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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逆力养成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CHKS的抗逆力层次模型，运用个案研究、参与式观察、文献研究，通过叙事故事的方式解构研究对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成长经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是内在资产、外在资产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的内在资产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效能、合作与沟通、目标与抱负、问题解决能力、同理心;个体外在资产是来自家庭、社区、学校、同辈群体等的保护性因素，包括拥有关怀性的关系、正确的高期待、有意义的参与。通过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机制的个案分析，提出留守兒童家庭及社区能力建设、创新学校教育体制、专业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助力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抗逆力; 生命故事; 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07
一、 问题的提出
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流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大量涌现。根据2016年2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留守儿童最新定义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1]。民政部2016年11月9日首次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监护的有805万人[2]。如此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面临缺失型的成长环境，在家庭养育、心理状况、学习教育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隐患[3]。
首先，在家庭养育方面，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不足。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儿童一年之内与父母的见面机会少，有的只有1-2次，有的甚至一次也没有。农村留守儿童的养育任务和责任就落到了年迈的祖父母身上，或者是一些具有亲属关系的亲戚身上。与正常的家庭相比，留守儿童的养育存在着心理关爱等方面的不足[4]。其次，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尤其情绪问题严重，留守儿童内化问题比较突出，存在更多的焦虑、抑郁、孤独等情绪问题。由于健全家庭环境的缺失，留守儿童的心理和人格易受到外界影响而产生扭曲，有的留守儿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5]。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留守儿童与其它正常孩子相比，在性格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留守儿童可能缺乏自信，胆小、任性、呆板，不合群、粗心。其中部分已经成为“问题儿童”，这些“问题儿童”集中表现为社交焦虑、敏感多疑、孤独感、自我消极评价、合作意识差等不同程度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6-8]。最后，留守儿童学习及行为存在问题。大量的研究都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方面和行为方式方面存在问题。留守儿童存在学习跟不上、学业落后、成绩不佳等现象[9]，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甚至表现出不服从老师的管教，逃课、小偷小摸、打架等不良行为表现。对此，黄文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因素的结果[10]，罗国芬认为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的社会结构有问题，而不是留守儿童本身有问题[11]。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共同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
综上研究可知，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大部分研究采用问题视角。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层面，采用“问题”视角，给农村留守儿童贴上“问题”的标签，他们的学业、生活环境等被冠以“存在问题”。导致人们一想到农村留守儿童，就立刻会联想到学习差、人格缺陷、人际交往困难、缺乏爱等情感和心理问题。第二，提出的相关建议缺乏操作性。当前政策建议缺乏通用性和微观性，要么是从国家福利政策方面提出相应的补救政策，要么是泛泛地谈论如何使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来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缺乏有针对性的操作性建议。第三，基于优势视角的角度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较少，少量有关留守儿童抗逆力研究，集中于留守儿童保护性因素分析[12-13]，缺少有关危险性因素的分析。留守的经历不一定产生严重的后果，有的孩子在留守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的上进、努力。
叙事治疗也叫“故事疗法”、“述说疗法”等，是一种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它从讲述者的故事开始，以对故事进行诠释为其主要任务，重在对叙事材料及意义的研究[14]。在叙事治疗的理念中，就是要对人们的经验保持“好奇”，不能带有个人已有的价值观去理解人们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局部”的知识和资源，不断需求成长和突破[15]。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给人们的体验和积累，所造成的信念也会有所提高。叙事治疗最基本的方式就是鼓励案主叙说自己的故事。工作人员引导服务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协助其看到个人被标签的问题实际上是主流叙事建构下被赋予消极意义的结果，从而帮助其找回那些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积极故事因子，重新构建具有积极意义的新故事[16]。本文基于CHKS模型关于抗逆力的界定[17]，对具有启示性个案运用叙事治疗的方法，探讨研究对象生命故事中有关抗逆的形成历程及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内在资产、外在资产因素所起到的影响作用。笔者之所以选择运用叙事模式介入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研究对象的成长经历和所遇到的困境对于自身存在意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第二，我们接触到研究对象时，研究对象抗逆力已经形成，叙事回顾以往的成长故事，有利于笔者了解研究对象抗逆力形成过程，研究对象周围各种因素和资源的作用。案主一路走出逆境需要哪些资产？案主是如何培养出六大因素的？案主最终是如何形成正向个人特质的？案主抗逆力形成机制是什么？文中的积极案例对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有何启示？这些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 有关理论依据
（一） 抗逆力
有关抗逆力概念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抗逆力的界定参差不齐。在大陆有学者称之为“心理弹性”、“韧性”，但在台湾学者称之为“复原力”，而有香港的学者称之为“抗逆力”，“压弹”[18]。有的学者界定抗逆力为一种个人特质、技能或能力，能够让青少年在持续的压力、紧张关系和挑战中生存下去[19-21]。还有一些学者界定抗逆力是应对风险和困境，并生存下去的能力[22-24]。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发现现有研究都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一是潜在的能力，即抗逆力本身存在个体中，是任何个人成长经历中的一种内在的潜能，需要个体不断地去发现和培养;二是条件性，即抗逆力的形成不是凭空产生的，往往需要在一定的逆境或困境中才会形成;三是动态性，即抗逆性的形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内外环境下不同的因素起到不同的作用，会导致抗逆力出现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状态。 （二） CHKS抗逆力模型及相关研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健康儿童调查（The Healthy Kids Survey HKS）是美国少数大规模的有关抗逆力培养的调查，主要评估风险和抗逆力因素。它涉及到儿童成长生活中的保护性因素、危险性行为、学校气氛等方面内容，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0周岁、五年级以上的学生。这些外在资产包括良好的照顾关系、高期望值，有意义的参与机会。CHKS界定抗逆力（Resilience）的含义为：儿童面对环境中的威胁（Threat）、压力（Stress）和危机（Risk）情境时，仍可以继续正面成长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有利于儿童的学业成功[25]。该理论模式认为要想培养儿童的抗逆力，必须包含三个必要的“资产”（Assets），也叫保护性因素（Protective）。当儿童所在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和社区环境等外在资产丰富时，他们会发展出有利于健康发展和学习成功的内在资产和个人特质。这些外在资产分别是拥有关怀性的关系（Caring Relationship）、合理的高水平期望（High Expectations）、有意义的参与（Meaning Participation）。假如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这三大外在的资产即保护性因素，他们的成长需求就会得到满足，从而发展出儿童的内在资产（Internal resilience assets），也就是培养儿童抗逆力所需要的个人特质（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包括社会交往能力、问题解决能力[26]。CHKS抗逆力和青少年发展模型设定的目的在于测量儿童的六大资产因素：合作与交流能力、同理心、问题解决能力、自我意识、自我效能感、目标与抱负。当这六大因素混合杂揉将有利于提高儿童的抗逆力，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及社交和学业能力的提升。CHKS模型提出后，得到学界在抗逆力评估上的认可，不少学者开始引用该抗逆力模型用于实证的分析。Davidson & Bilha使用CHKS抗逆力测量量表，从内在资产和外在资产两个角度，测量在收养院生活孩子的抗逆力水平[27]。Tamika等人使用CHKS抗逆力模型，测量军队孩子的抗逆力[28]。
