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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火车穿越把两个世界分隔开的著名的木拱门——那上边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入神圣而神秘的苏联大地，亲眼目睹并且全身心地感受着伟大民族的不可思议的新生活，罗曼·罗兰写下一部封存五十年的日记。稍晚几年，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录中也为他早在一九二八年进行的短暂访问留下了篇幅不太长的描绘和感受。
在经历了改变整个世界的巨大事变之后，隔着整整几代人的生命历程，打开他们的日记和回忆，我们便得到了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审视的机会——对于描述者和被描述者的双重审视。被描述的体制和传统已经如此深入地渗入并构成后代人的生活，成为其生命的本身的组成部分，现在的读者具有很不同于尚未身历而只是通过阅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和《西行漫记》接触这些生活的读者的理解域。审视之维已不可避免地为历史进程所规定，为史料公开、作品解禁和深入探讨的理论兴趣所塑造。
两位作者的描述显露出“进步知识分子”的称呼所掩不住的作家的敏锐的观察力。如果考虑到身处苏联的高尔基的“生活是在海面上、而不是在海的深处度过的”，那么在海面上分别只流连了十四天和一个月的两位作家的观察的独到与犀利更应受到高度评价与重视。由于罗曼·罗兰的身分和知名度，他与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还由于他的妻子及其家庭，他在三十天里关于苏联的一切写下的比茨威格更多。许多将在此后的历史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因素，在他笔下已得到类似于对于冰山之巅的关注和思索，尽管其庞大的基体潜藏在水面之下。
他们的记述中最为鲜明的，是他们所进入的国度的两重性。似乎一切都无法掩藏地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两面。人与事的双重性几乎是罗曼·罗兰的日记的“总纲”。茨威格注意到，每日唯一的一趟驶向无产阶级的帝国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是沙皇时代的列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在列车上他对工人们的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产生了怜悯之情。处于苏联，他始终是一股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在那儿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例如，时间被推迟三个半小时才开始的盛大晚会和直到凌晨三点钟还滔滔不绝的演说者们白白耗去，但是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兴奋而心神不宁。面对着这样的时代潮，今天的读者都能悠然会心，妙处根本不必与君说，它本不灼人，也不是秘密。
双重性还体现为茨威格如此严肃的设问：轰轰烈烈的建设、改天换地的宏伟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莫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体现为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民族特性的概括——身体和心灵富于耐性，但俄罗斯人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耐性。历史的辩证法以自己的独到方式，用结果的二重性回答了设问的二重性。它既是更加庞大地完成了，也因为自己的重量而悲壮地陨落了。五十年代苏联产品成本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不堪承受的重负。在奥式国民性中崛起的体制(谁能逃脱传统的制约呢？)更滋长了奥勃洛莫夫精神——大锅饭的发源地养了不少懒人和酒鬼。效率始终是大力士们拎不起的精巧玩艺儿。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一切真理的愿望成为真理的最大的敌人，因为它急不可耐地把钦定的一切作为最后的斗争中产生的无可争议的最后的真理。知识与愚昧奇妙地耦合，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为“我们”创造的一切超乎实际地自豪，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比别人先进，直到后来有无产阶级科学对“帝国主义科学”的排斥。当然，现在的读者已经明了，所谓纯粹的“知识的本性”总是在持有偏见和局限的具体的人们的科学操作中才能存在，并被后者抹上它的油彩，从而呈现出特有的人间性，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阶段。
