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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李世瑜先生在第二届中国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刘平、柳亚平整理,李世瑜定稿。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谈一下我是怎么进入民间秘密宗教这一学科的,今天的形势如何,今后的展望如何,特别是要与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们谈谈。
我从事秘密宗教的研究,与我的家庭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有七十多口人,分三大门,加上男女仆人,共有一百多口,俨然一个小社会。娶过门的媳妇、太太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屋里信一贯道,那屋里信圣贤道;东家是红卍字会,西家是天地门。尤其是信“仙家”的,信胡二爷的、白六爷的、三仙姑的、柳七姑的都有。九道院子里,“仙家楼”就有四座,所以我不用出家门,就可以研究会道门了。我的父亲留过洋,是有“文明思想”的。他曾说:这些东西不取缔,就会亡国灭种(义和团运动对他的刺激很大),但要取缔,就必须先了解它,看看它是怎么回事,人们为什么会信它。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收集会道门的情况。
从几十年的研究经历来看,我认为研究会道门最重要的就是深入下层、开展调查。首先要取信于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虔诚的信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进行研究,我在1940年就加入了一贯道。他们的口诀、仪式是很少有文字记录的,你就需要参加他们的活动,才能了解。你在记录时不能当着他们的面。我大多借口去解手,然后躲在一边把刚才听到的赶紧记录下来。一次记录不全,下次再来,直到记录完整。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做过记录的经文。比如一贯道的请坛词:“大众肃静,各列其班,俱整衣冠,诚敬听宣。八卦炉中起祥烟,育化圣母降临坛,关帝居左纯阳右,二十八宿护法坛。老母至坛,诸神俨然,左指护咤,右指呵边。雷部风部,虎部龙部,各显威严。尔等恭立,细听我言,今逢三天,大道显然,诸部神真,庇护灵坛,鬼神听旨,且莫冥顽……。”
掌握了这套方法以后,我到各佛堂进行调查就很顺利,当然也遇到过难题。在沧州权王庄调查天地门的时候,当时南开大学有个学生叫朱文通,现在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他发现他的家乡权王庄有个“天地会”,打算进行调查,找到他的导师来新夏教授(我的同学),来教授对这套东西不熟悉,写封信叫我带他。我与朱去了权王庄,见了天地会的会头王环荣,经过一番交谈,我才明白他们的天地会是天地门,不是南方秘密会党系统的天地会。这一带天地门的当家师傅叫涂四爷,不在本村住,需要接他来。第二天他来了,是坐“二等车”(自行车后架上加装的坐椅)来的。不知传话人是如何说的,涂四爷起了误会,以为我是公安局派来查禁他们的,所以此行是准备跟我“拼”一场的。我迎到村外老远就给他作揖,哪知他看也不看我,昂首阔步向村里走去,进了屋坐在炕上,我二次向他作揖,他还是不看我。我知道他是误会了,于是使出了我的“绝技”,跟他讲起门里话来。原来天地门以前在天津市内和四郊很是流行,我早就接触过天地门,所以三言五语就谈到一块了。这个过程朱文通先生在场,他应该还记得(朱答:记得)。我在权王庄住了四天,涂四爷曾领我到村北一间空房里,在炕洞里藏着天地门的水路、吊挂、佛像等文物。这是我遇到的唯一前倨后恭的例子,一般遇到别的教门,我很快就可以让他们不拿我当外人。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会道门的资料。考大学的时候,首先是上哪个学校的问题,我首先要知道哪个学校承认我所搞的这些东西是一门学问。后经打听,说辅仁大学有个社会学系可以接纳,于是我便考进了辅仁。但结果使我很失望,没有一门功课涉及这个问题。直到四年级时,我遇到一位名师赵卫邦,他在《华裔学志》任编辑,在人类学研究院兼职任课,我就投在他的门下,写成了我的学士论文《秘密教门之研究——附一贯道实况调查》。毕业后由他推荐上了人类学研究院,又遇到一位名师、比利时人贺登松(Willem Grootaers),他研究过一贯道,他成了我的论文导师。1947～1948年,我曾利用暑假时间,随他先后两次到河北万全、宣化作了为期四个月的调查。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当地黄天道等会道门的活动情况,我收集到的资料后来就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