三、 研究框架与方法
（一） 研究框架
本文借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健康儿童调查（The Healthy Kids Survey，HKS），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该调查关于儿童抗逆力测量较为完备。借鉴CHKS有关抗逆力层次模型，从内在资产、外在资产两个方面，重写案主生命故事，解构案主抗逆力养成过程。通过个案方式展现一位留守儿童哪些资产因素在案主抗逆力养成过程起到促进作用。
（二） 研究方法
1.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之一，它通过某一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典型或案例进行深入、全面的观察，由此来描述、概括和解释个案所代表事物的一般特征和规则[29]。个案研究既可以用定量方法收集数据，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收集数据。我们使用定性的方法收集个案研究的资料。具体而言，以留守儿童小A为启示性个案，通过对小A的深入全面考察好剖析，总结出小A抗逆力产生的机制。
2.定性资料收集的方法有参与式访谈、文献研究。参与式观察是定性社会研究中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研究者亲自参与到小A的社会生活场所，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研究者通过一般性观察、有针对性观察，记录研究对象正式和非正式系统资料。研究者扮演伙伴角色，在参与过程中与研究对象互动，演绎和复原社会事项，亲身感受到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文献研究是指研究者获得案主小A的允许，翻阅小A撰写的日志，获得小A成长过程的思想、情感等资料。
3.叙事分析为案例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和资料收集后的分析方法。我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小A的抗逆力已经养成，所以采用叙事治疗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重新组合案主故事的结构，从当事人的叙述中寻找空隙，解构主流故事。在介入过程中，使用倾听、尊重、同理心等个案工作技巧，与案主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资料收集完之后，采用叙事分析的方法，分析故事情节，从结构、意义、互动三个方面，揭示研究对象抗逆力养成机制。
（三） 个案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案主为一名男性（小A），12岁，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某村小学六年级学生。从小A小学一年级开始，父母双方在广州務工，只有到春节才回家。多年来小A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因为学校离村子很近，所以案主并没有选择在校住宿，而是放学后爷爷骑电动车接案主回家。案主还有一个很小的妹妹，平时小妹妹都是奶奶在家里带，案主家庭生活条件在当地还算不错。与小A的接触，源于社会工作专业实习。2017年我们初次见到小A时，案主很有礼貌，活泼开朗，说话掷地有声，没有许多农村留守儿童见到陌生人的腼腆害羞。他的爷爷奶奶还指着贴在墙上的奖状对笔者说：“小A学习特别用功，在班里成绩排名现在都是前十名内，而且特别积极参加班级活动，那些奖状都是他得的呢！”。
根据Masten &Coatsworth有关儿童抗逆力特质的界定[30]，小A抗逆力的特点如表1所示
小A活泼开朗的性格，积极乐观的态度，让笔者陷入困惑：在同是留守的情况下，为何小A的学业、情感、心理、人际关系、行为方式没有问题？小A的抗逆力如何形成的？我们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对小A个案的启示性分析，得出其抗逆力养成机制，这对于我国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解决留守儿童发展中存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套抗逆力养成机制也可以推广应用到流动儿童、艾滋致孤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儿童群体，最终实现社会工作实务的创新，这也是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点。
四、 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的叙事分析
CHKS模型认为，要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社交和学业能力，就要发展儿童的内在六大资产，而儿童这六大资产与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及个人、朋辈、学校所提供的资源是否满足儿童的需要有关。笔者以时间为顺序（一年级到六年级）整理案主抗逆力形成的生命故事，并进行理论分析。 （一） 研究对象危险性因素分析（1 -3年级）
案主抗逆力形成过程中，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同时存在，危险性因素阻碍抗逆力养成。在1年级至3年级，小A存在的问题是儿童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内在资产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最终使案主在学业、身心健康、社交方面出现问题。
1.个人风险：缺乏爱、安全感、尊重感。
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说：“小A呀，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只有春节才能回来，你在家要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小男孩哦”。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春节是什么时候，在心里觉得爸爸妈妈很快就要回来了，然而我等很久爸爸妈妈都没回家，每次放学回家，其他的同学都是爸爸妈妈来接送，而我是爷爷来接送，我都会感到特别的伤心和难过。
小A的父母在其小学一年级时，开始离家外出打工。父母的离开，使案主极度缺乏安全感。案主自卑、自我认同混乱，孤僻，不合群。面对产生的心理困境，案主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去做、自我躲避。当留守儿童这个标签被贴上后，案主开始自我怀疑，对周围的环境更缺乏安全感。案主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哭，是其安全感缺失的最好证明。与周围非留守孩子对比，案主开始怀疑父母是否爱自己，这也是导致案主情绪消极的最初潜在危险因素。
2.家庭及社区风险：照顾者不理解、邻居的嘲笑。
邻居家的叔叔阿姨经常对我开玩笑说：“小A呀，你爸爸妈妈不爱你了，他们不要你了！”我都会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哭。放学回家后，我偶尔会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爷爷就会生气地警告我说：“小孩子不要乱讲话！”我很多次差一点哭出来说：“邻居、同学他们都是这样说的！我妈妈爸爸不要我了”。但有时我还是很怀疑，自责：“难道爸爸妈妈真的不要我了吗？”，这也让我感到迷惘。
由于照顾者只是给案主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够及时注意到案主的心理问题。在传统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互动频繁。通过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留守儿童能够从中感知到社区对自己的接纳和认同[31]。小A所在村子，当时外出务工的较少，父母不在身边，凸显了小A的异质性，遭到邻居的嘲笑，增强了小A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案主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案主的解决问题能力、权力、自我效能都已经处于非正常的功能状态，情绪上消极悲观。
3.学校风险：没归属感和权利、不能面对挑战。
二年级时，我与班上的一位好朋友打架了，他生气之下，对全班同学说我是个野孩子，没有父母关爱，被爸妈妈妈抛弃了。从那以后，我很害怕见到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不敢和他们说话，玩耍。我上课不敢积极发言，即使是被老师点名点到，我也只是低下头不吭声，老师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之前和我玩耍的同学也开始慢慢地疏远我，我也开始越来越害怕，我感觉我是个没有人要的野孩子。我慢慢不和任何人说话。我在这种状况下一直持续到三年级。到了三年级，我语文上的学习开始出现下滑，特别是语文的写作。因为作业经常要求写一些我不会写的作文题目：“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等。因为平时与他们就很少接触，所以我都不知道如何样写，我又不敢不写作文，于是我就抄一篇作业交上去。作业发回来后，老师在我的作业上打了个大大差，并写上不要当“小偷”！我很想找老师说明理由，但是又害怕班里的同学知道我是个没有父母爱的野孩子，我就默默地一直忍受着。
