济结构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崩坏和重组也在所难免。要支持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离不开商业辉煌的持续，而浦市长期在湘西作为一个商贸中心除了自身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稳定的时代条件也是他赖以生存发展和展现自身优势的必要基础。但这个基础却在近代湘西拉开帷幕走向前台的时候被瓦解，甚至被击得粉碎。这就不得不说近代以来湘西社会的动荡对浦市商业的冲击。
首先，从侧面上，清政府在一连串的对外作战中败下阵来，这导致对中国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侵略和蹂躏。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渗透迅速从沿海渗透到内地。湖南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这种侵略的影响。湖南在长沙等地陆续开设海关⑥，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更好地攫取原料和倾销商品，使得这些内地海关的关税远低于清政府掌握的其他民用航道，这就让湘西地区尤其是浦市作为中转站的地位受到了打击，除了通往西南和贵州四川等地必经沅水的货物外，很多原来由浦市中转的货物移到了其他与开关地联系更加便利的地区。 其次，一系列苛捐杂税的征收和政府的粗暴统制。浦市的繁荣，除了充当水运枢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身也作为如桐油、白蜡、油布伞、铁等的产地向外输出这些商品。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清政府在内地设卡抽厘充作军费，厘金的开征导致商业成本大大增加，这无疑给了浦市的商贸沉重一击。而自民国元年开始，湘西各局（税务局）又加征军事捐或护商捐，就泸溪县一县而言，增派的地方附加税就有14项之多。⑦各种捐税的开征和使得浦市商品的出口大受阻碍，而政府的粗暴统一辖制，则使得很多以运售原料的商家破产，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以桐油为例，湖南为桐油出产大省，而将桐油产地以流域划分的话，湘资沅澧四水中，沅水第一，澧水次之，湘水再次，资水最末，而民国时期湖南全省年产约60万担，沅水流域就占去40万担，浦市所处的泸溪县正是沅水流域中的桐油产地，年产桐油约21750担。⑧据《民国经济史·湖南之桐茶油记载》：“泸溪县属最大市镇，当为仁安乡之浦市，凡该县出产桐油，大都集中于此，故泸溪桐油出产亦可谓浦市之出产……苏浙赣皖各省之商民云集于此，乃各建会馆，多辟码头，遂有小南京之称……而昔日油市之盛，近年来亦因销场阻滞，又经政府统制，其规模巨大之集昌和油坊，专门炼制洪油，早经被迫停业，一般油农复以油价不构成本，对于桐山之卑职多抱放任态度，致使产量锐减，贸易一落千丈”。
再次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直接对本地经济产生冲击，譬如白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浦市的主要输出产品之一，也是特色的农产品，但洋白蜡倾销后，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较好的质量，使得土白蜡迅速失去市场。在桐油行业中，外国商人廉价大量收购桐油，并运销本国和其他国家，获取了巨大利润，而浦市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原料输出地，民族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并开始出现了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趋势。
最后就是社会大乱之后，又逢各种灾祸，更是雪上加霜。天灾方面，水灾较为严重的就是民国三年（1914年）的大水，尚称繁荣的浦市街道房屋全在此次水患中被卷走，沉重打击了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浦市。之后民国十年辛酉年（1921年），又是大旱之后逢大水，导致饿殍遍野，损失惨重。而火灾在这期间最为严重的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占浦市，清军逃离前火烧浦市，焚毁大片房屋。天灾之后又是人祸，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人祸就是兵灾。最开始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北兵之乱，1915年袁世凯称帝，南方各省在蔡锷的激励下通电护国讨袁，袁军精锐第四师师长马继增率2600多人，星夜南下，溯沅水而上进行“平叛”，沿途见船就掳，见人就抓，史称“北兵之乱”。而浦市在此次大乱中受祸颇深，且北兵败逃之后，遗下大量枪支弹药，又造成湘西自后几十年的匪患。北兵之乱后，民国十四年（1925年）浦市又遭川军骚扰。是年，川湘建国联军第六军军长蔡矩猷在常德桃源一线被贺龙逼退，取到沅陵、泸溪、凤凰等地往贵州逃遁。途径浦市时，命人纵火焚毁一条街道，烧死烧伤两百余人，纵马踏死三十余人，令人痛心疾首。川军过后当年，浦市又被当地土匪“蛇脑壳”打劫，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凤凰苗匪黑旗军又洗劫浦市，虽最后被铺市人民击退，但这个多灾多难的昔日贸易重镇也付出了受火灾五处，焚毁民房300多幢，被劫财物不计其数的代价。⑨
