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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 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开放的科研
从这年10月，袁隆平他们开始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去南繁。
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
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后来袁隆平得意地说，“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
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上了袁隆平的课，就意识到农场附近的“假禾”，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野生稻。它们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他约了袁老师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去辨认，然后挖回了一兜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乎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
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_。
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个光溜溜的小平头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领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自在随意的老头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和证书。但老头子还是坚持在第一线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亚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边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挡开了，“你以为我老了啊，我蹿田埂比你年轻人还快当!”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欢自在随意的生活。
他偶尔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试一下，然后又在助手身上比试一下，买上一大堆，回来就人人都发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
1998年，湖南一个事务所评定“袁隆平品牌”价值一千亿元，杨澜到海南去采访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什么看法?”
结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谈。”他后来跟助手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还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1.5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拿出来，设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基金，专门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他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梁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
刚开始，周围人呵呵的笑，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满脑壳就惦记这个事情。 他把身边英语好的年轻助手都尽量送出国去深造，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想：要让杂交水稻推广出去，“造福全世界”。
他的助手廖伏明感慨说，“袁老师又有追求又能自在，是个幸福的人。”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 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开放的科研
从这年10月，袁隆平他们开始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去南繁。
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
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后来袁隆平得意地说，“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
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上了袁隆平的课，就意识到农场附近的“假禾”，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野生稻。它们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他约了袁老师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去辨认，然后挖回了一兜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乎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
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_。
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个光溜溜的小平头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领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自在随意的老头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和证书。但老头子还是坚持在第一线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亚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边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挡开了，“你以为我老了啊，我蹿田埂比你年轻人还快当!”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欢自在随意的生活。
他偶尔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试一下，然后又在助手身上比试一下，买上一大堆，回来就人人都发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
1998年，湖南一个事务所评定“袁隆平品牌”价值一千亿元，杨澜到海南去采访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什么看法?”
结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谈。”他后来跟助手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还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1.5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拿出来，设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基金，专门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他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梁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
刚开始，周围人呵呵的笑，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满脑壳就惦记这个事情。 他把身边英语好的年轻助手都尽量送出国去深造，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想：要让杂交水稻推广出去，“造福全世界”。
他的助手廖伏明感慨说，“袁老师又有追求又能自在，是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