学校老师不能够及时关注小A，没有考虑到小A的特殊情况。小A也没有通过与老师的有效沟通走出困境，这就造成了案主课堂上的压力，无法正常地学习和交流。同伴关系的恶化，更使案主缺少了感情交流沟通的渠道。学校负面危险性因素，使得案主情感处在混乱时期。“我打了他，他也不能这样当全班的人这样说我呀！”;“学校老师干嘛老是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作业让我写”，“我是小偷？我真的是小偷？我是小偷，我真的抄作文了”……各种问题困扰着小A，让他纠结其中不能自拔。案主在这个时期情绪波动特别大，产生出许多的负面的情绪：悲伤、恐惧、抱怨，等等。这一时期，案主所有的系统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自身情绪问题面临发展成为心理问题的风险。
（二） 案主抗逆力养成过程分析（4至6年级）
案主抗逆力的出现并不具体在哪个人生阶段，但是为研究方便，结合叙事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在四年级是抗逆力的萌芽阶段。这从小A给我们看到一篇当年的日志，可以看出：
“我也想和他们一起谈论手机游戏，我也想和他们在下课期间和他们玩丢沙包，我想当班上的班干部。今天我鼓起了勇气回答了老师的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但是我没有把手放下去（也许是我长大了，学会了坚强和勇敢吧），老师竟然点到了我的名字，那时候我既激動又紧张，我说出我的答案。老师很满意，然后让班里的人为我鼓掌，我很感动，很想哭，不过我知道自己是个男孩子不能哭，今天的大胆尝试让我得到意外的收获——鼓掌声。我很喜欢听那种声音，我会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更加努力的，我不要像三年级那样做孤独的自己了，我要和班里的小伙伴玩耍。从今天起，我会在各方面进行尝试，加油！我是最棒的！我不是野孩子，我是有人爱的！”
这篇日志反映出案主开始关注周围环境，想改变之前的性格，渴望人际交往。可以说这是一个抗逆力萌芽时期，案主开始肯定自我价值，也学会了用正向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发现案主的很多奖状都是从四年级开始获得的，例如三好学生，劳动楷模等等。案主的自我意识在四年级开始觉醒，各方面的需要也开始得到不断满足。
（三） 内在资产（4-5年级）发展
（1） 改善自我意识，提高自我效能。改善自我意识，回归正常的决心是案主走向复原的第一步。案主认为不能像过去那样孤独地生活，“我不能那样，我要改变”。案主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案主开始主动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主动向邻居打招呼。在“自己主动向邻居问好，所获得的不仅是邻居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一种自我认同”的自我意识下，案主在人际交往方面发挥自我效能。可以看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自我效能的提高。与此同时，案主父母承诺，只要他完成改变，学习成绩提高就送他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是案主父母提供的物质支持，也是给案主设定的一个合理的高期待。这个期待促使案主关注学业，正确处理与同学、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努力不断改变自己。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提供的支持和合理的期待是案主人际关系自我效能提高的重要因素。可见，案主自我效能的改变与自我意识、案主的系统是否有支持性因素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 （2） 积极合作与沟通。虽然每次春节父母回家都会带给小A很多的礼物，但案主在父母离开的前几年对父母怀恨在心，也常常怀疑父母是不是已经不爱他了。在老师的提醒下，父母也开始从只关注小A的学习到心理等多方位的发展。
“爸爸、妈妈看到老师发的期末报告后，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我得了多少分，他更喜欢我能够在短暂的寒假里多多和他们说说在学校都发生了什么的故事”。“父母看到我写过的那篇我的日志后，给我承诺要是我真的改变了，他们就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接下来，我参加了很多班级活动，学习也努力。我还找了当年和我一起打过架的那位朋友道歉，那朋友说他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没想到我还记得这件事，他觉得我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很快我们成了最铁的哥们。”
案主在五年级期末考试获得了班级第八名，他的父母也实现了承诺，给案主买了笔记本电脑。案主开始尝试融入班集体，帮助爷爷奶奶干活，经常陪爷爷奶奶和妹妹在村里散步。积极与父母沟通和交流。案主尝试与曾经打架的同学和解，邀请同学来家里写作业。案主主动与邻居打招呼，建立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当笔者问案主为何开始主动打招呼时，案主说：“我之前很怕见到邻居的，因为他们老是嘲笑我父母不要我了，有一次偶尔我发现当我主动开口向他们问好，他们就不再是拿我开玩笑，我发现这个秘密后，就主动开始打招呼了”。案主的行为表明，他在向正面方向发展，也是案主积极合作与沟通带来的外在资源的超越。
（3） 树立目标与抱负。案主成绩提高后，案主父母承诺如果学习成绩继续保持，将会接其到广州上初中。案主树立到广州上中学的目标。也就是在这样的小目标下，案主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这样的目标激励下，案主学会面对挑战，自我赋权，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免不良情绪。
爸爸妈妈说：“只有我好好努力学习，就能有机会到广州的某一个初中上学”，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是高兴的，我真的想对世界大声说一声：“奋斗吧！我的世界我做主，我要超越梦想，我要飞得更高！”我知道现在我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我还是有点不舍得离开爷爷奶奶还有妹妹！
（4） 问题解决能力。案主从困境中走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案主从之前学习存在困境，不懂处理人际关系，躲避邻里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已经不再成为案主的困扰，解决问题能力得到不断强化。案主不仅能够通过写日志来消除心中的不愉快，而且能够利用身边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能力，对其他人的态度也有原来的不信任到发挥周围人优势，解决难题。留守生活的逆境，培养了案主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主形成一套独特的问题解决方法：从自身出发，学会利用朋辈群体、学校等资源，学会向专业人士（如社会工作者）求助。
（5） 同理心。案主一开始不让小伙伴玩他的玩具，对于珍惜的玩具视为珍宝，因为他觉得那是爸爸妈妈从远方给他的礼物。有一次老师在他上交的日记中留言：“好东西是要分享的，这样才能收获很多”。案主就组织同学或村里的小伙伴来家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后一起玩三国杀，王者荣耀等游戏。曾经身处逆境的伤害，让案主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感恩，案主的同理心得到培养。“我知道过去那些经历对我的伤害很大，也真是那些经历让我明白对于班上一些特殊家庭的同学，我要学会更加地关爱他们而不是去打击他们”。案主认为是大家的爱对他的蜕变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他也要用同样的爱去帮助处在困难中的人。案主的同理心也有利于得到来自朋辈群体的支持。
（三） 外在资产分析
CHKS模型认为，儿童的外在资产，即保护性因素包括：（1）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指儿童能够与人保持相对频繁的交流，儿童有自身设定的目标或者相关照顾者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鼓励或刺激儿童取得成功。（2）拥有关怀性的关系，指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周围的人能够提供正常的关怀，照顾和支持。（3）有意义的参与，指儿童能够与周围的环境产生互动，参与一些有意义性的活动，并学会解决问题、承担责任，做出贡献。
1.个人方面：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案主的目标追求：在强大的心理内驱力和想改变的信念——追求父母的承诺——自己乐观合理的高期待。朋辈关系融洽，使案主的目标更加具有明确性和渐进性。父母对子女行为的高期望会让孩子有更好的表现，这表现在更高的与同辈群体交往的能力及学业的成功[32]。在老师的提醒下，小A的父母经常与小A打电话，沟通其学习问题，给予困境中的小A以积极支持。同时给予小A正向的期待，承诺其学习一直保持优秀，即可来广州读初中，与父母团聚。案主不但树立了合理的高水平期望，而且在为人处事、领里关系、朋辈家庭等方面都有了自己适当的高期待。这些高期待不断鼓励案主改变。
2.家庭及社区：拥有关怀性的关系。家庭、社区是留守儿童抗逆力构建的重要外在资产。家庭及社区提供的关怀性关系，提高了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儿童应对压力的掌控能力得到提升。照顾者对案主有着积极的信念，督促小A学习，培养其勤奋感。
奶奶总是鼓励我说：“小A呀，你忘记爸爸妈妈每次走之前都对你说你要当个独立的男子汉了吗？”
小A成绩提高后，得到邻居的关注和赞扬，使得其外在社区资产发挥保护作用。案主的自我肯定使案主与家庭、社区发展了良好互动关系，家庭、社区更加持续地给案主提供关怀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案主反思也能够让其更加了解自己，自己与朋辈、学校的关系，看清过去，从而能够积极樂观地过着现在的生活。
