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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粟末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通过发展自身文化并学习别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唐朝的儒家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海东文化，加速了渤海民族的形成，促进了渤海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渤海国；粟末靺鞨；唐朝；海东文化
渤海国是一个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又是唐朝一个羁縻州。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都督府，是唐朝在牡丹江、松花江以东流域建置的政治、军事机构之一。它与唐朝在政治上既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是藩属关系。渤海国辖境北至黑水靺鞨（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后亦为渤海所辖），东濒日本海，西接契丹（今辽宁开源、铁岭一带），南以泥河（今龙兴江）与新罗为邻，西北邻近室韦诸部，下辖5京15府62州，有居民10余万户和常备兵数万人。这就是历史上创造了“海东文化”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的民族构成，经历的历史时期，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与中原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是形成渤海国文化（海东文化）特点的根本条件。
一、渤海文化体现了开放的社会风气
渤海国自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震国，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契丹攻滅渤海为止，历时229年。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渤海统治民族靺鞨人在继承其古老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了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但努力学习唐王朝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而且努力学周邻民族一切可以学习的先进文化，结合自己的实际消化吸收，从而创造了光辉的海东文化。
隋开皇年间，靺鞨酋长突地稽为避高丽侵扰，于大业初率部迁徙柳城，后粟末靺鞨等又大批迁居营州及中原各地，开始了学习中原文化的新纪元。据《隋书·东夷传》记载，他们“与边人往来，悦中国风俗，请披衣冠”，开始“习礼仪之节，重衣冠之制”[1]了。以前，靺鞨先民衣着简陋，以猪皮为衣。《三国志·卷三》载：“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但是，从贞孝公主墓壁画上看到的靺鞨上层人物，衣着服饰已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身着圆领长袍，头带幞头，腰系皮带，足蹬黑靴，俨然一副士大夫形象。那些妇女形象，则是“粉面朱唇”“梳髻”“戴红披首”，[2]说明渤海时期已经有了化妆求美的要求了，较之那“以人溺洗手面”[3]的“臭秽不洁”的时代，已有了天壤之别。这是渤海国学习隋唐先进文化的结果。
向中原先进文化学习，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有的。但是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就不是每个少数民族历史上都存在的了，而这正是渤海文化开放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渤海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建国初期，还不及高句丽、日本文化，但在中后期，便超过他们了。其他民族文化虽然不及渤海文化发达，但渤海始终注意同周邻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靺鞨人在和汉人及高句丽人的接触中，他们学会了筑屋而居，上层人物都建起了高宅大第，下层编户也是“处处有村落”，住进了墙壁开门的居室，而且学习高丽人，住上了火炕。在牛耕的使用、陶瓷的造型等方面，也都可以看出向高丽人学习的痕迹。
渤海同契丹的关系虽然时有交恶，但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未断，“契丹道”成为渤海对外来往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两唐书渤海传载其风俗与“契丹同”，可见契丹与渤海交往之密切，而契丹人认为渤海冶铁技术远在中原之上，不难想象，契丹人曾向渤海学习过冶铁技术。
渤海同室韦的关系与其和契丹的关系不无相似之处。所不同者，渤海向室韦输出多而输入少。据《新唐书·北狄传》载，室韦的语言与靺鞨同，足见渤海对室韦的影响是如何巨大，而渤海也从室韦那里学得了皮革加工的技术，使得渤海的高级皮革制品成为进献中原的珍贵礼物。
渤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对象是日本。从仁安九年（727年）高仁等出使日本开始，往聘日本的官方使节有37批之多。[4]渤海派出的诗人文士，经常与日本文人学士诗酒唱和。音乐舞蹈和体育方面的交流更为引人注目。如公元822年，王文矩等率队去日本与日本马球队员举行了精彩的马球赛，日本嵯峨天皇观看比赛之后，写下了《早春观打球》的诗篇，记录了这次体育盛会。