1948年,我的硕士论文以《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的题目在华西大学出版。在论文中,上部主要是摘录历代文献中有关会道门的记录,下部写到了五种会道门。出版时仅有下部,而且有一种会道门吕祖道被编辑闻在宥删掉了,删掉的部分恰恰是我用力最多的几万字。删掉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篇吕纯阳的坛训,说无生老母见世人作恶多端,暂准“赤魔大帝”造反三年,三年之后还将要回去。闻在宥认为这分明是在影射共产党,说他的天下只有三年。当时成都还没有解放,但大势所趋,即将解放,如果他主编的书里有这么一段,他将吃罪不起,因此把这章删去,原稿也毁掉。当时没有复印手段,我也没留底。2007年,台湾出版增订本,全书六章,增加了四种会道门,《吕祖道》一章想在增订本里加进去也没有办法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研究重点发生转移。1951年,政府取缔会道门,很多研究无从开展。但我的很多关系还在,通过他们,我看到了不少的经文宝卷。所以,我开始了对宝卷的研究,发表了《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刊于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纠正了郑振铎先生的片面认识。我认为,宝卷的发展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前期是民间宗教的经卷,后来就逐渐变成了说唱艺术。又发表了《江浙诸省的宣卷》,刊于1959年《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61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宝卷综录》一书。
国外关于秘密宗教的研究,先是俄国人李福清和司徒洛娃,然后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等人,他们都对宝卷有过深入研究。最后是美国人,如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从社会学等角度对民间宗教做过研究,我与他们都曾合作过,联名发表过文章,但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了解都比较肤浅。真正对民间社会做过深入调查的是美国青年学者杜博思(Thomas DuBois),他本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的老朋友黄宗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黄叫他到天津来找我,带他调查华北的民间宗教,我自然义不容辞。他在天津十个月,从到天津的第二天就到我家找我,最频繁的接触是每星期见面一次。我叫他调查沧州市权王庄的天地门和太上门,起初还需要人带他去,后来他自己去。他的收获甚丰,利用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论文(即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2000年我们在香港开会时还见过面,今天开会他也来了。我认为他做得很不错,是一位后起之秀。
外国人对中国民间宗教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不禁在想,我们能不能到国外用研究中国的办法去研究国外宗教呢。1984～1986年在美国讲学期间,我就着手进行调查外国民间信仰的尝试。我所在的美国费城大学区,有12条街道,160座教堂,人口不足八万。在半年时间里,我跑遍了所有的教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美国,竟然还存在许多愚昧无知的迷信。后来,我写文章回忆了当时见到的各种奇怪的现象。比如他们相信在某棵树上圣母显灵了,大家便去围着树下跪;相信气功治病,叫病人卧下,术者像医院里大夫给病人开刀一样,把肚子划开,取出内脏,把病处割掉再缝上,好了,——完全用手比划;相信一夜之间就盖成一座教堂;相信一个侏儒拜耶稣后变为巨人;相信某个教主是耶稣转世,他死了以后由他夫人继承,成为“女耶稣”。有一个教派,信徒入教后要把财产全部捐献出来,不许有私人财产。有一次,一个类似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邀请我参加他们在森林里的聚会,定于下午两点来接我,但他最终没有来,事后才得知聚会的教徒被警察抓捕了。当然多数教派还是很正规的,听一次讲道就像听一场大报告一样。
我曾问过大学区警察局的局长,你们区到底有多少所教堂?他说不知道,叫我去市警察局,我去了,见了局长,他也说不知道,叫我去找市长,我也去了。约好时间见面,是副市长富兰克林见的我。他个子比我还高,见面很亲切,用手搂着我的脖子往屋里行走,他只会说一句中国话:“你怎么样?”我说我很好。到了屋里,我说明来意,他说他也不知道大学区有多少教堂,他们提倡信教自由,你创出一套教义,你讲的有人信,找个地方就可以开教堂。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开教堂是不收房产税的。”最后他要求我写出调查报告后给他一份。
在我调查的范围内,有个教堂叫“基督教科学派”,竟然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教堂,听说我在调查大学区的宗教,他们报告了总部,总部派记者来采访我,还有个美术编辑画了我的像。这次采访登在1986年3月14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附有我的画像),题为“探索西方文化——中国学者考察美国裂教(splinter)”。事后一家日本的英文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研究宝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龙天教经典《家谱宝卷》第七、八、九三品,它是明末发动民众支持农民起义的宣传品,我推断这三品与宝卷的其他几品并没有关联。后来见到王见川先生发表的《家谱宝卷》后部的前四品,补充了我所没见过的内容。又蒙陆仲伟先生惠赠该宝卷后部的其他几品,补齐了宝卷后部,同时也证实了我的看法。里面的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诸如“上马抡枪,下马烧香,白天放抢,夜晚念经”。这部宝卷的全文我已发表在《宝卷论集》里,由台湾兰台出版社2007年出版。我还发现过一本据说是失传了,实际上没有失传的宝卷《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清茶门教的经书,也收入《宝卷论集》。