3.学校方面：有意义的参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学校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也不是具有某种固定“功能”，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而是由各种关系网络构成。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家长与学校的关系等[33]。学校老师在后期给予了小A积极的肯定与支持。案主所在学校也提供给留守儿童各种适宜性的班级活动。案主后来担任副班长，积极的参加了各种班级活动并且获得了很多奖状。学校系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助于提高案主的人际交往技能，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案主通过参与有意义性活动，从中得到了成长的权力、学会面对挑战和领悟生命的意义。 到了案主六年级，已经回归到正常的儿童生活状态。当然，案主过去受到的伤害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案主在和笔者分享他过去的故事时就出现不稳定的情绪波动。尽管这样，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案主更多的是感到快乐，也有更大的信心在将来的广州生活，他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能够独立解决遇到的问题。
五、 理论总结与政策启示
（一） 理论总结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从个人、家庭、社区和学校四个方面整理出完整的研究对象抗逆力养成历程，具体内容见图2。下面将以该个案研究为基础，提炼留守儿童抗逆力历程及保护性因素的一般化解释逻辑。
图2 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历程及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逻辑结构图
首先，个体同时面临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CHKS模型认为，应该把焦点放在保护性因素方面，案主有两大资产：外在资产和内在资产。保护性因素对内外资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个案回归正常生活状态，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一直贯穿于案主生命成长过程。只不过CHKS的理论模式更强调当保护性因素超过危险性因素时，对案主的作用更积极。
其次，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对案主抗逆力养成发挥着重要作用。关怀性的关系、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有意义的参与作为保护性因素通过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保护性因素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促进个人内在资产的形成，培养留守儿童抗逆力所需要的特质。
最后，抗逆力的培养历程不具有明显的界限，而是波浪起伏螺旋式的动态发展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抗逆力已经养成的个体，负面情绪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已。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一个个体都会经历图中所述过程，而且每个个体经历的阶段和顺序也不一样，六大内在资产的形成也没有严格的顺序性，最重要的要把焦点放在个体潜能发挥上。
本案例中小A的抗逆力养成首先是自我意识觉醒后，内在资产、外在资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此期间，抗逆力呈现螺旋式动态发展的态势。小A的父母、爷爷奶奶、老师、邻居、同辈群体通过关怀性关系、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有意义的参与发挥支持性作用。小A本人目标明确、态度积极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是促进研究对象抗逆力养成的有利因素。
（二） 政策上的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从留守儿童家庭及社区能力建设、创新学校教育体制、专业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四个方面助力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养成。
第一，加强留守儿童家庭及所在社区的能力建设，发挥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关怀性支持作用。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应加强留守儿童父母、照顾者的亲子教育技能，增进留守家庭亲子互动，提升家庭的情感功能、教育和保护功能。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34]。应发挥农村社区的特点，鼓励在家的社区成年人积极关心留守儿童成长。农村社区应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的相关活动，鼓励一些社会组织走进农村社区，开展有关留守儿童心理辅导、儿童权益及安全教育活动，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有效的支持。
第二，创新学校教育体制，提供针对留守儿童有意义的参与活动。学校是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应基于留守儿童成长遇到的风险因素，从学校层面助力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养成。学校可以考虑设立学校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学校应在活动设置上考虑到留守儿童的需求，这些活动大到学校的日常作息时间，小到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例如，作业的安排要考虑到是否会对留守儿童造成潜在伤害。在学校活动的设置上，考虑到留守儿童的需要，例如借助小组社会工作特点，从留守儿童的认知和行为两方面提升留守儿童的参与技能。
第三，提供针对留守儿童的专业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社会工作专业区别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它学科的重点在于引发变化[35]。社会工作干预研究不仅是研究现象是如何存在的，而是发展和设计系统引起变化的策略[36，37]。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干预在不同的人群和解决不同问题方面都是有效的[38]。具体而言，首先通过个案工作干预，帮助留守儿童树立合理的高水平期望。干预过程注重提升案主自信、挖掘案主的潜能，为其提供情绪管理、生活、社交技能的训练，帮助其设立合理的高水平期望。其次，通过小组社会工作干预，提升留守儿童内在资产，培养六大个人特质。小组活动设计以提高留守儿童个人特质为目标，帮助留守儿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学习能力，更好地处理个人、群体及社区的问题，实现抗逆力的养成。
第四，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抗逆力实务研究表明，过去有问题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改变生命轨迹的潜能，危机可以成为正面的转折点[39]。儿童的生活中往往充满了许多风险和反复出现的压力，风险事件不是单独出现的或存在于单个孤立的事件中。旨在促进有风险儿童更好发展的干预措施可以提供对抗逆力理论的最佳检验，当然这些干预措施需要在概念上进行设计和仔细评估，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集中消除或改善留守儿童的多种危险性因素，提高其外在资产能力，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从而提高留守儿童的抗逆力。
[参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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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Based on the CHKS’s hierarchical model of resilience，this study uses case study，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deconstruct the growth experience of the left-behind child from the first grade to the six grade through narrative stories.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ssets and external assets.The internal assets includ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empathy，problem solving，self-efficacy，self-awareness，goals and aspirations.The external assets are protected factors from family，community，school and peer groups.They are caring adult relationships，high expectations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resilience，this paper proposes to help left-children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four aspects.The four suggestions are building left-behind children’s family and community capacity，innovativ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ervice and transferring risk factors into protective factors.