于是浦市的商业，在动荡的时代里，在政府的压迫中，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而这股席卷整个湘西的动荡不安同样几乎摧毁了湘西大部分的商业。
三、商业畸形再繁荣与彻底衰败
当时绝没有人会想到，在近代湘西动荡的时期里开始衰败的商业经济，居然在经历短暂的低潮后，因为一个更动荡的时期的到来，在几年中很快地恢复了繁荣，这就是抗战中的“国难繁荣期”。在国难繁荣中，以浦市为代表的几个在湘西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城镇又乘着这股东风再度繁荣起来。
自古以来，湘西因为山峦围绕，地形险恶，加上少数民族聚居，被各代统治者看做“中国的盲肠”“化外之地”，对湘西的治理先是采取羁縻州制，改土归流后所委派的流官对湘西大部分民族聚居区也大都是以防为主，所以湘西的经济一直以来处于一个自由发展的状态。但这个状态在抗战爆发以后被打破了，而打破这个状态的又是因为湘西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整个湖南又成为了抗战的主战场。而此时的湘西因为连通西南的发达水路和新修筑的湘川公路，又再次成为了中央政府连通外界的一条重要大动脉。与此同时，作为抗战时期的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湘西，加速了市场化，又促使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与商业的再度兴起。与此同时，主政湖南的两任官员张治中与薛岳都加强了湘西治安，大量官兵入住湘西各县，使一时猖獗的匪患消弭下来。于是湘西出现了战时的“畸形繁荣”的局面。而浦市作为湘西的老牌水路交通枢纽，在这场大戏下，也迅速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抗战开始后，不断有政府和民间机构以及各省难民内迁浦市。在内迁浦市的政府部门里，有由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主办的教育院、辰郡中学、建湘中学、兴华中学、通信兵团子弟学校、湖南省立高等农业学校、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第11施教处第2队等教育机构；也有陆军二十二医院、军政部联合军人监狱、湖南赈济委员会第三十五难民收容所等医疗、军政、收容机构。繁多的政府机构和难民自然促使浦市商店、茶楼、酒馆等服务业大量的产生。于此同时，抗战救亡等新思潮也开始出现、传播，运载各种物资的船舶又开始在浦市大码头集结。在抗战时期，据统计，浦市有南杂货业160余家，鞭炮业125家，绸布、油行、造纸、印刷等行业187家，各种加工作坊50多家，专门加工船钉的小铁匠铺300多处，一时间浦市放佛又回到了那个“小南京”的时代。⑩但这种骤然繁荣的商业背后也有隐忧，突然膨胀的人口使城镇难以承受，人口猛增加之邻近省份相继沦陷、交通货源受阻导致物资短缺，市场供给变得没有秩序等也给当时的浦市镇带来了一些负担。而畸形的市场变化也导致了畸形经济的繁荣：妓院、暗娼、赌场等应运而生，会党、黑帮等地下组织也日益活跃等。 正如浦市商业这迅猛无比的再繁荣是来自于时代大背景，所以当时代背景再次转换时，可想而知的就是更加迅猛更加彻底的大衰败。抗战胜利之后，兼具抗战前沿与后方两重作用的湘西渐渐又被冷落了下来，战后继任的各任省领导忙于政治斗争，致使湘西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浦市的内迁机构返城，大量难民返乡，带来的是商业突然萧条，大量店铺关门，而政府机构粗暴的迁移也给市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无政府状态又使得蛰伏数年的匪患再度猖獗，长期盘踞浦市的土匪徐汉章卷土重来，对泸溪、浦市又开始长达数年的蹂躏，浦市乃至整个湘西，在抗战后到国民政府统治崩溃这几年，进入了一个最黑暗最萧条的时代，而湘西的经济在这几年里几乎处于一片混乱，商业在这种无序的社会里更是几乎完全崩溃。
四、新时代的边缘化
在解放之后，湘西的经济开始有序地恢复。这种恢复首先应该归功于新中国对湘西的不断细化管理。新中国在湘西经历了四次大的行政区划变革。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永顺专区和沅陵专区分别下辖四个县；第二次是1952年湘西苗族自治区的成立，后于1955年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第三次是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吉首、泸溪、花垣、凤凰、龙山、永顺、古丈、保靖、大庸、桑植十县市；第四次是1989年将大庸、桑植划归张家界市，至今下辖八县市。从湘西行政区划不断细化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湘西的管理越来越重视、细致，湘西整体的经济、文化等也在建国后迅速不断发展。而与这种形势形成对照的是原来旧湘西以最为发达的四个商业重镇，各自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经济结构中心的商业逐渐被工农业取代。浦市镇就是这样的命运的真实写照。解放后，经过对湘西匪患的几次整肃，湘西的社会迅速稳定下来，经济发展的环境得到了保障。浦市的经济在这种环境中迅速恢复，在接下来全国掀起的建设工业国的运动中，浦市在时代的潮头再次站在了湘西的幕前。