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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他近年来撰写的二十多篇文章，回顾和探究了胡耀邦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涉及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整个80年代。
这本书同时也包括了身居高层的胡德平自己对中国改革的思索，“有的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突发的有些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胡德平近日接受本刊专访，谈及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同时也追忆了胡耀邦这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事业生活的点滴。
在任时，他一年在家的时间有限
北京，会计司胡同25号。
一扇不起眼的蓝灰色大铁门，里面有几户人家，其中朱红色大门里边就是胡耀邦的家——一个四合院。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3个儿子现住在此，因为房间不够，女儿李恒在外另住。星期天是这个家庭的聚会时间，只要在北京，大家都会回来。
1984年，为了方便工作，胡耀邦从住了29年的富强胡同6号搬至此处。
胡耀邦居住过的卧室是用过道隔成的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东面的墙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震斜了。床头就朝向那里，家人怕那堵墙哪天倒下来砸到人，在床的四周用木柱子搭起了一个木板棚，被他们笑称为防震棚。就这样，中央办公厅几次劝说胡耀邦搬到中南海去住，他都不肯，并说要在富强胡同住到老。最后是邓小平和陈云亲自出面，他才点头。条件是：在中南海外面，离得近点就行，房子一不要好，二不要大。
最后，他选择了这个和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小院。
这个院子是清代内务府会计司衙门的旧址，据说，曹雪芹的远亲曾在此办过公。胡耀邦搬进来时，房子破旧，年久失修，房管人员查看后认为需要大修，相关人员拿来设计图纸，他却跟秘书说：“我们岁数都这么大了，还能住几年？要修，等以后老百姓都有了房子再修。”他只让工作人员粉刷了一下墙壁就住了进来。
初春的午后，院子里很静，只有刚抽出鹅黄色叶子的柳树在阳光下微微舞动。儿子媳妇上班，90岁的李昭在午睡。
胡耀邦的纪念堂也是家里的会客厅，前面有一棵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枣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如果不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办公室，就在此处理公务。房间样式很旧，无论是沙发、茶几还是书柜，都是80年代的款式，水壶、杯子则是60年代的样式。
会客厅东面放着一张胡耀邦的大照片，正对的西面是根据他和李昭的照片画的两幅油画，油画中，胡耀邦穿着西装，神情安静。
“父亲生前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胡德平回忆说。
在胡德平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在工作上拼命、生活上又非常有情趣的人，不光喜欢唱歌、跳舞，还识谱，懂绘画和摄影，对骑自行车也兴趣浓厚。胡德平从父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中看到了他丰富的业余生活。
辞职后，胡耀邦大多数时间在书房里，看书、写毛笔字。
孙子胡霁光说，等了他很多年想跟他下盘象棋，直到他退休后，祖孙才有了对弈的机会。“在任时，他一年在家的时间有限。退休后吃饭时，我们在一桌，他在另一桌。我们一群孩子玩闹，他视若无睹。”有人分析，在这样的位置上下来后，他已经无法享受一个普通老人的晚年生活了。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的长子胡德平不仅长相酷似父亲胡耀邦， “连习惯都像，没事就坐在书房看书，一看一上午，看得非常仔细，不时在书上做标注。而且，记忆力超强。”工作人员说。
胡德平说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像，乐观，活跃，愿意思考。采访中，不但耐心细致地回应，还不时认真地反问回来，因为他“希望知道年轻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人说他是一位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有着浓厚的书生气。父亲对他的评价也是，“书生气太浓”。
“书生气对于写点东西、整理点材料还是有好处的。我这个人是有话就想表达、有观点就要讲的，但是我不喜欢发牢骚，也不喜欢调侃，你让我讲点黑色幽默我讲不出来。我觉得人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表达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吧。”胡德平刚刚用自己的表达权出版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有人评价，此书通过研究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发展历程，为改革开放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但胡德平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希望做这样的样本出来，但我这个不能说是样本吧。我希望有更好总结文革、总结改革开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书籍出来。”
胡德平说，“‘文革’以后，胡耀邦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而心安理得。他承认他的历史局限性，也一定深深思考过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不仅是中华民族由衰而盛的过渡期，也是地球由圆变平的过渡期。”
对他的批判跟他完全不是一个人
胡德平对父亲的记忆是从“文革”时开始的。
“文革”中，胡德平也有过对父亲“有些讲话、做法有意见，不理解”的时期，可当把胡耀邦定义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胡德平不能接受。“工作中如果有问题，或有些错误，也不用上纲那么高吧，而且斗得很不文明，很野蛮。”
1967年2月，胡耀邦在机关里面被扣压交待问题，他给胡德平看了一份群众对他提的意见，还有他给中央的一份申诉，“看了那份申诉之后真把我给吓坏了。他在申诉里说的话，和群众对他的批判、给他定的罪名相距十万八千里。”胡德平对几个好朋友说，“我看过父亲的很多讲话，把他定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太冤枉了。”但是很快就到了“二月逆流”，说那些被打倒、被批判的老干部们的申诉是想翻案，“有些申诉只是在举例证明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这怎么叫翻案呢？如果是这样对待一个人，这样对待历史，我很难接受。”胡德平开始看父亲“文革”前的各种讲话，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对他的批判和他本人完全是不同的人——“我的父亲很公正。”