Key words：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resilience;life story;social work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抗逆力; 生命故事; 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07
一、 问题的提出
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流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大量涌现。根据2016年2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留守儿童最新定义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1]。民政部2016年11月9日首次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有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监护的有805万人[2]。如此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面临缺失型的成长环境，在家庭养育、心理状况、学习教育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隐患[3]。
首先，在家庭养育方面，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不足。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儿童一年之内与父母的见面机会少，有的只有1-2次，有的甚至一次也没有。农村留守儿童的养育任务和责任就落到了年迈的祖父母身上，或者是一些具有亲属关系的亲戚身上。与正常的家庭相比，留守儿童的养育存在着心理关爱等方面的不足[4]。其次，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尤其情绪问题严重，留守儿童内化问题比较突出，存在更多的焦虑、抑郁、孤独等情绪问题。由于健全家庭环境的缺失，留守儿童的心理和人格易受到外界影响而产生扭曲，有的留守儿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5]。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留守儿童与其它正常孩子相比，在性格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留守儿童可能缺乏自信，胆小、任性、呆板，不合群、粗心。其中部分已经成为“问题儿童”，这些“问题儿童”集中表现为社交焦虑、敏感多疑、孤独感、自我消极评价、合作意识差等不同程度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6-8]。最后，留守儿童学习及行为存在问题。大量的研究都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方面和行为方式方面存在问题。留守儿童存在学习跟不上、学业落后、成绩不佳等现象[9]，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甚至表现出不服从老师的管教，逃课、小偷小摸、打架等不良行为表现。对此，黄文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因素的结果[10]，罗国芬认为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的社会结构有问题，而不是留守儿童本身有问题[11]。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共同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
综上研究可知，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大部分研究采用问题视角。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层面，采用“问题”视角，给农村留守儿童贴上“问题”的标签，他们的学业、生活环境等被冠以“存在问题”。导致人们一想到农村留守儿童，就立刻会联想到学习差、人格缺陷、人际交往困难、缺乏爱等情感和心理问题。第二，提出的相关建议缺乏操作性。当前政策建议缺乏通用性和微观性，要么是从国家福利政策方面提出相应的补救政策，要么是泛泛地谈论如何使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来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缺乏有针对性的操作性建议。第三，基于优势视角的角度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较少，少量有关留守儿童抗逆力研究，集中于留守儿童保护性因素分析[12-13]，缺少有关危险性因素的分析。留守的经历不一定产生严重的后果，有的孩子在留守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的上进、努力。
叙事治疗也叫“故事疗法”、“述说疗法”等，是一种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它从讲述者的故事开始，以对故事进行诠释为其主要任务，重在对叙事材料及意义的研究[14]。在叙事治疗的理念中，就是要对人们的经验保持“好奇”，不能带有个人已有的价值观去理解人们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局部”的知识和资源，不断需求成长和突破[15]。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给人们的体验和积累，所造成的信念也会有所提高。叙事治疗最基本的方式就是鼓励案主叙说自己的故事。工作人员引导服务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协助其看到个人被标签的问题实际上是主流叙事建构下被赋予消极意义的结果，从而帮助其找回那些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积极故事因子，重新构建具有积极意义的新故事[16]。本文基于CHKS模型关于抗逆力的界定[17]，对具有启示性个案运用叙事治疗的方法，探讨研究对象生命故事中有关抗逆的形成历程及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内在资产、外在资产因素所起到的影响作用。笔者之所以选择运用叙事模式介入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研究对象的成长经历和所遇到的困境对于自身存在意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第二，我们接触到研究对象时，研究对象抗逆力已经形成，叙事回顾以往的成长故事，有利于笔者了解研究对象抗逆力形成过程，研究对象周围各种因素和资源的作用。案主一路走出逆境需要哪些资产？案主是如何培养出六大因素的？案主最终是如何形成正向个人特质的？案主抗逆力形成机制是什么？文中的积极案例对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有何启示？这些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 有关理论依据
（一） 抗逆力
有关抗逆力概念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抗逆力的界定参差不齐。在大陆有学者称之为“心理弹性”、“韧性”，但在台湾学者称之为“复原力”，而有香港的学者称之为“抗逆力”，“压弹”[18]。有的学者界定抗逆力为一种个人特质、技能或能力，能够让青少年在持续的压力、紧张关系和挑战中生存下去[19-21]。还有一些学者界定抗逆力是应对风险和困境，并生存下去的能力[22-24]。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发现现有研究都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一是潜在的能力，即抗逆力本身存在个体中，是任何个人成长经历中的一种内在的潜能，需要个体不断地去发现和培养;二是条件性，即抗逆力的形成不是凭空产生的，往往需要在一定的逆境或困境中才会形成;三是动态性，即抗逆性的形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内外环境下不同的因素起到不同的作用，会导致抗逆力出现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状态。 （二） CHKS抗逆力模型及相关研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健康儿童调查（The Healthy Kids Survey HKS）是美国少数大规模的有关抗逆力培养的调查，主要评估风险和抗逆力因素。它涉及到儿童成长生活中的保护性因素、危险性行为、学校气氛等方面内容，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0周岁、五年级以上的学生。这些外在资产包括良好的照顾关系、高期望值，有意义的参与机会。CHKS界定抗逆力（Resilience）的含义为：儿童面对环境中的威胁（Threat）、压力（Stress）和危机（Risk）情境时，仍可以继续正面成长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有利于儿童的学业成功[25]。该理论模式认为要想培养儿童的抗逆力，必须包含三个必要的“资产”（Assets），也叫保护性因素（Protective）。当儿童所在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和社区环境等外在资产丰富时，他们会发展出有利于健康发展和学习成功的内在资产和个人特质。这些外在资产分别是拥有关怀性的关系（Caring Relationship）、合理的高水平期望（High Expectations）、有意义的参与（Meaning Participation）。假如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这三大外在的资产即保护性因素，他们的成长需求就会得到满足，从而发展出儿童的内在资产（Internal resilience assets），也就是培养儿童抗逆力所需要的个人特质（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包括社会交往能力、问题解决能力[26]。CHKS抗逆力和青少年发展模型设定的目的在于测量儿童的六大资产因素：合作与交流能力、同理心、问题解决能力、自我意识、自我效能感、目标与抱负。当这六大因素混合杂揉将有利于提高儿童的抗逆力，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及社交和学业能力的提升。CHKS模型提出后，得到学界在抗逆力评估上的认可，不少学者开始引用该抗逆力模型用于实证的分析。Davidson & Bilha使用CHKS抗逆力测量量表，从内在资产和外在资产两个角度，测量在收养院生活孩子的抗逆力水平[27]。Tamika等人使用CHKS抗逆力模型，测量军队孩子的抗逆力[28]。