罗曼·罗兰的日记不仅把矛盾性双重性赋予盘涡毂转的沸腾的生活，而且把它赋予手执国家缰绳的最高领导人。“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六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接见作者的领袖“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他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而在广场，他习以为常地看待对他的颂扬和崇拜。“我提出一个谜。”比之斯芬克斯之谜，这个谜更具挑战性。后世的人们，力求超出毁灭性攻击和维护性辩解的人们，对于人的最深的隐秘的多重性的揭示，既解答也加深了这个永恒的谜。我们看到，在研究者们投注的光线照射下，爱因斯坦、罗丹、弗洛伊德这些深受景仰的名字后面却拖出了长长的阴影，使我们对人性的深不可测和维度的众多感到惊异。高尔基也向罗曼·罗兰敞开了他那迷人的个性和阴暗的一面。而且，传统、体制与个人之间的复杂的结，无法借助利剑来解开。我们永远无法精确地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人民给自己的圣明的带路人以特权让他在高明的审度和独逞其志的奇思怪想之间游戈，领导者个性的缺陷又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他创造历史、给历史打上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我们也无法回答过去的生活将会重现还是只会成为当人们一唱三叹地回首历史时浮现出的宛如油画般的古典的图景。卡夫卡的令人窒息的梦魇在未来的命运可能很难预期，但是人类的激情和狂热、恐惧和战栗等等所有的天性都将与热带雨林的急速消失、臭氧层破坏的加剧一道争先恐后地在未来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莎士比亚如能描绘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两个凯撒，两个斯大林，他会获得多大的满足！”
“领袖来复去，人民却永存。”如果说领袖是人民的体现，那么人民就是领袖的镜子。领袖的双重性在人民那儿有如此的对应表现：狂热的自豪、热情的颂扬和谨慎地不吐露心声、只说被允许说的话。在热烈欢闹的场面中，茨威格衣袋里被悄悄塞进了使他“开始深省一切”的法文的信。罗曼·罗兰看到时代的内在精神分裂如此体现于青年之中：“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晚上仍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彼此不信任。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一切类似大清洗的事件中，人民都不是完全无辜的，或者用我们习用的表述，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人民不是来自上边的举措的单纯被动的承受者。他们既受动，又施动。涉及成百万上千万人的造成重大历史后果的事件，往往有着位居下边的人物的首创之功。高尔基身边的那个全面控制其生活的小人物克留其科夫(他甚至声称自己不是党员)“对许多事情的评价比党的领导人更严厉。”
日记和回忆之外的大清洗受害者的后代的言说，能使我们对此体会更深。大清洗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无原因且为人接受的。被清洗的地方领导人有相当多完全是飞扬跋扈地腐化了的人物，他们的说一不二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小斯大林”。上层的一个人被清洗，往往意味着能使不少人受益的一系列相关的提拔機会的出现。雄心勃勃的青年人通过积极表现来猎取机会。正如后来的人熟知的，乐为革命担重任的青年人才是从来不会匮乏的。唯一的例外是苏联军队，但也只是在希特勒的突然袭击后才暴露出大规模清洗与提拔的悲剧性质。短短几个月损失了配备先进武器的数百万兵员，被俘者即以百万计。然而任何例外也不会妨碍年轻人依照古老的本能行事，当他们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的时候，尤其是在生存即意味着发展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面对精神和道德的分裂。或许，对于这种分裂造成的奇观，还是罗曼·罗兰觑得亲切，说得精练：“这是法老们的俄罗斯，人民唱着歌为他们建造金字塔。”
与亨廷顿相类似，茨威格发现物质贫困并不与革命相抵触，它反而更有助于对崇高使命的自觉和狂热的自豪。罗曼·罗兰则发现了平等而贫困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尖锐的对立——又是一个二律背反——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间(指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莫斯科的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的生活非常困难，达官显贵(包括高尔基)有豪华的住所和挥霍的宴席。别墅和汽车旁有百姓忧郁的目光和挥动的拳头。在指出可能形成包括从领导人到工人农民士兵的精英人物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时(他已看到了“征兆”)，罗曼·罗兰的洞察力使他超过了甚至是今日的一些论者。他推测，即便假定建立了党的领导人所要求的严格的道德纪律，党将更加与众不同，即更不能避免制度内的特权现象。这个洞察的重要性在于它实际上已经触到苏联体制的致命的缺陷——在那儿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分配，而是建立了一种按政治表现和政治地位分配的平均主义兼等级制度。