当然,从事秘密宗教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从1940年我调查一贯道算起,到2004年调查涿鹿县普明大佛道,已经有60多年了,其间遭遇的艰难曲折一言难尽。我的太太小我一岁,她曾对我说,她跟了我一辈子,每天都感觉和走钢丝一样。1980年代之后,我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1982年,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给我一笔奖金,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天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结果是没有通过。路斯基金会先后三次邀请我前往,最后是一位亲戚请国家安全部部长替我打的保票,我才于1984年前往美国。台湾方面邀请我前往访问,也经历了前后三次,后来是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局长替我打的保票,才得以成行。
我曾编过一套《宝卷辑本》,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已经印好,不想发行以后,公安部联合新闻出版总署发了个通知,将此书查禁。书商不死心,又改头换面,将书名改为《宝卷(初集)》,主编也换成别人的名字,结果还是被追出查禁。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天津社科院民间宗教研究中心上班时,曾组织一次跟今天大会的内容类似的会议,资金都已筹措好,已发出开会征文和日期的通知,不想报批时又没有通过,结果流产了。
今天形势已经大不一样,查禁的书籍在图书馆可以借阅了,而且,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也已出版,其中有《民间宝卷》一部分,虽然它的内容与《宝卷辑本》和《宝卷(初集)》多所重复,但是宝卷毕竟在中国宗教文献中占了一席,不用再那么偷偷摸摸出版,出版以后又遭遇查禁的命运了,这是一件好事。像今天这样的大会也可以胜利召开了。从已经拿到手的论文集看,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更为灿烂的局面指日可待。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客观事实,小则影响社会,大则影响国家,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我想我们从事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者不会失业,我呼吁广大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行列,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谈一下我是怎么进入民间秘密宗教这一学科的,今天的形势如何,今后的展望如何,特别是要与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们谈谈。
我从事秘密宗教的研究,与我的家庭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有七十多口人,分三大门,加上男女仆人,共有一百多口,俨然一个小社会。娶过门的媳妇、太太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屋里信一贯道,那屋里信圣贤道;东家是红卍字会,西家是天地门。尤其是信“仙家”的,信胡二爷的、白六爷的、三仙姑的、柳七姑的都有。九道院子里,“仙家楼”就有四座,所以我不用出家门,就可以研究会道门了。我的父亲留过洋,是有“文明思想”的。他曾说:这些东西不取缔,就会亡国灭种(义和团运动对他的刺激很大),但要取缔,就必须先了解它,看看它是怎么回事,人们为什么会信它。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收集会道门的情况。
从几十年的研究经历来看,我认为研究会道门最重要的就是深入下层、开展调查。首先要取信于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虔诚的信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进行研究,我在1940年就加入了一贯道。他们的口诀、仪式是很少有文字记录的,你就需要参加他们的活动,才能了解。你在记录时不能当着他们的面。我大多借口去解手,然后躲在一边把刚才听到的赶紧记录下来。一次记录不全,下次再来,直到记录完整。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做过记录的经文。比如一贯道的请坛词:“大众肃静,各列其班,俱整衣冠,诚敬听宣。八卦炉中起祥烟,育化圣母降临坛,关帝居左纯阳右,二十八宿护法坛。老母至坛,诸神俨然,左指护咤,右指呵边。雷部风部,虎部龙部,各显威严。尔等恭立,细听我言,今逢三天,大道显然,诸部神真,庇护灵坛,鬼神听旨,且莫冥顽……。”