胡德平说，自己并不是一味地支持父亲，“我对他是有分析的，而且我看到他的申诉了。比如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比林彪还要早。我记得他说过一句很有激情的话，‘毛泽东思想威力有多大？比原子弹的力量还要大。’怎么能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呢？”
胡耀邦被打倒时，胡德平还在北大历史系上学，刚开始，他并没有像“因为家里出了问题的同学那样被批判、批斗、污辱”。但是运动越搞越激烈，胡德平承认，因为自己是个爱说观点、爱提意见的人，1968年，“我们年级之外的人把我关到黑帮大院一个月”。
那一个月当中，他挨了一两次批斗，被人推推搡搡，“他们也真是抓了我几点，比如我当初和同学谈论一分为二的问题时，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被同学质疑。当时我父亲还没被打倒，他认为我说得对。”他因此被关了一个月，当初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关押、受到群众专政”。
胡德平当时被关在北京大学里面，和校长陆平睡在一个大通铺上，还有学校的学术权威——季羡林、朱光潜，很多系主任、校党委的人也关在一起。“我还记得钱正英的丈夫黄辛白跟我聊他在苏联使馆的事。他们压力大是大，但是看着那么多人都这个样，而且关得久了，很多人也被斗疲了，就在那说说笑笑，苦中作乐。”妹妹李恒去看过他，“我妈妈给我写了纸条，‘你要坚持，要有信心，要坚信自己是拥护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胡耀邦继续接受审查。
一个月后，工宣队进入学校，“对北京大学这种混乱的状态，毛主席生气了，毛主席派工人阶级来了，北京大学要彻底被砸烂了，我们现在该自己解放自己了。我觉得毛主席派工宣队来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胡德平跟管理黑帮大院的人说，“我该走了，工宣队进来了，你们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你们让不让我走？”见谁都不吭气，胡德平毫不犹豫地回到通铺那儿把行李一卷，背着行李骑着一直存在学校的自行车就走了。“我是高兴坏了。可是一起被关押的人被批斗得、压抑得太深了，他们认为，‘不管怎么变，我们还要听革委会的。你自己走就走了？你自己打个招呼就行了？’”
胡德平心情愉快骑车走到魏公村时，管黑帮大院的一个小头目迎面过来，“他还审过我，让我背语录，我一条也背不好。他说，‘胡德平啊胡德平，你可真反动啊。’看他过来，我跟他打招呼，‘你好啊，我走了。’他也挺愉快地说，‘好，你走吧你走吧。’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都想回避。”至今回忆起这一幕，胡德平都觉得好笑，“那是个混乱的时代。”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摧残文化、抹杀历史、颠倒黑白的。现在很多的历史回顾也说到了这些问题。当时张春桥说文革就是改朝换代，要对17年党的历史推倒重来。现在看，‘四人帮’当时就是要篡党夺权，可在很多地方还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那个时候想要思想解放、想要维护一个独立的观念，真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人们的疑问、思考、怀疑并未缺位。“看看‘文化革命’一开始那种全民的狂热、盲目，真正冷静的人非常少。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怀疑，由怀疑产生了抵制，由抵制又产生了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最后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思想领域里一直没有禁区
胡耀邦并没有儿子这样的“好运”，他几次被政治审查、批斗、劳动改造。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文革彻底结束。
胡耀邦知道此事是两天后的8日上午，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突然到来，告诉他“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并代表父亲向他问好，嘱咐他养好身体，准备党将分配的工作，并想一下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叶选宁走后，胡耀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客厅一个劲儿地踱步。
满以为冬去春来，没想到却是春寒料峭。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胡耀邦一直反感搞个人崇拜，对文革中很多人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时常挂在嘴上，他一直不以为然：人可能活一万岁吗？
熟知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的理性思维领域里一直无禁区。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崇拜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动辄高呼“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
1977年3月，经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意，任命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载：
1977年4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创造了条件，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家写出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做的错误结论，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局面。
1978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胡耀邦主导推动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条件。
作风民主，敢让人说话
然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发展总是曲折的。