对这个历史的二律背反在后世才有澄明的敞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夜间才飞翔。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是用暴力实现了财富与资源的合乎历史要求的重新分配。但是革命的成功给自己提出了更加困难的任务：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的神圣的暴力完成使命之后就应该退位，让位于世俗而平庸的分配原则，并以新的分配原则推动新的财富的创造。新的分配原则只是在其前所未有的性质上是革命的，但其表现是平淡无奇的。按照革命的设计者们的要求，它应该是按劳分配。然而经济领域却呈现出超出牛顿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它拒绝被“大老粗”式地简单地把握。在天罗地网笼盖四野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劳动并不能轻易地从神圣的劳作(有时是屈辱的惩罚)屈身具体化为可供计量的分配标准。直到现在，分配应按什么“劳”仍然是个争议未息的问题。但历史的理性自有其狡黠，它在苏联体制中走了一条轻车熟路的捷径：将革命原则(政治表现和地位)融入分配，并使其成为支配原则，将按劳分配的充满技术性的内涵作为经院气十足的问题轻轻撇在一边，对劳动作了非常简单的理解，使劳动成为分配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是充分条件。在这种变味的按劳分配作用下，体制内掘出了“政治贱民”(它“正在不人道地形成”)与政治合格者之间的鸿沟。鸿沟的恒久性和贱民群的规模使之远远不限于单纯的政治运动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涉及全社会的分配的问题，即按政治标准进行奖励或者惩罚的分配问题。在合格者人群内，平等的政治原则僵固为平均主义地领取报酬，政治奖励原则构筑起分配的等级制金字塔的层层台阶。政治标准即出身与表现(这又由一个人与群众和领导的关系来决定)决定了晋升，单纯的“劳动”和技术技能即使没有失去其作用，通常也不是主要的砝码(可以想一想“白专”和文革中的“政治记工法”)。“一招鲜”的政治先进人物与今后的劳作无关而可能终生享有种种优待。优待和特权具有低工资的外表，“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罗曼·罗兰如是说。
分配的这种历史表现形式再一次说明，分配的单纯经济性质只存在于那种忽视政治与国家作用的经济学才有的抽象里。历史实践表明，按政治原则分配的体系不但不会被政治整肅改变其性质，反而会更加强化，更加变得不可动摇，因为整肃与分配奉行的，是同一种政治原则，因此，受到惩治的“倒霉”者，至多只是过分的越轨者(如果不算少不了的无辜者的话)。每次整肃，都将导致更多的更精明的政治弄潮儿进入合乎规范的分配的更高层级。按政治原则分配的普照的光映照着“重新形成的新‘贵族’阶层”，映照着越来越多的不断涌现的“知名的集体农庄庄员舒利金家庭”之类的受益者。
这种分配与社会统治管理融为一体，合成极为强固的机制，它不仅有效，而且能普遍为人们接受。普遍贫穷闪着神圣道德的光环，当然有时也是自惭形秽的受迫害者的不光彩的烙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积聚起的副作用将如环境问题那样全面而难于对付，这种副作用没有紧迫的政治斗争那么尖锐，却如金属疲劳一样顽强而持久。在开放的世界中，在体制外的消费品的洪流冲击下，这种分配原则将是越来越漏洞百出的堤坝。
我们今天看到的日记和回忆的两位作者在半个世纪之前都已经作古。他们曾经访问过的大地上也已有了一场剧变。剧变之后回头再看，揭示对象的双重性同基本上仍是辩护性的日记与回忆，显然应该归结于产生它的时代。苏联的产生和曾经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接受日记的结束语：“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只是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必然要产生而且会胜利，世界美好的未来与新制度的胜利连在一起。苏联的解体只是标志着在这片土地上对于新制度的探索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的结束，崩溃的只是一种充满缺陷而又未能克服缺陷的体制。人类对新制度的探索绝对不会停止其步伐。也许，罗曼·罗兰的祖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可以作为佐证：“苏东剧变解体又渐渐在法国带来了一种新现象：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更有兴趣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哲学来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孙龙生刘春华戴奎生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三月版，13.80元；《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著，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9.00元)
