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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前进与回归的双重变奏。上路的激情与回家的渴望同时塑造着人类的理想：没有创造和自我发展的欲望，我们可能还处于穴居生活中；而失去家园的守护，人生的旅程便成了有去无回的不归之路。
在农业文明时代，孔子在与弟子聊天时说，他最向往的生活莫过于此：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正因为有了“咏而归”的精神安顿，“治国平天下”的宏图才不会脱离人性的平衡、人本的关怀。
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亦常在“进”“退”“出”“处”之际寻求平衡，当仕进遭遇挫折，他们尚可辞官归隐，守拙园田：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
在回归的行动之中，身与心、我与人、人与世界都复归于自然，人的生命由此而获得了一份难得的从容，透脱出生命醒悟的释然和自在。
随着近代工业、科技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人类文明进入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阶段，其集中体现便是不断扩大的城市文明。在层层推进的城市化浪潮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已逐渐隐退为桃花源式的理想，遭遇种种生活压力的现代都市人，既不能“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无法“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那么，失却田园和自然的现代人，其身心该向何处安顿？当有一天，“家乡”只能萎缩成字典上的一个词汇时，人类的生命靠什么回归？
回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载体和自我发展的结果，有学者甚至称：“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人类生活逐渐都市化的历史，也就是文明人类趋向于聚集居住的历史。”（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第2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城市的出现和发达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必然。然而，城市领域的不断扩张、城市化脚步的日益加快以及城市文明成果的海量涌现，却有意无意地造成对精神安顿和心灵回归的忽视，种种身心的失衡、自他的矛盾、个体与团体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紧张、焦虑、恐惧、抑郁、隔阂感、疏离感等精神困境，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精神的贫乏无依形成鲜明对照。人类在不断满足自己的创造欲和进步追求的过程中，慢慢忘记了最初的起点，从而也迷失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正如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深刻反省的西方学者所言，“我们时代的文明正在失去人的控制，正在被文明自身的过分丰富的创造力所淹没”。（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3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版）
失落了田园的现代都市人，注定也要丧失精神的家园吗？怎样避免让“现代人的历史”沦为“现代人和自己的成就作斗争的历史”？（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引言）考察城市形成的最初起源，会发现人类聚居生活的重要源头，是充满精神感召力和情感交流色彩的宗教仪轨活动：“城市最早是作为一个神祇的家园：一个代表永恒的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586页）也就是说，在城市的起源中，本就有一种精神性的内驱力。我们是否能让都市重回其原初的、精神性的本质？这取决于对现代文明性质与走向的深刻省思。
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生命意义，其背后都是由某种价值观念决定的，不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由此也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殊异走向。现代人频发种种都市病、精神困扰，正说明我们的价值体系出现了问题，以此体系为基础的文明类型有很大缺陷和偏失。18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然而，这种“进步”到底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还是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升？二者是否能相互混同或替代？许多现代西方文明的缔造者并未慎思详辨。“进步”的背后更多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改造（包括破坏），而鲜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反省与超越。单纯致力于外部世界的改造，就会出现精神提升的水平远远跟不上物质发展的速度，最后导致人的精神世界被过度发达的物质世界压垮的后果。这样的“进步”观反映的是重物质轻精神、求外在忘内在的价值偏向，由此形成的现代城市文明必然会令人难以安顿身心，感到精神空虚。
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文明，从一开始便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启发人的内在超越与自我觉悟，将价值体系的源头、核心安置于每个人心中，这样，自我的觉悟和精神成长，便成了实现外部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禅宗更将“明心见性”视为人生第一要务，看作每个人的本分事。《维摩诘经》中，舍利弗见大地秽恶充满，而佛陀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世界皆为震动，百千珍宝处处周遍，光明严净，难以言喻。佛对舍利弗说：“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这则公案明显地体现出大乘佛教身心不二、依正不二、万法唯心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所谓“心净则国土净，心平则国土平”，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恰恰落实于内心世界的净化、超越和完善。如此，每个人都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每一天、每一个当下，都作为改变命运、改善世界的起点。
“挟太山以超北海”是人所不能的，而“为长者折枝”则人人可为；同样，一个人想去改变世界乃至改善一个城市的环境，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反观内心、自我修持却正是做人的基础，由此推己及人，便会起到净化环境、祥和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效果。希图通过改造外部世界而取得内心的充实和平衡，往往适得其反；天天刷新自己的内心，凭借道德的实践和心性的启悟，则会拥有无穷的生命动力和精神活力。如《大学》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的起点正在我们活泼泼的一颗心。“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终须回归到此时、此地、此人。
当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时，也许这样的话可以让改天换地的手有一个冷静的停顿——“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586页）城市的主体功能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爱的功能、关怀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以此唤醒人的觉悟，点亮人们思想的光辉——彰显人类作为高级生命的特殊价值。这样的功能由何体现？启动每个人心中的自觉之源，找到精神的回家之路，或许奇丽的风景便在我们明智的转身之后。