在频繁的交往中，渤海的民族音乐、舞蹈，通过“日本道”流传到了日本，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渤海使者史都蒙应聘访日，在日本天皇面前“奏本国乐”，引起他们浓烈的学习兴趣，派内雄等专程来渤海学习音乐，使渤海音乐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前，渤海音乐已传入中原，后来又成为辽金宫廷音乐的主要内容。
在渤海与日本的交往中，渤海还起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一些中原文化通过渤海到了日本，日本的文化也通过渤海传给了中原，这也是渤海文化开放的良好结果。
二、渤海与唐朝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
渤海自大祚荣建震国（698年），到大彝震（831-857年）时完善了封建统治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均有鼎足发展，使渤海赢得海东盛国之誉，至大玄锡（872-893年），渤海国开始衰落。
渤海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大祚荣建国，即接受唐朝册封。他在位22年，是在称藩于唐的前提下，维护和发展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大祚荣确定的这一政治方向，为历代渤海王所遵循。除武王大武艺曾出兵从海路进攻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发生过短暂不睦外，近300年间，双方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这在有唐一代民族关系中是少见的，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中也是不多见的，真是“疆里虽重海，东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署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5]。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时写的诗章，诗中把重海相隔的渤海看成是车同轨、书同文的一家人，正是这种和好关系的如实写照。
渤海与唐朝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唐朝派往渤海的使臣张行岌、崔忻、张建章等，既是唐朝的代表，也是传播中原文化的使者。渤海也十分重视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开成二年（渤海彝震王咸和七年，公元837年），大彝震一次就派遣了16人到唐朝留学，有6人在长安就学。渤海的学生经常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渤海国相乌炤度早年曾在长安考中进士。《唐会要·蕃夷诸经史》载，渤海王还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在渤海王都上京城“设文籍院，以储图书，设胄子监，以教诸子弟，稽古右文，颇极一时之盛”。中原文化渗透到渤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渤海国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机构，大体上以唐朝的模式而建立并逐渐趋于完备的。在王廷建置了以三省六部为代表的中枢机构，地方上则有京、府、州、县的行政建制，而边远的一些地方及多数基层政权仍旧保持部落组织的首领体制以与州县建制相辅相成。同样，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及品阶勋爵等各项政治制度，也基于模仿唐朝的有关典章制度，只是为适应本地区的特点而加以必要的变通罢了，深刻地反映了盛唐的封建文明对这一地区的有力影响。
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至少成为其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和官方用语之一，汉字成了渤海通行的文字。渤海的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都闪耀着盛唐艺术的风格。贞惠公主和贞孝公主墓，上京龙泉府以及其它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渤海人的建筑技术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先人。其中城池建设大体可分为初、中、晚三期，初期规模较小，与就近采用高丽城建风格相关。而从大钦茂迁都开始到中晚期城建，规模逐渐增大，布局日趋统一，并多方体现了中原城建的风格。以首都上京城为例，其最初的建制“完全取中京西古城模式，即二者皆为东西宽约620米至630米，南北长约720米至730米，呈东西窄、南北长的纵向长方形，体现的是隋唐洛阳城制度。中期都城可以成、康（第五、第六世王）時期的上京城为代表，整体形制体现的仍然是洛阳城制度。渤海晚期都城可以仁秀、彝震（第十、第十一世王）以后的上京城为代表。此时则一改洛阳城制度，除在规模上和用门制度上与唐幽州城保持一致外，还在都城整体制上和内部格局上则全面来取唐长安城模式”[6]，简直就是唐长安城的缩影，有宽阔平直的街道，整齐划一的里坊，周长15余公里，为当时东北亚地区一大著名的都会。至于渤海的宫殿建制与庙宇建筑，一般也多仿效唐式。
中原文化对于渤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十分明显，渤海文化实际上是在盛唐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
三、儒家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着渤海文化