在经历了改变整个世界的巨大事变之后，隔着整整几代人的生命历程，打开他们的日记和回忆，我们便得到了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审视的机会——对于描述者和被描述者的双重审视。被描述的体制和传统已经如此深入地渗入并构成后代人的生活，成为其生命的本身的组成部分，现在的读者具有很不同于尚未身历而只是通过阅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和《西行漫记》接触这些生活的读者的理解域。审视之维已不可避免地为历史进程所规定，为史料公开、作品解禁和深入探讨的理论兴趣所塑造。
两位作者的描述显露出“进步知识分子”的称呼所掩不住的作家的敏锐的观察力。如果考虑到身处苏联的高尔基的“生活是在海面上、而不是在海的深处度过的”，那么在海面上分别只流连了十四天和一个月的两位作家的观察的独到与犀利更应受到高度评价与重视。由于罗曼·罗兰的身分和知名度，他与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还由于他的妻子及其家庭，他在三十天里关于苏联的一切写下的比茨威格更多。许多将在此后的历史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因素，在他笔下已得到类似于对于冰山之巅的关注和思索，尽管其庞大的基体潜藏在水面之下。
他们的记述中最为鲜明的，是他们所进入的国度的两重性。似乎一切都无法掩藏地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两面。人与事的双重性几乎是罗曼·罗兰的日记的“总纲”。茨威格注意到，每日唯一的一趟驶向无产阶级的帝国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是沙皇时代的列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在列车上他对工人们的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产生了怜悯之情。处于苏联，他始终是一股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在那儿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例如，时间被推迟三个半小时才开始的盛大晚会和直到凌晨三点钟还滔滔不绝的演说者们白白耗去，但是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兴奋而心神不宁。面对着这样的时代潮，今天的读者都能悠然会心，妙处根本不必与君说，它本不灼人，也不是秘密。
双重性还体现为茨威格如此严肃的设问：轰轰烈烈的建设、改天换地的宏伟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莫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体现为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民族特性的概括——身体和心灵富于耐性，但俄罗斯人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耐性。历史的辩证法以自己的独到方式，用结果的二重性回答了设问的二重性。它既是更加庞大地完成了，也因为自己的重量而悲壮地陨落了。五十年代苏联产品成本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不堪承受的重负。在奥式国民性中崛起的体制(谁能逃脱传统的制约呢？)更滋长了奥勃洛莫夫精神——大锅饭的发源地养了不少懒人和酒鬼。效率始终是大力士们拎不起的精巧玩艺儿。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一切真理的愿望成为真理的最大的敌人，因为它急不可耐地把钦定的一切作为最后的斗争中产生的无可争议的最后的真理。知识与愚昧奇妙地耦合，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为“我们”创造的一切超乎实际地自豪，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比别人先进，直到后来有无产阶级科学对“帝国主义科学”的排斥。当然，现在的读者已经明了，所谓纯粹的“知识的本性”总是在持有偏见和局限的具体的人们的科学操作中才能存在，并被后者抹上它的油彩，从而呈现出特有的人间性，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阶段。