三、 研究框架与方法
（一） 研究框架
本文借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健康儿童调查（The Healthy Kids Survey，HKS），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该调查关于儿童抗逆力测量较为完备。借鉴CHKS有关抗逆力层次模型，从内在资产、外在资产两个方面，重写案主生命故事，解构案主抗逆力养成过程。通过个案方式展现一位留守儿童哪些资产因素在案主抗逆力养成过程起到促进作用。
（二） 研究方法
1.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之一，它通过某一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典型或案例进行深入、全面的观察，由此来描述、概括和解释个案所代表事物的一般特征和规则[29]。个案研究既可以用定量方法收集数据，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收集数据。我们使用定性的方法收集个案研究的资料。具体而言，以留守儿童小A为启示性个案，通过对小A的深入全面考察好剖析，总结出小A抗逆力产生的机制。
2.定性资料收集的方法有参与式访谈、文献研究。参与式观察是定性社会研究中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研究者亲自参与到小A的社会生活场所，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研究者通过一般性观察、有针对性观察，记录研究对象正式和非正式系统资料。研究者扮演伙伴角色，在参与过程中与研究对象互动，演绎和复原社会事项，亲身感受到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文献研究是指研究者获得案主小A的允许，翻阅小A撰写的日志，获得小A成长过程的思想、情感等资料。
3.叙事分析为案例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和资料收集后的分析方法。我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小A的抗逆力已经养成，所以采用叙事治疗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重新组合案主故事的结构，从当事人的叙述中寻找空隙，解构主流故事。在介入过程中，使用倾听、尊重、同理心等个案工作技巧，与案主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资料收集完之后，采用叙事分析的方法，分析故事情节，从结构、意义、互动三个方面，揭示研究对象抗逆力养成机制。
（三） 个案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案主为一名男性（小A），12岁，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某村小学六年级学生。从小A小学一年级开始，父母双方在广州務工，只有到春节才回家。多年来小A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因为学校离村子很近，所以案主并没有选择在校住宿，而是放学后爷爷骑电动车接案主回家。案主还有一个很小的妹妹，平时小妹妹都是奶奶在家里带，案主家庭生活条件在当地还算不错。与小A的接触，源于社会工作专业实习。2017年我们初次见到小A时，案主很有礼貌，活泼开朗，说话掷地有声，没有许多农村留守儿童见到陌生人的腼腆害羞。他的爷爷奶奶还指着贴在墙上的奖状对笔者说：“小A学习特别用功，在班里成绩排名现在都是前十名内，而且特别积极参加班级活动，那些奖状都是他得的呢！”。
根据Masten &Coatsworth有关儿童抗逆力特质的界定[30]，小A抗逆力的特点如表1所示
小A活泼开朗的性格，积极乐观的态度，让笔者陷入困惑：在同是留守的情况下，为何小A的学业、情感、心理、人际关系、行为方式没有问题？小A的抗逆力如何形成的？我们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对小A个案的启示性分析，得出其抗逆力养成机制，这对于我国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解决留守儿童发展中存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套抗逆力养成机制也可以推广应用到流动儿童、艾滋致孤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儿童群体，最终实现社会工作实务的创新，这也是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点。
四、 留守儿童抗逆力养成的叙事分析
CHKS模型认为，要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社交和学业能力，就要发展儿童的内在六大资产，而儿童这六大资产与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及个人、朋辈、学校所提供的资源是否满足儿童的需要有关。笔者以时间为顺序（一年级到六年级）整理案主抗逆力形成的生命故事，并进行理论分析。 （一） 研究对象危险性因素分析（1 -3年级）
案主抗逆力形成过程中，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同时存在，危险性因素阻碍抗逆力养成。在1年级至3年级，小A存在的问题是儿童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内在资产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最终使案主在学业、身心健康、社交方面出现问题。
1.个人风险：缺乏爱、安全感、尊重感。
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说：“小A呀，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只有春节才能回来，你在家要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小男孩哦”。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春节是什么时候，在心里觉得爸爸妈妈很快就要回来了，然而我等很久爸爸妈妈都没回家，每次放学回家，其他的同学都是爸爸妈妈来接送，而我是爷爷来接送，我都会感到特别的伤心和难过。
小A的父母在其小学一年级时，开始离家外出打工。父母的离开，使案主极度缺乏安全感。案主自卑、自我认同混乱，孤僻，不合群。面对产生的心理困境，案主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去做、自我躲避。当留守儿童这个标签被贴上后，案主开始自我怀疑，对周围的环境更缺乏安全感。案主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哭，是其安全感缺失的最好证明。与周围非留守孩子对比，案主开始怀疑父母是否爱自己，这也是导致案主情绪消极的最初潜在危险因素。
2.家庭及社区风险：照顾者不理解、邻居的嘲笑。
邻居家的叔叔阿姨经常对我开玩笑说：“小A呀，你爸爸妈妈不爱你了，他们不要你了！”我都会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哭。放学回家后，我偶尔会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爷爷就会生气地警告我说：“小孩子不要乱讲话！”我很多次差一点哭出来说：“邻居、同学他们都是这样说的！我妈妈爸爸不要我了”。但有时我还是很怀疑，自责：“难道爸爸妈妈真的不要我了吗？”，这也让我感到迷惘。
由于照顾者只是给案主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够及时注意到案主的心理问题。在传统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互动频繁。通过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留守儿童能够从中感知到社区对自己的接纳和认同[31]。小A所在村子，当时外出务工的较少，父母不在身边，凸显了小A的异质性，遭到邻居的嘲笑，增强了小A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案主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案主的解决问题能力、权力、自我效能都已经处于非正常的功能状态，情绪上消极悲观。
3.学校风险：没归属感和权利、不能面对挑战。
二年级时，我与班上的一位好朋友打架了，他生气之下，对全班同学说我是个野孩子，没有父母关爱，被爸妈妈妈抛弃了。从那以后，我很害怕见到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不敢和他们说话，玩耍。我上课不敢积极发言，即使是被老师点名点到，我也只是低下头不吭声，老师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之前和我玩耍的同学也开始慢慢地疏远我，我也开始越来越害怕，我感觉我是个没有人要的野孩子。我慢慢不和任何人说话。我在这种状况下一直持续到三年级。到了三年级，我语文上的学习开始出现下滑，特别是语文的写作。因为作业经常要求写一些我不会写的作文题目：“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等。因为平时与他们就很少接触，所以我都不知道如何样写，我又不敢不写作文，于是我就抄一篇作业交上去。作业发回来后，老师在我的作业上打了个大大差，并写上不要当“小偷”！我很想找老师说明理由，但是又害怕班里的同学知道我是个没有父母爱的野孩子，我就默默地一直忍受着。