掌握了这套方法以后,我到各佛堂进行调查就很顺利,当然也遇到过难题。在沧州权王庄调查天地门的时候,当时南开大学有个学生叫朱文通,现在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他发现他的家乡权王庄有个“天地会”,打算进行调查,找到他的导师来新夏教授(我的同学),来教授对这套东西不熟悉,写封信叫我带他。我与朱去了权王庄,见了天地会的会头王环荣,经过一番交谈,我才明白他们的天地会是天地门,不是南方秘密会党系统的天地会。这一带天地门的当家师傅叫涂四爷,不在本村住,需要接他来。第二天他来了,是坐“二等车”(自行车后架上加装的坐椅)来的。不知传话人是如何说的,涂四爷起了误会,以为我是公安局派来查禁他们的,所以此行是准备跟我“拼”一场的。我迎到村外老远就给他作揖,哪知他看也不看我,昂首阔步向村里走去,进了屋坐在炕上,我二次向他作揖,他还是不看我。我知道他是误会了,于是使出了我的“绝技”,跟他讲起门里话来。原来天地门以前在天津市内和四郊很是流行,我早就接触过天地门,所以三言五语就谈到一块了。这个过程朱文通先生在场,他应该还记得(朱答:记得)。我在权王庄住了四天,涂四爷曾领我到村北一间空房里,在炕洞里藏着天地门的水路、吊挂、佛像等文物。这是我遇到的唯一前倨后恭的例子,一般遇到别的教门,我很快就可以让他们不拿我当外人。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会道门的资料。考大学的时候,首先是上哪个学校的问题,我首先要知道哪个学校承认我所搞的这些东西是一门学问。后经打听,说辅仁大学有个社会学系可以接纳,于是我便考进了辅仁。但结果使我很失望,没有一门功课涉及这个问题。直到四年级时,我遇到一位名师赵卫邦,他在《华裔学志》任编辑,在人类学研究院兼职任课,我就投在他的门下,写成了我的学士论文《秘密教门之研究——附一贯道实况调查》。毕业后由他推荐上了人类学研究院,又遇到一位名师、比利时人贺登松(Willem Grootaers),他研究过一贯道,他成了我的论文导师。1947～1948年,我曾利用暑假时间,随他先后两次到河北万全、宣化作了为期四个月的调查。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当地黄天道等会道门的活动情况,我收集到的资料后来就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
1948年,我的硕士论文以《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的题目在华西大学出版。在论文中,上部主要是摘录历代文献中有关会道门的记录,下部写到了五种会道门。出版时仅有下部,而且有一种会道门吕祖道被编辑闻在宥删掉了,删掉的部分恰恰是我用力最多的几万字。删掉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篇吕纯阳的坛训,说无生老母见世人作恶多端,暂准“赤魔大帝”造反三年,三年之后还将要回去。闻在宥认为这分明是在影射共产党,说他的天下只有三年。当时成都还没有解放,但大势所趋,即将解放,如果他主编的书里有这么一段,他将吃罪不起,因此把这章删去,原稿也毁掉。当时没有复印手段,我也没留底。2007年,台湾出版增订本,全书六章,增加了四种会道门,《吕祖道》一章想在增订本里加进去也没有办法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研究重点发生转移。1951年,政府取缔会道门,很多研究无从开展。但我的很多关系还在,通过他们,我看到了不少的经文宝卷。所以,我开始了对宝卷的研究,发表了《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刊于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纠正了郑振铎先生的片面认识。我认为,宝卷的发展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前期是民间宗教的经卷,后来就逐渐变成了说唱艺术。又发表了《江浙诸省的宣卷》,刊于1959年《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61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宝卷综录》一书。
国外关于秘密宗教的研究,先是俄国人李福清和司徒洛娃,然后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等人,他们都对宝卷有过深入研究。最后是美国人,如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从社会学等角度对民间宗教做过研究,我与他们都曾合作过,联名发表过文章,但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了解都比较肤浅。真正对民间社会做过深入调查的是美国青年学者杜博思(Thomas DuBois),他本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的老朋友黄宗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黄叫他到天津来找我,带他调查华北的民间宗教,我自然义不容辞。他在天津十个月,从到天津的第二天就到我家找我,最频繁的接触是每星期见面一次。我叫他调查沧州市权王庄的天地门和太上门,起初还需要人带他去,后来他自己去。他的收获甚丰,利用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论文(即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2000年我们在香港开会时还见过面,今天开会他也来了。我认为他做得很不错,是一位后起之秀。