罗曼·罗兰的日记不仅把矛盾性双重性赋予盘涡毂转的沸腾的生活，而且把它赋予手执国家缰绳的最高领导人。“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六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接见作者的领袖“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他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而在广场，他习以为常地看待对他的颂扬和崇拜。“我提出一个谜。”比之斯芬克斯之谜，这个谜更具挑战性。后世的人们，力求超出毁灭性攻击和维护性辩解的人们，对于人的最深的隐秘的多重性的揭示，既解答也加深了这个永恒的谜。我们看到，在研究者们投注的光线照射下，爱因斯坦、罗丹、弗洛伊德这些深受景仰的名字后面却拖出了长长的阴影，使我们对人性的深不可测和维度的众多感到惊异。高尔基也向罗曼·罗兰敞开了他那迷人的个性和阴暗的一面。而且，传统、体制与个人之间的复杂的结，无法借助利剑来解开。我们永远无法精确地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人民给自己的圣明的带路人以特权让他在高明的审度和独逞其志的奇思怪想之间游戈，领导者个性的缺陷又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他创造历史、给历史打上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我们也无法回答过去的生活将会重现还是只会成为当人们一唱三叹地回首历史时浮现出的宛如油画般的古典的图景。卡夫卡的令人窒息的梦魇在未来的命运可能很难预期，但是人类的激情和狂热、恐惧和战栗等等所有的天性都将与热带雨林的急速消失、臭氧层破坏的加剧一道争先恐后地在未来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莎士比亚如能描绘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两个凯撒，两个斯大林，他会获得多大的满足！”
“领袖来复去，人民却永存。”如果说领袖是人民的体现，那么人民就是领袖的镜子。领袖的双重性在人民那儿有如此的对应表现：狂热的自豪、热情的颂扬和谨慎地不吐露心声、只说被允许说的话。在热烈欢闹的场面中，茨威格衣袋里被悄悄塞进了使他“开始深省一切”的法文的信。罗曼·罗兰看到时代的内在精神分裂如此体现于青年之中：“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晚上仍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彼此不信任。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一切类似大清洗的事件中，人民都不是完全无辜的，或者用我们习用的表述，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人民不是来自上边的举措的单纯被动的承受者。他们既受动，又施动。涉及成百万上千万人的造成重大历史后果的事件，往往有着位居下边的人物的首创之功。高尔基身边的那个全面控制其生活的小人物克留其科夫(他甚至声称自己不是党员)“对许多事情的评价比党的领导人更严厉。”
日记和回忆之外的大清洗受害者的后代的言说，能使我们对此体会更深。大清洗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无原因且为人接受的。被清洗的地方领导人有相当多完全是飞扬跋扈地腐化了的人物，他们的说一不二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小斯大林”。上层的一个人被清洗，往往意味着能使不少人受益的一系列相关的提拔機会的出现。雄心勃勃的青年人通过积极表现来猎取机会。正如后来的人熟知的，乐为革命担重任的青年人才是从来不会匮乏的。唯一的例外是苏联军队，但也只是在希特勒的突然袭击后才暴露出大规模清洗与提拔的悲剧性质。短短几个月损失了配备先进武器的数百万兵员，被俘者即以百万计。然而任何例外也不会妨碍年轻人依照古老的本能行事，当他们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的时候，尤其是在生存即意味着发展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面对精神和道德的分裂。或许，对于这种分裂造成的奇观，还是罗曼·罗兰觑得亲切，说得精练：“这是法老们的俄罗斯，人民唱着歌为他们建造金字塔。”
与亨廷顿相类似，茨威格发现物质贫困并不与革命相抵触，它反而更有助于对崇高使命的自觉和狂热的自豪。罗曼·罗兰则发现了平等而贫困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尖锐的对立——又是一个二律背反——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间(指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莫斯科的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的生活非常困难，达官显贵(包括高尔基)有豪华的住所和挥霍的宴席。别墅和汽车旁有百姓忧郁的目光和挥动的拳头。在指出可能形成包括从领导人到工人农民士兵的精英人物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时(他已看到了“征兆”)，罗曼·罗兰的洞察力使他超过了甚至是今日的一些论者。他推测，即便假定建立了党的领导人所要求的严格的道德纪律，党将更加与众不同，即更不能避免制度内的特权现象。这个洞察的重要性在于它实际上已经触到苏联体制的致命的缺陷——在那儿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分配，而是建立了一种按政治表现和政治地位分配的平均主义兼等级制度。