在渤海王国存在的229年时间里，儒家思想，诸如忠信孝悌、仁义礼让、三纲五常、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等，不但成为渤海社会指导人们生活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准则，而且成为渤海经邦治国，布政施教的思想基础。
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逐渐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表现在渤海社会内容的各个方面，兹举例如下。
渤海统治集团以儒家的思想体系作为他们安邦立国，布政施教的思想支柱。这一点，从考古发掘资料和古文献记载都可以看到。如在贞孝、贞惠公主墓志中，用“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对越三五，囊扩成康”来称颂他们的先君先父；以“仁均乾坤”“明齐日月”“立丞握机”“王化所兴”来赞美其父袒之功业和德才。不难看出，他们是把儒家所标榜的“仁政”“王道”当作他们的理想社会，以儒家所宣扬的贤圣明君——三皇五帝、夏禹商汤、文武成康作为国王学习的榜样。
对儒家思想的尊崇钦慕不仅表现在对前代的赞美上，也表现在嗣王立名和年号上。如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大武艺继位为武王。第二年，大武艺即改元“仁安”，足见其对儒家所称“仁政”的向往。后代嗣王，有以“文王”“康王”为王号者，有以“永德”“咸和”为年号者，都足以表明对儒家政治及其称颂的圣王的推崇和钦仰。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渤海的官制，“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可是六部命名却不像唐那样以实为据，而是换上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忠、仁、义、礼、智、信”，即忠部为兵部，礼部为刑部，信部为工部。这种把官制名称直接和儒家的三纲五常挂钩的做法，不但在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中未曾有过，就是汉中央政权也不曾有过。
关于贵贱之别《礼记》出：“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可见，儒家的礼，“就是体现着尊卑关系的一种准则，仪式”[7]。以儒家之礼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贯穿了渤海的各个方面。处在最低一级的当然是“编户”，而上层统治阶级也划分成严格的等级，据《新唐书·渤海传》载：“以品为秩，三品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不同品级的官员，不仅其地位、待遇不同，就连其服装颜色式样、佩饰的质料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逾越。
儒家思想的忠义孝悌、三纲五常等表现在渤海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传世不多的渤海史文献中屡见记载。据《论语·学而》载，孔子说过，“父子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因此，“三代以来嗣君皆逾年改元，此孝子不忍遽改其亲之号也”。[8]据金毓黻先生考证，渤海嗣君，无当年改元者，此正是“孝子不忍遽改其亲之号”，以表孝心的表现。
儒家思想对渤海的传入与影响的不断扩大，教育也是一条重要渠道。靺鞨人迁居营州以后，他们的子弟，尤其是上层人物的子弟必然要接受汉人的教育。这就使后来成为渤海王朝统治人物的贵族子弟受到儒家的熏陶。居于高丽故地的靺鞨人所受到的也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旧唐书·东夷传》记载，高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衡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衡门厮养”之家，即低贱贫困之家。贫困人家尚且如此，高贵人家更可想而知。
四、渤海文化带有宗教色彩
渤海的宗教影响到渤海社会的各个方面，佛教是渤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到了东北地区。渤海建国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更得以迅速传播。渤海历代侯王都笃信佛教。例如，大兴茂取号孝感金轮圣法大王，公主贞惠贞孝的葬礼仪式也杂有佛教葬法。凡是到唐京去的渤海贵族、使者无不到名刹大寺顶礼膜拜，渤海王子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入长安时，也提出要“入寺礼拜”的要求，渤海向唐廷进献的礼品中，也有精工制作的金银佛像。有关渤海僧人与日本僧人友谊的记载[9]和渤海访日使者在日本史料中留下了渤海人礼佛的诗篇[10]。有关渤海佛教的流传，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上京龙泉府故城内外，经考古发掘证明的大小佛寺遗址即有9座，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也都有佛寺遗迹。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各种质料、类型、姿态的佛像，在上京龙泉府还发现了舍利函。这一切都说明佛教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信徒之众。 佛教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传播所到之处，必有差异。信仰佛教的民族，必然根据自己民族的历史、风俗、心理等加以改造，这在佛教史上随处可见。渤海佛教也有这方面的迹象。如在上京龙泉府的考古发现中，就发现渤海人“把北方蒙古人种生理上特有的脸型转塑到他们制作的佛像上”，而且“身穿宽袖长襟袍，头戴尖顶帽”。“这种脸型，在来源于中国、印度和西藏的佛像上是见不到的。”[10]由此可见，渤海不但盛行于佛教，而且其教义与佛的形象上都是渗进了靺鞨人生活的内容及他们的传统思想。