在农业文明时代，孔子在与弟子聊天时说，他最向往的生活莫过于此：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正因为有了“咏而归”的精神安顿，“治国平天下”的宏图才不会脱离人性的平衡、人本的关怀。
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亦常在“进”“退”“出”“处”之际寻求平衡，当仕进遭遇挫折，他们尚可辞官归隐，守拙园田：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
在回归的行动之中，身与心、我与人、人与世界都复归于自然，人的生命由此而获得了一份难得的从容，透脱出生命醒悟的释然和自在。
随着近代工业、科技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人类文明进入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阶段，其集中体现便是不断扩大的城市文明。在层层推进的城市化浪潮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已逐渐隐退为桃花源式的理想，遭遇种种生活压力的现代都市人，既不能“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无法“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那么，失却田园和自然的现代人，其身心该向何处安顿？当有一天，“家乡”只能萎缩成字典上的一个词汇时，人类的生命靠什么回归？
回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载体和自我发展的结果，有学者甚至称：“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人类生活逐渐都市化的历史，也就是文明人类趋向于聚集居住的历史。”（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第2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城市的出现和发达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必然。然而，城市领域的不断扩张、城市化脚步的日益加快以及城市文明成果的海量涌现，却有意无意地造成对精神安顿和心灵回归的忽视，种种身心的失衡、自他的矛盾、个体与团体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紧张、焦虑、恐惧、抑郁、隔阂感、疏离感等精神困境，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精神的贫乏无依形成鲜明对照。人类在不断满足自己的创造欲和进步追求的过程中，慢慢忘记了最初的起点，从而也迷失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正如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深刻反省的西方学者所言，“我们时代的文明正在失去人的控制，正在被文明自身的过分丰富的创造力所淹没”。（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3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版）
失落了田园的现代都市人，注定也要丧失精神的家园吗？怎样避免让“现代人的历史”沦为“现代人和自己的成就作斗争的历史”？（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引言）考察城市形成的最初起源，会发现人类聚居生活的重要源头，是充满精神感召力和情感交流色彩的宗教仪轨活动：“城市最早是作为一个神祇的家园：一个代表永恒的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586页）也就是说，在城市的起源中，本就有一种精神性的内驱力。我们是否能让都市重回其原初的、精神性的本质？这取决于对现代文明性质与走向的深刻省思。
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生命意义，其背后都是由某种价值观念决定的，不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由此也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殊异走向。现代人频发种种都市病、精神困扰，正说明我们的价值体系出现了问题，以此体系为基础的文明类型有很大缺陷和偏失。18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然而，这种“进步”到底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还是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升？二者是否能相互混同或替代？许多现代西方文明的缔造者并未慎思详辨。“进步”的背后更多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改造（包括破坏），而鲜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反省与超越。单纯致力于外部世界的改造，就会出现精神提升的水平远远跟不上物质发展的速度，最后导致人的精神世界被过度发达的物质世界压垮的后果。这样的“进步”观反映的是重物质轻精神、求外在忘内在的价值偏向，由此形成的现代城市文明必然会令人难以安顿身心，感到精神空虚。
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文明，从一开始便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启发人的内在超越与自我觉悟，将价值体系的源头、核心安置于每个人心中，这样，自我的觉悟和精神成长，便成了实现外部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禅宗更将“明心见性”视为人生第一要务，看作每个人的本分事。《维摩诘经》中，舍利弗见大地秽恶充满，而佛陀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世界皆为震动，百千珍宝处处周遍，光明严净，难以言喻。佛对舍利弗说：“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这则公案明显地体现出大乘佛教身心不二、依正不二、万法唯心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所谓“心净则国土净，心平则国土平”，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恰恰落实于内心世界的净化、超越和完善。如此，每个人都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每一天、每一个当下，都作为改变命运、改善世界的起点。
“挟太山以超北海”是人所不能的，而“为长者折枝”则人人可为；同样，一个人想去改变世界乃至改善一个城市的环境，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反观内心、自我修持却正是做人的基础，由此推己及人，便会起到净化环境、祥和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效果。希图通过改造外部世界而取得内心的充实和平衡，往往适得其反；天天刷新自己的内心，凭借道德的实践和心性的启悟，则会拥有无穷的生命动力和精神活力。如《大学》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的起点正在我们活泼泼的一颗心。“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终须回归到此时、此地、此人。
当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时，也许这样的话可以让改天换地的手有一个冷静的停顿——“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586页）城市的主体功能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爱的功能、关怀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以此唤醒人的觉悟，点亮人们思想的光辉——彰显人类作为高级生命的特殊价值。这样的功能由何体现？启动每个人心中的自觉之源，找到精神的回家之路，或许奇丽的风景便在我们明智的转身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