外国人对中国民间宗教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不禁在想,我们能不能到国外用研究中国的办法去研究国外宗教呢。1984～1986年在美国讲学期间,我就着手进行调查外国民间信仰的尝试。我所在的美国费城大学区,有12条街道,160座教堂,人口不足八万。在半年时间里,我跑遍了所有的教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美国,竟然还存在许多愚昧无知的迷信。后来,我写文章回忆了当时见到的各种奇怪的现象。比如他们相信在某棵树上圣母显灵了,大家便去围着树下跪;相信气功治病,叫病人卧下,术者像医院里大夫给病人开刀一样,把肚子划开,取出内脏,把病处割掉再缝上,好了,——完全用手比划;相信一夜之间就盖成一座教堂;相信一个侏儒拜耶稣后变为巨人;相信某个教主是耶稣转世,他死了以后由他夫人继承,成为“女耶稣”。有一个教派,信徒入教后要把财产全部捐献出来,不许有私人财产。有一次,一个类似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邀请我参加他们在森林里的聚会,定于下午两点来接我,但他最终没有来,事后才得知聚会的教徒被警察抓捕了。当然多数教派还是很正规的,听一次讲道就像听一场大报告一样。
我曾问过大学区警察局的局长,你们区到底有多少所教堂?他说不知道,叫我去市警察局,我去了,见了局长,他也说不知道,叫我去找市长,我也去了。约好时间见面,是副市长富兰克林见的我。他个子比我还高,见面很亲切,用手搂着我的脖子往屋里行走,他只会说一句中国话:“你怎么样?”我说我很好。到了屋里,我说明来意,他说他也不知道大学区有多少教堂,他们提倡信教自由,你创出一套教义,你讲的有人信,找个地方就可以开教堂。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开教堂是不收房产税的。”最后他要求我写出调查报告后给他一份。
在我调查的范围内,有个教堂叫“基督教科学派”,竟然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教堂,听说我在调查大学区的宗教,他们报告了总部,总部派记者来采访我,还有个美术编辑画了我的像。这次采访登在1986年3月14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附有我的画像),题为“探索西方文化——中国学者考察美国裂教(splinter)”。事后一家日本的英文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研究宝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龙天教经典《家谱宝卷》第七、八、九三品,它是明末发动民众支持农民起义的宣传品,我推断这三品与宝卷的其他几品并没有关联。后来见到王见川先生发表的《家谱宝卷》后部的前四品,补充了我所没见过的内容。又蒙陆仲伟先生惠赠该宝卷后部的其他几品,补齐了宝卷后部,同时也证实了我的看法。里面的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诸如“上马抡枪,下马烧香,白天放抢,夜晚念经”。这部宝卷的全文我已发表在《宝卷论集》里,由台湾兰台出版社2007年出版。我还发现过一本据说是失传了,实际上没有失传的宝卷《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清茶门教的经书,也收入《宝卷论集》。
当然,从事秘密宗教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从1940年我调查一贯道算起,到2004年调查涿鹿县普明大佛道,已经有60多年了,其间遭遇的艰难曲折一言难尽。我的太太小我一岁,她曾对我说,她跟了我一辈子,每天都感觉和走钢丝一样。1980年代之后,我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1982年,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给我一笔奖金,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天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结果是没有通过。路斯基金会先后三次邀请我前往,最后是一位亲戚请国家安全部部长替我打的保票,我才于1984年前往美国。台湾方面邀请我前往访问,也经历了前后三次,后来是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局长替我打的保票,才得以成行。
我曾编过一套《宝卷辑本》,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已经印好,不想发行以后,公安部联合新闻出版总署发了个通知,将此书查禁。书商不死心,又改头换面,将书名改为《宝卷(初集)》,主编也换成别人的名字,结果还是被追出查禁。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天津社科院民间宗教研究中心上班时,曾组织一次跟今天大会的内容类似的会议,资金都已筹措好,已发出开会征文和日期的通知,不想报批时又没有通过,结果流产了。
今天形势已经大不一样,查禁的书籍在图书馆可以借阅了,而且,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也已出版,其中有《民间宝卷》一部分,虽然它的内容与《宝卷辑本》和《宝卷(初集)》多所重复,但是宝卷毕竟在中国宗教文献中占了一席,不用再那么偷偷摸摸出版,出版以后又遭遇查禁的命运了,这是一件好事。像今天这样的大会也可以胜利召开了。从已经拿到手的论文集看,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更为灿烂的局面指日可待。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客观事实,小则影响社会,大则影响国家,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我想我们从事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者不会失业,我呼吁广大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行列,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