渤海佛教的发达必然促进其佛教文化的发展。诸如佛教建筑、繪画、铸塑、音乐、舞蹈等佛教艺术的发达可资为证。渤海佛教遗迹中保存较完整的当属龙泉府的石灯幢。石灯幢高6米余，呈八角平面亭子形，以玄武岩雕刻迭累筑成，分为底座、石柱、灯宝、塔盖等部分。石柱和塔盖尖顶为圆形，底座上与石柱下以及石柱上和灯室下都有莲花托。整个石幢雄劲高雄，庄然壮观，雕刻精细，刀法娴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佛像，有石佛、铁佛、鎏金铜佛、陶佛、漆佛、泥佛、石膏佛等，形态多样，姿势不同，各个造型精美，工艺高超，既反映了渤海佛教艺术已臻于完善的高超水平，也表现了渤海人民的创造才能。[11]
渤海国在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过程中，对盛唐中原文化采取了全盘吸收的态度，从而通过移植盛唐文化，成为在盛唐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而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及日本和新罗的不同子文化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借鉴与交流，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海东文化。
注释：
[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589.
[2]池升之.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卷折[J].社会科学战线，1982，（01）.
[3]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588.
[4]孙玉良.日本古籍的渤海史料[J].学习与探索，1983，（04）.
[5]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643.
[6]刘晓东.日本古代都城形制渊源考察——兼谈唐渤海国都城形制渊源[J].北方文物，1999，（04）：40.
[7]匡亚明.孔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1.
[8]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丛考[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679.
[9]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2）.入唐求法巡礼行记[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367.
[10][苏]沙夫库诺夫著.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J].林树山译.蔡曼华，姚凤校.民族史译文集，1986，（13）.
[11]张钧.渤海文化发展的特点[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53.
关键词：渤海国；粟末靺鞨；唐朝；海东文化
渤海国是一个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又是唐朝一个羁縻州。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都督府，是唐朝在牡丹江、松花江以东流域建置的政治、军事机构之一。它与唐朝在政治上既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是藩属关系。渤海国辖境北至黑水靺鞨（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后亦为渤海所辖），东濒日本海，西接契丹（今辽宁开源、铁岭一带），南以泥河（今龙兴江）与新罗为邻，西北邻近室韦诸部，下辖5京15府62州，有居民10余万户和常备兵数万人。这就是历史上创造了“海东文化”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的民族构成，经历的历史时期，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与中原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是形成渤海国文化（海东文化）特点的根本条件。
一、渤海文化体现了开放的社会风气
渤海国自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震国，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契丹攻滅渤海为止，历时229年。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渤海统治民族靺鞨人在继承其古老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了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但努力学习唐王朝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而且努力学周邻民族一切可以学习的先进文化，结合自己的实际消化吸收，从而创造了光辉的海东文化。
隋开皇年间，靺鞨酋长突地稽为避高丽侵扰，于大业初率部迁徙柳城，后粟末靺鞨等又大批迁居营州及中原各地，开始了学习中原文化的新纪元。据《隋书·东夷传》记载，他们“与边人往来，悦中国风俗，请披衣冠”，开始“习礼仪之节，重衣冠之制”[1]了。以前，靺鞨先民衣着简陋，以猪皮为衣。《三国志·卷三》载：“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但是，从贞孝公主墓壁画上看到的靺鞨上层人物，衣着服饰已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身着圆领长袍，头带幞头，腰系皮带，足蹬黑靴，俨然一副士大夫形象。那些妇女形象，则是“粉面朱唇”“梳髻”“戴红披首”，[2]说明渤海时期已经有了化妆求美的要求了，较之那“以人溺洗手面”[3]的“臭秽不洁”的时代，已有了天壤之别。这是渤海国学习隋唐先进文化的结果。