浦市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因为盛产磷矿石，成为了泸溪县甚至湘西州的工业重镇，工业在解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期成为了浦市的经济结构中心，在此期间浦市创办的大批国有工厂企业，在州、县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有浦市化工总厂、耐火材料厂、氮肥厂等。但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制，浦市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倒闭，最具代表性的浦化总厂也在2005年宣告解体，工业结构崩溃促使浦市开始寻求另一种转变。改革开放后的浦市开始和其他乡镇一样走上了农业的道路，浦市当地的浦市甜橙、铁骨黑猪、椪柑等优质农产品的外销，逐步使经济开始得到稳定发展，农业在新时期里也成为了经济结构的中心。
五、结语
浦市曾经作为一座商贸重镇镇，在中国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洗礼下，完成了从湘西地区门户乃至最发达城镇，到边缘化的普通农业乡镇的角色转变。他的经济结构的变迁几乎能映衬整个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首先，以浦市为代表的几个商业重镇繁荣鼎盛是在清代，此时湘西地区虽然在中央政府的流官管辖之下，社会比较稳定，但每个县、厅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状态，整个湘西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给了各地区形成各自中心的条件。浦市优越的水路交通使得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站在了湘西的潮头。紧接着进入近代，近代中国政局风雨飘摇，经济上被殖民地化，湘西虽地处偏僻，亦不能免于这种影响，此时的浦市就如同很多中国贸易城镇一样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不能抵抗外界因素的冲击而衰落，之后商业的畸形繁荣也被证明是时代的产物。建国后，湘西设州，且行政区划不断细化，已经形成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来的以浦市为代表的湘西四大名镇从政治资源上首先就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湘西公路、铁路的大发展，让浦市一直引以为豪的水陆交通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尤其浦市偏居山中，三面环山一面绕水的地形，使得他至今为止只有一条公路与州内连通，原来优越的地理位置顿时尴尬起来。本地矿产的枯竭，也从客观上加剧了浦市商业重要性的下滑。
以浦市为代表的湘西几大商业名镇在近代以来的衰落，是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直观反映，他们在湘西开发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通过对他们的衰落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浦市乃至整个湘西在历史上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湘西市镇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注释：
①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9页。
②谭振群，刘本平：《繁荣的浦市商贸经济》，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20页。
③谭振群，刘本平：《繁荣的浦市商贸经济》，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22页。
④转引自雷建喜：《献给生育我的家乡—浦市》，保靖县印刷厂1992年版，第94页。
⑤雷建喜：《浦市的街巷与码头》，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33页。
⑥张人价：《湖南之对外贸易》，转引自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⑦向海军，刘升焜，杨昌有：《浦市百年浩劫》，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196页。
⑧邱仁镐，周维樑：《湖南之桐茶油·产区及产量》，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⑨向海军，刘升焜，杨昌有：《浦市百年浩劫》，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198、199页。
⑩向海军，孙云合：《浦市历史上的三度繁荣》，转引自向海军编《泸溪文史.第八辑》，泸溪县政协文史学习文员会2007年，第76、77页。
《泸溪县志》，泸溪县史志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248页。
全州中心为州府吉首，以下各县为各自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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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