对这个历史的二律背反在后世才有澄明的敞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夜间才飞翔。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是用暴力实现了财富与资源的合乎历史要求的重新分配。但是革命的成功给自己提出了更加困难的任务：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的神圣的暴力完成使命之后就应该退位，让位于世俗而平庸的分配原则，并以新的分配原则推动新的财富的创造。新的分配原则只是在其前所未有的性质上是革命的，但其表现是平淡无奇的。按照革命的设计者们的要求，它应该是按劳分配。然而经济领域却呈现出超出牛顿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它拒绝被“大老粗”式地简单地把握。在天罗地网笼盖四野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劳动并不能轻易地从神圣的劳作(有时是屈辱的惩罚)屈身具体化为可供计量的分配标准。直到现在，分配应按什么“劳”仍然是个争议未息的问题。但历史的理性自有其狡黠，它在苏联体制中走了一条轻车熟路的捷径：将革命原则(政治表现和地位)融入分配，并使其成为支配原则，将按劳分配的充满技术性的内涵作为经院气十足的问题轻轻撇在一边，对劳动作了非常简单的理解，使劳动成为分配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是充分条件。在这种变味的按劳分配作用下，体制内掘出了“政治贱民”(它“正在不人道地形成”)与政治合格者之间的鸿沟。鸿沟的恒久性和贱民群的规模使之远远不限于单纯的政治运动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涉及全社会的分配的问题，即按政治标准进行奖励或者惩罚的分配问题。在合格者人群内，平等的政治原则僵固为平均主义地领取报酬，政治奖励原则构筑起分配的等级制金字塔的层层台阶。政治标准即出身与表现(这又由一个人与群众和领导的关系来决定)决定了晋升，单纯的“劳动”和技术技能即使没有失去其作用，通常也不是主要的砝码(可以想一想“白专”和文革中的“政治记工法”)。“一招鲜”的政治先进人物与今后的劳作无关而可能终生享有种种优待。优待和特权具有低工资的外表，“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罗曼·罗兰如是说。
分配的这种历史表现形式再一次说明，分配的单纯经济性质只存在于那种忽视政治与国家作用的经济学才有的抽象里。历史实践表明，按政治原则分配的体系不但不会被政治整肅改变其性质，反而会更加强化，更加变得不可动摇，因为整肃与分配奉行的，是同一种政治原则，因此，受到惩治的“倒霉”者，至多只是过分的越轨者(如果不算少不了的无辜者的话)。每次整肃，都将导致更多的更精明的政治弄潮儿进入合乎规范的分配的更高层级。按政治原则分配的普照的光映照着“重新形成的新‘贵族’阶层”，映照着越来越多的不断涌现的“知名的集体农庄庄员舒利金家庭”之类的受益者。
这种分配与社会统治管理融为一体，合成极为强固的机制，它不仅有效，而且能普遍为人们接受。普遍贫穷闪着神圣道德的光环，当然有时也是自惭形秽的受迫害者的不光彩的烙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积聚起的副作用将如环境问题那样全面而难于对付，这种副作用没有紧迫的政治斗争那么尖锐，却如金属疲劳一样顽强而持久。在开放的世界中，在体制外的消费品的洪流冲击下，这种分配原则将是越来越漏洞百出的堤坝。
我们今天看到的日记和回忆的两位作者在半个世纪之前都已经作古。他们曾经访问过的大地上也已有了一场剧变。剧变之后回头再看，揭示对象的双重性同基本上仍是辩护性的日记与回忆，显然应该归结于产生它的时代。苏联的产生和曾经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接受日记的结束语：“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只是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必然要产生而且会胜利，世界美好的未来与新制度的胜利连在一起。苏联的解体只是标志着在这片土地上对于新制度的探索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的结束，崩溃的只是一种充满缺陷而又未能克服缺陷的体制。人类对新制度的探索绝对不会停止其步伐。也许，罗曼·罗兰的祖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可以作为佐证：“苏东剧变解体又渐渐在法国带来了一种新现象：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更有兴趣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哲学来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孙龙生刘春华戴奎生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三月版，13.80元；《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著，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