向中原先进文化学习，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有的。但是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就不是每个少数民族历史上都存在的了，而这正是渤海文化开放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渤海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建国初期，还不及高句丽、日本文化，但在中后期，便超过他们了。其他民族文化虽然不及渤海文化发达，但渤海始终注意同周邻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靺鞨人在和汉人及高句丽人的接触中，他们学会了筑屋而居，上层人物都建起了高宅大第，下层编户也是“处处有村落”，住进了墙壁开门的居室，而且学习高丽人，住上了火炕。在牛耕的使用、陶瓷的造型等方面，也都可以看出向高丽人学习的痕迹。
渤海同契丹的关系虽然时有交恶，但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未断，“契丹道”成为渤海对外来往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两唐书渤海传载其风俗与“契丹同”，可见契丹与渤海交往之密切，而契丹人认为渤海冶铁技术远在中原之上，不难想象，契丹人曾向渤海学习过冶铁技术。
渤海同室韦的关系与其和契丹的关系不无相似之处。所不同者，渤海向室韦输出多而输入少。据《新唐书·北狄传》载，室韦的语言与靺鞨同，足见渤海对室韦的影响是如何巨大，而渤海也从室韦那里学得了皮革加工的技术，使得渤海的高级皮革制品成为进献中原的珍贵礼物。
渤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对象是日本。从仁安九年（727年）高仁等出使日本开始，往聘日本的官方使节有37批之多。[4]渤海派出的诗人文士，经常与日本文人学士诗酒唱和。音乐舞蹈和体育方面的交流更为引人注目。如公元822年，王文矩等率队去日本与日本马球队员举行了精彩的马球赛，日本嵯峨天皇观看比赛之后，写下了《早春观打球》的诗篇，记录了这次体育盛会。
在频繁的交往中，渤海的民族音乐、舞蹈，通过“日本道”流传到了日本，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渤海使者史都蒙应聘访日，在日本天皇面前“奏本国乐”，引起他们浓烈的学习兴趣，派内雄等专程来渤海学习音乐，使渤海音乐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前，渤海音乐已传入中原，后来又成为辽金宫廷音乐的主要内容。
在渤海与日本的交往中，渤海还起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一些中原文化通过渤海到了日本，日本的文化也通过渤海传给了中原，这也是渤海文化开放的良好结果。
二、渤海与唐朝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
渤海自大祚荣建震国（698年），到大彝震（831-857年）时完善了封建统治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均有鼎足发展，使渤海赢得海东盛国之誉，至大玄锡（872-893年），渤海国开始衰落。
渤海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大祚荣建国，即接受唐朝册封。他在位22年，是在称藩于唐的前提下，维护和发展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大祚荣确定的这一政治方向，为历代渤海王所遵循。除武王大武艺曾出兵从海路进攻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发生过短暂不睦外，近300年间，双方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这在有唐一代民族关系中是少见的，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中也是不多见的，真是“疆里虽重海，东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署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5]。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时写的诗章，诗中把重海相隔的渤海看成是车同轨、书同文的一家人，正是这种和好关系的如实写照。
渤海与唐朝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唐朝派往渤海的使臣张行岌、崔忻、张建章等，既是唐朝的代表，也是传播中原文化的使者。渤海也十分重视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开成二年（渤海彝震王咸和七年，公元837年），大彝震一次就派遣了16人到唐朝留学，有6人在长安就学。渤海的学生经常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渤海国相乌炤度早年曾在长安考中进士。《唐会要·蕃夷诸经史》载，渤海王还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在渤海王都上京城“设文籍院，以储图书，设胄子监，以教诸子弟，稽古右文，颇极一时之盛”。中原文化渗透到渤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渤海国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机构，大体上以唐朝的模式而建立并逐渐趋于完备的。在王廷建置了以三省六部为代表的中枢机构，地方上则有京、府、州、县的行政建制，而边远的一些地方及多数基层政权仍旧保持部落组织的首领体制以与州县建制相辅相成。同样，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及品阶勋爵等各项政治制度，也基于模仿唐朝的有关典章制度，只是为适应本地区的特点而加以必要的变通罢了，深刻地反映了盛唐的封建文明对这一地区的有力影响。