1983年10月，二中全会结束后，“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这次运动已经不限制在思想领域，也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青年人穿款式新颖的衣服都被视为精神污染，不准青年们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对养花也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虽然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显得克制而有分寸，但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的徐祝庆说，“清除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
当时作家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即《苦恋》）被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受到媒体批判，主导力量是《解放军报》，批判的火力很猛，几近酿成全国性的批判风暴。白桦去找胡耀邦，希望他能看看电影。胡耀邦没看，让胡德平去看，胡德平对此片持肯定看法。
“清除精神污染”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仿若一个倒春寒，“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搞起了运动，突破了思想战线的范围，搞到了其他领域。许多省市的领导都出来‘表态’，给人的感觉是又要来一场运动了。‘是不是又要整人了？’这种气氛当时十分明显。”徐祝庆回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不让女同志穿高跟鞋，剪掉人家的披肩发，剪开喇叭裤”等做法非常反感，他在团中央讲话时说，“你们反精神污染，也不能干涉群众生活呀。年轻姑娘留个披肩发你们就来剪，这叫什么呀？”他态度鲜明地找到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佘世光，“你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由《人民日报》转载。”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4版加框刊登。文中着重提出，“这种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的情况虽然很少，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1987年1月2日，因为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出现的“失误”，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信，表示“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会议结束前，胡耀邦要秘书告诉家人，谁都不要去看他。他要在勤政殿休息、思考。两个星期后，他带着一些文件、书籍从勤政殿回到了一墙之隔的家里。关上家里和中南海之间的那扇小门后，一个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民主，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德平回忆道。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这段时期，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胡德平说。
“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
1989年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后于4月15日去逝。骨灰安葬在他曾奋斗过的江西省共青城。
这本书同时也包括了身居高层的胡德平自己对中国改革的思索，“有的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突发的有些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胡德平近日接受本刊专访，谈及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同时也追忆了胡耀邦这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事业生活的点滴。
在任时，他一年在家的时间有限
北京，会计司胡同25号。
一扇不起眼的蓝灰色大铁门，里面有几户人家，其中朱红色大门里边就是胡耀邦的家——一个四合院。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3个儿子现住在此，因为房间不够，女儿李恒在外另住。星期天是这个家庭的聚会时间，只要在北京，大家都会回来。
1984年，为了方便工作，胡耀邦从住了29年的富强胡同6号搬至此处。
胡耀邦居住过的卧室是用过道隔成的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东面的墙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震斜了。床头就朝向那里，家人怕那堵墙哪天倒下来砸到人，在床的四周用木柱子搭起了一个木板棚，被他们笑称为防震棚。就这样，中央办公厅几次劝说胡耀邦搬到中南海去住，他都不肯，并说要在富强胡同住到老。最后是邓小平和陈云亲自出面，他才点头。条件是：在中南海外面，离得近点就行，房子一不要好，二不要大。
最后，他选择了这个和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小院。
这个院子是清代内务府会计司衙门的旧址，据说，曹雪芹的远亲曾在此办过公。胡耀邦搬进来时，房子破旧，年久失修，房管人员查看后认为需要大修，相关人员拿来设计图纸，他却跟秘书说：“我们岁数都这么大了，还能住几年？要修，等以后老百姓都有了房子再修。”他只让工作人员粉刷了一下墙壁就住了进来。
初春的午后，院子里很静，只有刚抽出鹅黄色叶子的柳树在阳光下微微舞动。儿子媳妇上班，90岁的李昭在午睡。
胡耀邦的纪念堂也是家里的会客厅，前面有一棵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枣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如果不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办公室，就在此处理公务。房间样式很旧，无论是沙发、茶几还是书柜，都是80年代的款式，水壶、杯子则是60年代的样式。
会客厅东面放着一张胡耀邦的大照片，正对的西面是根据他和李昭的照片画的两幅油画，油画中，胡耀邦穿着西装，神情安静。
“父亲生前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胡德平回忆说。
在胡德平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在工作上拼命、生活上又非常有情趣的人，不光喜欢唱歌、跳舞，还识谱，懂绘画和摄影，对骑自行车也兴趣浓厚。胡德平从父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中看到了他丰富的业余生活。
辞职后，胡耀邦大多数时间在书房里，看书、写毛笔字。