学校老师不能够及时关注小A，没有考虑到小A的特殊情况。小A也没有通过与老师的有效沟通走出困境，这就造成了案主课堂上的压力，无法正常地学习和交流。同伴关系的恶化，更使案主缺少了感情交流沟通的渠道。学校负面危险性因素，使得案主情感处在混乱时期。“我打了他，他也不能这样当全班的人这样说我呀！”;“学校老师干嘛老是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作业让我写”，“我是小偷？我真的是小偷？我是小偷，我真的抄作文了”……各种问题困扰着小A，让他纠结其中不能自拔。案主在这个时期情绪波动特别大，产生出许多的负面的情绪：悲伤、恐惧、抱怨，等等。这一时期，案主所有的系统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自身情绪问题面临发展成为心理问题的风险。
（二） 案主抗逆力养成过程分析（4至6年级）
案主抗逆力的出现并不具体在哪个人生阶段，但是为研究方便，结合叙事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在四年级是抗逆力的萌芽阶段。这从小A给我们看到一篇当年的日志，可以看出：
“我也想和他们一起谈论手机游戏，我也想和他们在下课期间和他们玩丢沙包，我想当班上的班干部。今天我鼓起了勇气回答了老师的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但是我没有把手放下去（也许是我长大了，学会了坚强和勇敢吧），老师竟然点到了我的名字，那时候我既激動又紧张，我说出我的答案。老师很满意，然后让班里的人为我鼓掌，我很感动，很想哭，不过我知道自己是个男孩子不能哭，今天的大胆尝试让我得到意外的收获——鼓掌声。我很喜欢听那种声音，我会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更加努力的，我不要像三年级那样做孤独的自己了，我要和班里的小伙伴玩耍。从今天起，我会在各方面进行尝试，加油！我是最棒的！我不是野孩子，我是有人爱的！”
这篇日志反映出案主开始关注周围环境，想改变之前的性格，渴望人际交往。可以说这是一个抗逆力萌芽时期，案主开始肯定自我价值，也学会了用正向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发现案主的很多奖状都是从四年级开始获得的，例如三好学生，劳动楷模等等。案主的自我意识在四年级开始觉醒，各方面的需要也开始得到不断满足。
（三） 内在资产（4-5年级）发展
（1） 改善自我意识，提高自我效能。改善自我意识，回归正常的决心是案主走向复原的第一步。案主认为不能像过去那样孤独地生活，“我不能那样，我要改变”。案主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案主开始主动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主动向邻居打招呼。在“自己主动向邻居问好，所获得的不仅是邻居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一种自我认同”的自我意识下，案主在人际交往方面发挥自我效能。可以看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自我效能的提高。与此同时，案主父母承诺，只要他完成改变，学习成绩提高就送他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是案主父母提供的物质支持，也是给案主设定的一个合理的高期待。这个期待促使案主关注学业，正确处理与同学、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努力不断改变自己。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提供的支持和合理的期待是案主人际关系自我效能提高的重要因素。可见，案主自我效能的改变与自我意识、案主的系统是否有支持性因素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 （2） 积极合作与沟通。虽然每次春节父母回家都会带给小A很多的礼物，但案主在父母离开的前几年对父母怀恨在心，也常常怀疑父母是不是已经不爱他了。在老师的提醒下，父母也开始从只关注小A的学习到心理等多方位的发展。
“爸爸、妈妈看到老师发的期末报告后，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我得了多少分，他更喜欢我能够在短暂的寒假里多多和他们说说在学校都发生了什么的故事”。“父母看到我写过的那篇我的日志后，给我承诺要是我真的改变了，他们就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接下来，我参加了很多班级活动，学习也努力。我还找了当年和我一起打过架的那位朋友道歉，那朋友说他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没想到我还记得这件事，他觉得我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很快我们成了最铁的哥们。”
案主在五年级期末考试获得了班级第八名，他的父母也实现了承诺，给案主买了笔记本电脑。案主开始尝试融入班集体，帮助爷爷奶奶干活，经常陪爷爷奶奶和妹妹在村里散步。积极与父母沟通和交流。案主尝试与曾经打架的同学和解，邀请同学来家里写作业。案主主动与邻居打招呼，建立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当笔者问案主为何开始主动打招呼时，案主说：“我之前很怕见到邻居的，因为他们老是嘲笑我父母不要我了，有一次偶尔我发现当我主动开口向他们问好，他们就不再是拿我开玩笑，我发现这个秘密后，就主动开始打招呼了”。案主的行为表明，他在向正面方向发展，也是案主积极合作与沟通带来的外在资源的超越。
（3） 树立目标与抱负。案主成绩提高后，案主父母承诺如果学习成绩继续保持，将会接其到广州上初中。案主树立到广州上中学的目标。也就是在这样的小目标下，案主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这样的目标激励下，案主学会面对挑战，自我赋权，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免不良情绪。
爸爸妈妈说：“只有我好好努力学习，就能有机会到广州的某一个初中上学”，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是高兴的，我真的想对世界大声说一声：“奋斗吧！我的世界我做主，我要超越梦想，我要飞得更高！”我知道现在我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我还是有点不舍得离开爷爷奶奶还有妹妹！
（4） 问题解决能力。案主从困境中走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案主从之前学习存在困境，不懂处理人际关系，躲避邻里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已经不再成为案主的困扰，解决问题能力得到不断强化。案主不仅能够通过写日志来消除心中的不愉快，而且能够利用身边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能力，对其他人的态度也有原来的不信任到发挥周围人优势，解决难题。留守生活的逆境，培养了案主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主形成一套独特的问题解决方法：从自身出发，学会利用朋辈群体、学校等资源，学会向专业人士（如社会工作者）求助。
（5） 同理心。案主一开始不让小伙伴玩他的玩具，对于珍惜的玩具视为珍宝，因为他觉得那是爸爸妈妈从远方给他的礼物。有一次老师在他上交的日记中留言：“好东西是要分享的，这样才能收获很多”。案主就组织同学或村里的小伙伴来家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后一起玩三国杀，王者荣耀等游戏。曾经身处逆境的伤害，让案主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感恩，案主的同理心得到培养。“我知道过去那些经历对我的伤害很大，也真是那些经历让我明白对于班上一些特殊家庭的同学，我要学会更加地关爱他们而不是去打击他们”。案主认为是大家的爱对他的蜕变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他也要用同样的爱去帮助处在困难中的人。案主的同理心也有利于得到来自朋辈群体的支持。
（三） 外在资产分析
CHKS模型认为，儿童的外在资产，即保护性因素包括：（1）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指儿童能够与人保持相对频繁的交流，儿童有自身设定的目标或者相关照顾者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鼓励或刺激儿童取得成功。（2）拥有关怀性的关系，指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周围的人能够提供正常的关怀，照顾和支持。（3）有意义的参与，指儿童能够与周围的环境产生互动，参与一些有意义性的活动，并学会解决问题、承担责任，做出贡献。
1.个人方面：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案主的目标追求：在强大的心理内驱力和想改变的信念——追求父母的承诺——自己乐观合理的高期待。朋辈关系融洽，使案主的目标更加具有明确性和渐进性。父母对子女行为的高期望会让孩子有更好的表现，这表现在更高的与同辈群体交往的能力及学业的成功[32]。在老师的提醒下，小A的父母经常与小A打电话，沟通其学习问题，给予困境中的小A以积极支持。同时给予小A正向的期待，承诺其学习一直保持优秀，即可来广州读初中，与父母团聚。案主不但树立了合理的高水平期望，而且在为人处事、领里关系、朋辈家庭等方面都有了自己适当的高期待。这些高期待不断鼓励案主改变。