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至少成为其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和官方用语之一，汉字成了渤海通行的文字。渤海的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都闪耀着盛唐艺术的风格。贞惠公主和贞孝公主墓，上京龙泉府以及其它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渤海人的建筑技术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先人。其中城池建设大体可分为初、中、晚三期，初期规模较小，与就近采用高丽城建风格相关。而从大钦茂迁都开始到中晚期城建，规模逐渐增大，布局日趋统一，并多方体现了中原城建的风格。以首都上京城为例，其最初的建制“完全取中京西古城模式，即二者皆为东西宽约620米至630米，南北长约720米至730米，呈东西窄、南北长的纵向长方形，体现的是隋唐洛阳城制度。中期都城可以成、康（第五、第六世王）時期的上京城为代表，整体形制体现的仍然是洛阳城制度。渤海晚期都城可以仁秀、彝震（第十、第十一世王）以后的上京城为代表。此时则一改洛阳城制度，除在规模上和用门制度上与唐幽州城保持一致外，还在都城整体制上和内部格局上则全面来取唐长安城模式”[6]，简直就是唐长安城的缩影，有宽阔平直的街道，整齐划一的里坊，周长15余公里，为当时东北亚地区一大著名的都会。至于渤海的宫殿建制与庙宇建筑，一般也多仿效唐式。
中原文化对于渤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十分明显，渤海文化实际上是在盛唐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
三、儒家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着渤海文化
在渤海王国存在的229年时间里，儒家思想，诸如忠信孝悌、仁义礼让、三纲五常、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等，不但成为渤海社会指导人们生活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准则，而且成为渤海经邦治国，布政施教的思想基础。
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逐渐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表现在渤海社会内容的各个方面，兹举例如下。
渤海统治集团以儒家的思想体系作为他们安邦立国，布政施教的思想支柱。这一点，从考古发掘资料和古文献记载都可以看到。如在贞孝、贞惠公主墓志中，用“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对越三五，囊扩成康”来称颂他们的先君先父；以“仁均乾坤”“明齐日月”“立丞握机”“王化所兴”来赞美其父袒之功业和德才。不难看出，他们是把儒家所标榜的“仁政”“王道”当作他们的理想社会，以儒家所宣扬的贤圣明君——三皇五帝、夏禹商汤、文武成康作为国王学习的榜样。
对儒家思想的尊崇钦慕不仅表现在对前代的赞美上，也表现在嗣王立名和年号上。如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大武艺继位为武王。第二年，大武艺即改元“仁安”，足见其对儒家所称“仁政”的向往。后代嗣王，有以“文王”“康王”为王号者，有以“永德”“咸和”为年号者，都足以表明对儒家政治及其称颂的圣王的推崇和钦仰。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渤海的官制，“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可是六部命名却不像唐那样以实为据，而是换上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忠、仁、义、礼、智、信”，即忠部为兵部，礼部为刑部，信部为工部。这种把官制名称直接和儒家的三纲五常挂钩的做法，不但在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中未曾有过，就是汉中央政权也不曾有过。
关于贵贱之别《礼记》出：“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可见，儒家的礼，“就是体现着尊卑关系的一种准则，仪式”[7]。以儒家之礼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贯穿了渤海的各个方面。处在最低一级的当然是“编户”，而上层统治阶级也划分成严格的等级，据《新唐书·渤海传》载：“以品为秩，三品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不同品级的官员，不仅其地位、待遇不同，就连其服装颜色式样、佩饰的质料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逾越。
儒家思想的忠义孝悌、三纲五常等表现在渤海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传世不多的渤海史文献中屡见记载。据《论语·学而》载，孔子说过，“父子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因此，“三代以来嗣君皆逾年改元，此孝子不忍遽改其亲之号也”。[8]据金毓黻先生考证，渤海嗣君，无当年改元者，此正是“孝子不忍遽改其亲之号”，以表孝心的表现。