孙子胡霁光说，等了他很多年想跟他下盘象棋，直到他退休后，祖孙才有了对弈的机会。“在任时，他一年在家的时间有限。退休后吃饭时，我们在一桌，他在另一桌。我们一群孩子玩闹，他视若无睹。”有人分析，在这样的位置上下来后，他已经无法享受一个普通老人的晚年生活了。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的长子胡德平不仅长相酷似父亲胡耀邦， “连习惯都像，没事就坐在书房看书，一看一上午，看得非常仔细，不时在书上做标注。而且，记忆力超强。”工作人员说。
胡德平说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像，乐观，活跃，愿意思考。采访中，不但耐心细致地回应，还不时认真地反问回来，因为他“希望知道年轻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人说他是一位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有着浓厚的书生气。父亲对他的评价也是，“书生气太浓”。
“书生气对于写点东西、整理点材料还是有好处的。我这个人是有话就想表达、有观点就要讲的，但是我不喜欢发牢骚，也不喜欢调侃，你让我讲点黑色幽默我讲不出来。我觉得人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表达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吧。”胡德平刚刚用自己的表达权出版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有人评价，此书通过研究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发展历程，为改革开放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但胡德平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希望做这样的样本出来，但我这个不能说是样本吧。我希望有更好总结文革、总结改革开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书籍出来。”
胡德平说，“‘文革’以后，胡耀邦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而心安理得。他承认他的历史局限性，也一定深深思考过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不仅是中华民族由衰而盛的过渡期，也是地球由圆变平的过渡期。”
对他的批判跟他完全不是一个人
胡德平对父亲的记忆是从“文革”时开始的。
“文革”中，胡德平也有过对父亲“有些讲话、做法有意见，不理解”的时期，可当把胡耀邦定义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胡德平不能接受。“工作中如果有问题，或有些错误，也不用上纲那么高吧，而且斗得很不文明，很野蛮。”
1967年2月，胡耀邦在机关里面被扣压交待问题，他给胡德平看了一份群众对他提的意见，还有他给中央的一份申诉，“看了那份申诉之后真把我给吓坏了。他在申诉里说的话，和群众对他的批判、给他定的罪名相距十万八千里。”胡德平对几个好朋友说，“我看过父亲的很多讲话，把他定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太冤枉了。”但是很快就到了“二月逆流”，说那些被打倒、被批判的老干部们的申诉是想翻案，“有些申诉只是在举例证明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这怎么叫翻案呢？如果是这样对待一个人，这样对待历史，我很难接受。”胡德平开始看父亲“文革”前的各种讲话，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对他的批判和他本人完全是不同的人——“我的父亲很公正。”
胡德平说，自己并不是一味地支持父亲，“我对他是有分析的，而且我看到他的申诉了。比如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比林彪还要早。我记得他说过一句很有激情的话，‘毛泽东思想威力有多大？比原子弹的力量还要大。’怎么能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呢？”
胡耀邦被打倒时，胡德平还在北大历史系上学，刚开始，他并没有像“因为家里出了问题的同学那样被批判、批斗、污辱”。但是运动越搞越激烈，胡德平承认，因为自己是个爱说观点、爱提意见的人，1968年，“我们年级之外的人把我关到黑帮大院一个月”。
那一个月当中，他挨了一两次批斗，被人推推搡搡，“他们也真是抓了我几点，比如我当初和同学谈论一分为二的问题时，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被同学质疑。当时我父亲还没被打倒，他认为我说得对。”他因此被关了一个月，当初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关押、受到群众专政”。
胡德平当时被关在北京大学里面，和校长陆平睡在一个大通铺上，还有学校的学术权威——季羡林、朱光潜，很多系主任、校党委的人也关在一起。“我还记得钱正英的丈夫黄辛白跟我聊他在苏联使馆的事。他们压力大是大，但是看着那么多人都这个样，而且关得久了，很多人也被斗疲了，就在那说说笑笑，苦中作乐。”妹妹李恒去看过他，“我妈妈给我写了纸条，‘你要坚持，要有信心，要坚信自己是拥护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胡耀邦继续接受审查。
一个月后，工宣队进入学校，“对北京大学这种混乱的状态，毛主席生气了，毛主席派工人阶级来了，北京大学要彻底被砸烂了，我们现在该自己解放自己了。我觉得毛主席派工宣队来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胡德平跟管理黑帮大院的人说，“我该走了，工宣队进来了，你们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你们让不让我走？”见谁都不吭气，胡德平毫不犹豫地回到通铺那儿把行李一卷，背着行李骑着一直存在学校的自行车就走了。“我是高兴坏了。可是一起被关押的人被批斗得、压抑得太深了，他们认为，‘不管怎么变，我们还要听革委会的。你自己走就走了？你自己打个招呼就行了？’”
胡德平心情愉快骑车走到魏公村时，管黑帮大院的一个小头目迎面过来，“他还审过我，让我背语录，我一条也背不好。他说，‘胡德平啊胡德平，你可真反动啊。’看他过来，我跟他打招呼，‘你好啊，我走了。’他也挺愉快地说，‘好，你走吧你走吧。’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都想回避。”至今回忆起这一幕，胡德平都觉得好笑，“那是个混乱的时代。”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摧残文化、抹杀历史、颠倒黑白的。现在很多的历史回顾也说到了这些问题。当时张春桥说文革就是改朝换代，要对17年党的历史推倒重来。现在看，‘四人帮’当时就是要篡党夺权，可在很多地方还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那个时候想要思想解放、想要维护一个独立的观念，真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人们的疑问、思考、怀疑并未缺位。“看看‘文化革命’一开始那种全民的狂热、盲目，真正冷静的人非常少。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怀疑，由怀疑产生了抵制，由抵制又产生了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最后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思想领域里一直没有禁区
