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领域在世的泰斗里，严家炎算一个。他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多年，与著名文学家唐弢（音同涛）一同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到现在，这部书仍然是大学中文系里最权威的教材。2013年11月，恰逢严家炎八十华诞，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问学集——严家炎自述》也即将出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程前往严先生家中采访。眼前的老人，目光沉稳，个性谨慎，说话却不失风骨，内里坚守一个“士”字。
　　“你不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将来会被别人认为成什么”
　　严家炎从小就喜欢文学，这也许是来自于祖父的熏陶。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严家炎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认字读诗。严家炎5岁时，祖父去世，父亲专门请了私塾先生，一直教到他上小学。
　　“我最初很喜欢小说和诗歌，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作家。”严家炎说。读高中时，他就在上海地方报纸《淞声报》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巳生嫂》、《不堪回首》。前者写了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后者是一个爱情故事。他还写过一篇以国民党逃兵为题材的《青青草》，因为带点政治性题材，没能发表。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那年暑假，严家炎所在的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邵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6岁的严家炎内心的革命激情一下子被这些文字点燃了。“那时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因此，第二年高中毕业时，严家炎不顾母亲让他报考复旦大学的愿望，选择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热火朝天地“闹革命”：参加四期土改，去农村建互助组，参与铜矿扩建改建。那段岁月很辛苦，连续6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读书、动笔，积累了大量素材和笔记，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
　　正当文学的种子在心里酝酿时，一件事让严家炎心生寒意。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风暴突然降临。“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群向来被公认为进步的作家，其中还有不少党员，他们谈的、讨论的都是文艺问题，何以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严家炎越想越觉得可怕，“你不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将来会被别人认为成什么。”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严家炎撕毁了自己的草稿和笔记。恰好第二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严家炎便在这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
　　“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
　　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严家炎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为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他的研究领域也转入了现代文学史。
　　据传当年教书时，严家炎被学生们称为“严加严”。他给学生作业打过零分，抓出过个别留学生的作弊问题。无论多么品学兼优的学生，见了他都有点紧张，不敢表露出一点对学问的轻慢之心。有弟子说严家炎身上有一种“儒者风范”，“他的文章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
　　回顾以往的学术研究，严家炎对记者说：“从我的本心来讲，从创作转而研究学术问题，本来是想要躲开一点尖锐的政治性问题的，但这绝对不是不敢说话。”
　　的确，严家炎是学问上敢于冲破樊篱的人。从1958年开课、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1984年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这一路上，他的学术道路既坚实，也坎坷。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现在的人都认为有“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他还指出了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他对柳青《创业史》的评价，曾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感到其中许多论点不符合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指示精神，许多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上世纪90年代，一些人把金庸小说当成“地摊文学”时，他率先研究金庸，在北大开课讲金庸，并评价他的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为此又被有的人误解为媚俗。
　　对那些围攻和批评，如今严家炎早已风清云淡。他一直说：“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所谓‘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就既是一种治学态度，又是一种人生态度。”
　　在严家炎的家人眼里，这种“傻子”精神更多的是几分可爱。岳母给他起了个“书虫”的“雅号”。妻子卢晓蓉也曾经问过严家炎，是否知道如今商海大潮汹涌澎湃，读书人地位日渐低下。他一如既往慢条斯理地说：“知道，怎么不知道。我从来不赶潮流。”说完，仍埋头读书。
　　“对文学的未来也有忧虑，但不那么悲观”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位研究了多年文学史的学者，您觉得学术上如果要做出成绩，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
　　严家炎：坚韧不拔，实事求是，这两点是最基本的。另外，读大量的材料、史料，研究这个世界上真正优秀的作品，从它们里面吸取营养。
　　环球人物杂志：对文学作品及文学家的评价能否摆脱政治立场？
　　严家炎：文学和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大的背景下，比方说抗日战争，那跟全民族都有利害关系，我们当然要褒扬抗日文学。但正常情况下，我还是认为文学评价首先应该看文学上的成就，看形象是否鲜活，艺术和思想是否统一，文字是否活泼洗练，以及作品是否感人至深等。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评价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作家？
　　严家炎：想一下近几年文学史怎样对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的吧。对这类人物，无非是两条：第一，如实地承认和肯定他们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第二，指出他们后来向不好的方面发展变化的趋势。这两点归结起来，就叫做历史主义、实事求是。
　　其实，在现代文学史上，受政治影响而回避或不能适当评价的作家不止一个。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今后恐怕都应该从实际出发，还其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欣赏的当代作家是哪一位？
　　严家炎：我喜欢张炜、莫言、王安忆、王蒙等多位作家。比如莫言，他是军队培养的作家，关心现实，作品相当大胆。比如早期短篇作品主人公的命运都很值得深思，这些事情，他敢写出来就不错；再比如，长篇作品《生死疲劳》里通过转世描写，吸收了民间的说法，很有创造性。当然，有人批评诺贝尔奖颁发给莫言，认为他是体制内的作家。但他确实很会写故事，很吸引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1995年春开始，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考虑？
　　严家炎：说起来我“认识”金庸是相当被动的。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一个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还告诉我，班上学生一致认为，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怀着好奇，我试读了《射雕英雄传》，竟然放不下来，后来甚至觉得不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既有愧于文学史研究者的责任，也辜负了学生的期待。其实，大陆对武侠通俗小说的误读很严重。上世纪30年代开始，新文学的不少作家就对传统武侠、志怪小说有着猛烈批评，把武侠小说当成“阻碍群众革命觉悟”的有毒之物。瞿秋白认为，武侠小说教人相信“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后果是不好的。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武侠小说不以为然。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可能不仅对武侠小说不以为然，对整个文学都不是很重视。您怎么看待文学在当代的发展？
　　严家炎：我对文学的未来也有忧虑，但不那么悲观。我相信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不仅不会带来文学的毁灭，还可以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带来新的上升的动力。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人与人之间长期对立的战争环境和政治环境，给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蒙上不少非学术的特殊阴影，使文学和学术本身在一些重要方面失去了客观性，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科学性。现在正是往越来越开放的方向走，经典作品一定会出现，只是需要等待。
　　知识分子要能抵御政治、商业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才提到商品化、市场化对文学的冲击。这股浪潮对文化人的冲击其实也很大，有人说经济让文化人浮躁起来，您同意吗？
　　严家炎：经济对文人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太可怜了，生活水平太低了，这会影响人的处世态度。但我想真正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影响的，自己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即使在商业化浪潮中，这种品格不应该改变，也应该有点骨气。“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应该是每个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面对政治的、商业的诱惑都应保持这样的操行。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在对过去思想的继承上，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说我们这代人是“没有根的一代”，您认为这个问题存在吗？
　　严家炎：我是从旧社会、后来又从“文革”过来的。“文革”当中，特别是到了后期，不仅意识发生了危机，有限的一点法制被摧毁，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今天，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是欣欣向荣的，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贫富悬殊扩大等，但总的来说，中国是在发展当中的，今天的中国是兴旺的，包括文化在内。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文化是无根的文化。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分析地继承”的，我们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除去它的糟粕，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
　　环球人物杂志：北大另一位名师汤一介说过：“知识分子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您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严家炎：我是赞成汤一介先生的话的。知识分子因为比一般民众有知识、有文化，应该发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府的监督。政府如果腐败、社会如果不公的话，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加以批评。
　　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的批判意识，对待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所谓批判意识就是用自己的头脑分析对待一切，我不主张一概笼统地拒绝、排斥政治。政治如果确实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如果违反广大人民的愿望，我们应当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尽管可能会有种种限制，不一定能有机会，但起码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独立的评价，不盲从，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