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学艺术工作者视野的扩大和观察的深入，一九八0年底出现了孟伟哉同志的中篇小说《夫妇》，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上获得了进一步的突破。《夫妇》没有涉及“一月风暴”、“批林批孔”和“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问题，而是把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简单的细胞进行了解剖，揭示了十年动乱时期夫妻、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了处在这种关系中的每个人灵魂中的奥秘，并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艰难遭际，提出并回答了人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应该遵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诚如作者所说：“幸福的家庭并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夫妇》为我们展示了四个家庭、六对夫妇：宋愚和石萍、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宋愚的妹妹和妹夫；外科大夫和内科大夫夫妇。他们在十年动乱中都遭到了不幸，但其不幸却各不相同。如果说宋愚的妹妹、妹夫和外科大夫、内科大夫夫妇的不幸还是直接来自十年动乱的话，那么宋愚夫妇的不幸就不尽相同了。他们的不幸，除了来自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明枪暗箭之外，还来自这个家庭主要成员之一的石萍的“反戈一击”。宋愚并不是直接死于“群众批斗”，而是死于石萍的“家庭专政”！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她“反戈一击”，如果不是她落井下石，宋愚或许能够撑过那场灾难，然而他却在自己妻子的“革命专政”下悬梁自尽了！
　　作家要想比较深刻地反映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就需要深入人们的内心，解剖人们的灵魂。作者象一个探测人们灵魂的勘探队员，用他那灵巧的小锤敲开了石萍的心扉，又象一位解剖人们灵魂的外科大夫，用他那锋利的小刀剖开了石萍灵魂的筋络。
　　石萍为什么会逼死她的丈夫？难道仅仅是由于极左思潮的煽动吗？不，她之所以逼死她的丈夫，还有着她自己的内在的原因。作为和宋愚“十七年的夫妻，十九年的同志”，她对宋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应该说是了如指掌的，而且她的小姑还恳切忠告她相信她的丈夫是好人，甚至连和宋愚素昧平生的外科大夫也曾劝说她“理解你的丈夫”。然而她却没有理解自己的丈夫，反而在他背后捅了一刀，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其实，说怪也不怪。她把丈夫逼上自杀的道路，是她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能否认，她和宋愚在初恋到结婚后的短暂一段时间内，曾经真诚地相爱过。那时，宋愚在她眼里，“不仅是风度翩翩的男子，而且还是文思敏捷的才子，老资格的革命者”，她认为和宋愚的结合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并且暗暗发誓要对宋愚“始终不渝”。那时她所向往的最高的物质享受不过是“一间小而干净的房子”。一句话，她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然而，在她住进了小洋楼，睡上了钢丝床，穿上了“洁白软滑的睡衣”，享受了比国民党少将还优越的物质生活之后，宋愚的“夜猫子”工作，不再能满足她的夫妻情意，她开始觉得不满足、不幸福了。她要追求那种“更充实、更满足、令她的感情更激动的精神生活”。于是她对宋愚由冷淡到生厌，由生厌到气恼，她的精神生活也由“宫怨”到有了一种“莫明其妙的胆量”，心理上不再“守旧和拘谨”，终于由心理上的“解放”发展到行动上的欺骗丈夫。这时，她和宋愚的关系早已失去夫妻关系的本来意义，但是她却不愿完全割断她和宋愚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她虽然不理解她丈夫的为人、他的工作，却能充分理解他的“使用价值”，这就是他能为她带来的优越物质享受和令人钦羡的荣耀。她需要他分得的那幢小洋楼和他步步高升的头衔。一旦这些东西失去，她和他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所以，当那疯狂的时刻终于到来时，她没有听从她的小姑和外科医生的劝告，毅然向宋愚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宋愚划清了界限，并逼得宋愚悬梁自尽。这就是她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幸福是什么？”这是石萍一再提出的问题，可惜她却没有求得正确的回答。照她的理解，幸福就是优越的物质享受，“实报实销”的轻松工作和情意缠绵的夫妻生活。但在我国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条件下，这些东西是很难兼得的。因此她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结果毁了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她所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却被她的女儿秋秋夫妇和她所倾慕的那个外科医生夫妇回答了。在他们看来，幸福就是创造性地工作，甘苦与共的真诚的爱情。秋秋说得好：“爱情是相互吸引，共同苦乐，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汇聚”，而不是“商业交易”，“同床异梦”。难道不是这样吗？石萍所追求的那个外科大夫，他的妻子形体瘦小，满脸雀斑，其貌不扬，但他却忠于她，敬爱她。而她也在他被挂了黑牌，遭到批斗，蹲了干校的情况下，对他“坚贞不渝”，从而使他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颠沛流离中“掌握了第三种和第四种外国语”。对照他们，石萍是渺小的，尽管她年龄比他们大，革命历史比他们长，地位比他们高。
　　石萍这一艺术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它概括了某些走进革命队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取得政权之后，不能同时代一齐前进，终于在一场社会动乱中迷失方向，精神崩溃的过程。小说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独特性。——石萍是这样一种女性，她灵魂空虚，情趣低俗，却处于特殊的地位；她从一个追求革命的女知识青年，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官太太，但在表面上却保有着“部长夫人”的庄重的、矜持的、高贵的外壳。这个外壳，最终在激荡的浊流中被粉碎，出卑微的灵魂。作者对于石萍的家庭悲剧，不只是从社会因素作出一般性的解释，而是进一步从石萍个人性格的因素对于她的家庭的不幸作出更深入的剖析。作者没有拘于近年来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简单地用共性解释个性的常格(这一点连一些优秀作品也往往在所难免)，而是深入探讨社会中的个人的性格对于自身命运所造成的影响，使共性通过鲜明独特的个性来表现。这是《夫妇》在创作上值得重视的成就。
　　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夫妇》的主题思想是深刻的，表现手法也是新颖的。整篇小说，洋洋数万言，不分章，不分节，一气呵成，一泻无余。使人觉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象新打的油井那样喷出来的。它所叙述的故事，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完全借主人公“心灵的回视”展开。这样，不仅便于更深刻地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且避免了不必要的铺垫，烦琐冗长的叙述和生硬的转接。这样的表现手法给作者提供了广泛驰骋、舒卷自如的写作自由，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展开更多更广的事件。
　　小说描写的事件并不曲折，但使人读来有一唱三叹、反复回环之妙。尽管小说把事件和人物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打乱了，打碎了，却没有割裂之感。小说从一个梦境开始，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难道“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场梦吗？小说主人公石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遭际，不就象梦中那个溺水的女人一样吗？这样写不仅为下面的故事烘托了气氛，而且埋下了伏笔。小说展开了主人公“心灵的回视”，在我们面前依次出现了忽远忽近，忽明忽暗的画面，这些画面的交替出现用正常的逻辑来衡量，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从主人公“心灵的回视”的角度看，却是十分合理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心灵遭受惨痛创伤的软弱的妇女，小说的写法符合她在深深的自责中回顾以往的思维变化逻辑，如实地反映了她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作品以秋秋的婚礼结束。秋秋和华春的结合，是对她母亲夫妻生活的反衬，她说的那番充满哲理的话，是对她母亲错误行为的谴责。那些话既不出自旁人，也不出自她母亲的“回视”，恰恰是出自她这个女儿之口，它体现了作者对青年一代所寄托的希望，体现了作者鼓舞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深意。
　　
　　(《夫妇》刊登于《十月》一九八○年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