胡耀邦并没有儿子这样的“好运”，他几次被政治审查、批斗、劳动改造。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文革彻底结束。
胡耀邦知道此事是两天后的8日上午，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突然到来，告诉他“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并代表父亲向他问好，嘱咐他养好身体，准备党将分配的工作，并想一下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叶选宁走后，胡耀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客厅一个劲儿地踱步。
满以为冬去春来，没想到却是春寒料峭。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胡耀邦一直反感搞个人崇拜，对文革中很多人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时常挂在嘴上，他一直不以为然：人可能活一万岁吗？
熟知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的理性思维领域里一直无禁区。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崇拜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动辄高呼“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
1977年3月，经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意，任命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载：
1977年4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创造了条件，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家写出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做的错误结论，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局面。
1978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胡耀邦主导推动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条件。
作风民主，敢让人说话
然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发展总是曲折的。
1983年10月，二中全会结束后，“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这次运动已经不限制在思想领域，也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青年人穿款式新颖的衣服都被视为精神污染，不准青年们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对养花也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虽然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显得克制而有分寸，但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的徐祝庆说，“清除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
当时作家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即《苦恋》）被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受到媒体批判，主导力量是《解放军报》，批判的火力很猛，几近酿成全国性的批判风暴。白桦去找胡耀邦，希望他能看看电影。胡耀邦没看，让胡德平去看，胡德平对此片持肯定看法。
“清除精神污染”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仿若一个倒春寒，“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搞起了运动，突破了思想战线的范围，搞到了其他领域。许多省市的领导都出来‘表态’，给人的感觉是又要来一场运动了。‘是不是又要整人了？’这种气氛当时十分明显。”徐祝庆回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不让女同志穿高跟鞋，剪掉人家的披肩发，剪开喇叭裤”等做法非常反感，他在团中央讲话时说，“你们反精神污染，也不能干涉群众生活呀。年轻姑娘留个披肩发你们就来剪，这叫什么呀？”他态度鲜明地找到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佘世光，“你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由《人民日报》转载。”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4版加框刊登。文中着重提出，“这种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的情况虽然很少，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1987年1月2日，因为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出现的“失误”，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信，表示“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会议结束前，胡耀邦要秘书告诉家人，谁都不要去看他。他要在勤政殿休息、思考。两个星期后，他带着一些文件、书籍从勤政殿回到了一墙之隔的家里。关上家里和中南海之间的那扇小门后，一个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民主，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德平回忆道。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这段时期，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胡德平说。
“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
1989年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后于4月15日去逝。骨灰安葬在他曾奋斗过的江西省共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