儒家思想对渤海的传入与影响的不断扩大，教育也是一条重要渠道。靺鞨人迁居营州以后，他们的子弟，尤其是上层人物的子弟必然要接受汉人的教育。这就使后来成为渤海王朝统治人物的贵族子弟受到儒家的熏陶。居于高丽故地的靺鞨人所受到的也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旧唐书·东夷传》记载，高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衡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衡门厮养”之家，即低贱贫困之家。贫困人家尚且如此，高贵人家更可想而知。
四、渤海文化带有宗教色彩
渤海的宗教影响到渤海社会的各个方面，佛教是渤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到了东北地区。渤海建国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更得以迅速传播。渤海历代侯王都笃信佛教。例如，大兴茂取号孝感金轮圣法大王，公主贞惠贞孝的葬礼仪式也杂有佛教葬法。凡是到唐京去的渤海贵族、使者无不到名刹大寺顶礼膜拜，渤海王子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入长安时，也提出要“入寺礼拜”的要求，渤海向唐廷进献的礼品中，也有精工制作的金银佛像。有关渤海僧人与日本僧人友谊的记载[9]和渤海访日使者在日本史料中留下了渤海人礼佛的诗篇[10]。有关渤海佛教的流传，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上京龙泉府故城内外，经考古发掘证明的大小佛寺遗址即有9座，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也都有佛寺遗迹。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各种质料、类型、姿态的佛像，在上京龙泉府还发现了舍利函。这一切都说明佛教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信徒之众。 佛教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传播所到之处，必有差异。信仰佛教的民族，必然根据自己民族的历史、风俗、心理等加以改造，这在佛教史上随处可见。渤海佛教也有这方面的迹象。如在上京龙泉府的考古发现中，就发现渤海人“把北方蒙古人种生理上特有的脸型转塑到他们制作的佛像上”，而且“身穿宽袖长襟袍，头戴尖顶帽”。“这种脸型，在来源于中国、印度和西藏的佛像上是见不到的。”[10]由此可见，渤海不但盛行于佛教，而且其教义与佛的形象上都是渗进了靺鞨人生活的内容及他们的传统思想。
渤海佛教的发达必然促进其佛教文化的发展。诸如佛教建筑、繪画、铸塑、音乐、舞蹈等佛教艺术的发达可资为证。渤海佛教遗迹中保存较完整的当属龙泉府的石灯幢。石灯幢高6米余，呈八角平面亭子形，以玄武岩雕刻迭累筑成，分为底座、石柱、灯宝、塔盖等部分。石柱和塔盖尖顶为圆形，底座上与石柱下以及石柱上和灯室下都有莲花托。整个石幢雄劲高雄，庄然壮观，雕刻精细，刀法娴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佛像，有石佛、铁佛、鎏金铜佛、陶佛、漆佛、泥佛、石膏佛等，形态多样，姿势不同，各个造型精美，工艺高超，既反映了渤海佛教艺术已臻于完善的高超水平，也表现了渤海人民的创造才能。[11]
渤海国在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过程中，对盛唐中原文化采取了全盘吸收的态度，从而通过移植盛唐文化，成为在盛唐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而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及日本和新罗的不同子文化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借鉴与交流，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海东文化。
注释：
[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589.
[2]池升之.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卷折[J].社会科学战线，1982，（01）.
[3]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588.
[4]孙玉良.日本古籍的渤海史料[J].学习与探索，1983，（04）.
[5]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643.
[6]刘晓东.日本古代都城形制渊源考察——兼谈唐渤海国都城形制渊源[J].北方文物，1999，（04）：40.
[7]匡亚明.孔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1.
[8]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丛考[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679.
[9]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2）.入唐求法巡礼行记[A].李兴盛，吕观仁.黑水丛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367.
[10][苏]沙夫库诺夫著.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J].林树山译.蔡曼华，姚凤校.民族史译文集，1986，（13）.
[11]张钧.渤海文化发展的特点[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