2.家庭及社区：拥有关怀性的关系。家庭、社区是留守儿童抗逆力构建的重要外在资产。家庭及社区提供的关怀性关系，提高了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儿童应对压力的掌控能力得到提升。照顾者对案主有着积极的信念，督促小A学习，培养其勤奋感。
奶奶总是鼓励我说：“小A呀，你忘记爸爸妈妈每次走之前都对你说你要当个独立的男子汉了吗？”
小A成绩提高后，得到邻居的关注和赞扬，使得其外在社区资产发挥保护作用。案主的自我肯定使案主与家庭、社区发展了良好互动关系，家庭、社区更加持续地给案主提供关怀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案主反思也能够让其更加了解自己，自己与朋辈、学校的关系，看清过去，从而能够积极樂观地过着现在的生活。
3.学校方面：有意义的参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学校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也不是具有某种固定“功能”，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而是由各种关系网络构成。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家长与学校的关系等[33]。学校老师在后期给予了小A积极的肯定与支持。案主所在学校也提供给留守儿童各种适宜性的班级活动。案主后来担任副班长，积极的参加了各种班级活动并且获得了很多奖状。学校系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助于提高案主的人际交往技能，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案主通过参与有意义性活动，从中得到了成长的权力、学会面对挑战和领悟生命的意义。 到了案主六年级，已经回归到正常的儿童生活状态。当然，案主过去受到的伤害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案主在和笔者分享他过去的故事时就出现不稳定的情绪波动。尽管这样，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案主更多的是感到快乐，也有更大的信心在将来的广州生活，他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能够独立解决遇到的问题。
五、 理论总结与政策启示
（一） 理论总结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从个人、家庭、社区和学校四个方面整理出完整的研究对象抗逆力养成历程，具体内容见图2。下面将以该个案研究为基础，提炼留守儿童抗逆力历程及保护性因素的一般化解释逻辑。
图2 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历程及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逻辑结构图
首先，个体同时面临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CHKS模型认为，应该把焦点放在保护性因素方面，案主有两大资产：外在资产和内在资产。保护性因素对内外资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个案回归正常生活状态，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一直贯穿于案主生命成长过程。只不过CHKS的理论模式更强调当保护性因素超过危险性因素时，对案主的作用更积极。
其次，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对案主抗逆力养成发挥着重要作用。关怀性的关系、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有意义的参与作为保护性因素通过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保护性因素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促进个人内在资产的形成，培养留守儿童抗逆力所需要的特质。
最后，抗逆力的培养历程不具有明显的界限，而是波浪起伏螺旋式的动态发展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抗逆力已经养成的个体，负面情绪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已。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一个个体都会经历图中所述过程，而且每个个体经历的阶段和顺序也不一样，六大内在资产的形成也没有严格的顺序性，最重要的要把焦点放在个体潜能发挥上。
本案例中小A的抗逆力养成首先是自我意识觉醒后，内在资产、外在资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此期间，抗逆力呈现螺旋式动态发展的态势。小A的父母、爷爷奶奶、老师、邻居、同辈群体通过关怀性关系、合理的高水平期望、有意义的参与发挥支持性作用。小A本人目标明确、态度积极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是促进研究对象抗逆力养成的有利因素。
（二） 政策上的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从留守儿童家庭及社区能力建设、创新学校教育体制、专业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四个方面助力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养成。
第一，加强留守儿童家庭及所在社区的能力建设，发挥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关怀性支持作用。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应加强留守儿童父母、照顾者的亲子教育技能，增进留守家庭亲子互动，提升家庭的情感功能、教育和保护功能。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34]。应发挥农村社区的特点，鼓励在家的社区成年人积极关心留守儿童成长。农村社区应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的相关活动，鼓励一些社会组织走进农村社区，开展有关留守儿童心理辅导、儿童权益及安全教育活动，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有效的支持。
第二，创新学校教育体制，提供针对留守儿童有意义的参与活动。学校是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应基于留守儿童成长遇到的风险因素，从学校层面助力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养成。学校可以考虑设立学校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学校应在活动设置上考虑到留守儿童的需求，这些活动大到学校的日常作息时间，小到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例如，作业的安排要考虑到是否会对留守儿童造成潜在伤害。在学校活动的设置上，考虑到留守儿童的需要，例如借助小组社会工作特点，从留守儿童的认知和行为两方面提升留守儿童的参与技能。
第三，提供针对留守儿童的专业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社会工作专业区别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它学科的重点在于引发变化[35]。社会工作干预研究不仅是研究现象是如何存在的，而是发展和设计系统引起变化的策略[36，37]。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干预在不同的人群和解决不同问题方面都是有效的[38]。具体而言，首先通过个案工作干预，帮助留守儿童树立合理的高水平期望。干预过程注重提升案主自信、挖掘案主的潜能，为其提供情绪管理、生活、社交技能的训练，帮助其设立合理的高水平期望。其次，通过小组社会工作干预，提升留守儿童内在资产，培养六大个人特质。小组活动设计以提高留守儿童个人特质为目标，帮助留守儿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学习能力，更好地处理个人、群体及社区的问题，实现抗逆力的养成。
第四，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抗逆力实务研究表明，过去有问题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改变生命轨迹的潜能，危机可以成为正面的转折点[39]。儿童的生活中往往充满了许多风险和反复出现的压力，风险事件不是单独出现的或存在于单个孤立的事件中。旨在促进有风险儿童更好发展的干预措施可以提供对抗逆力理论的最佳检验，当然这些干预措施需要在概念上进行设计和仔细评估，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集中消除或改善留守儿童的多种危险性因素，提高其外在资产能力，化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从而提高留守儿童的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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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Based on the CHKS’s hierarchical model of resilience，this study uses case study，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deconstruct the growth experience of the left-behind child from the first grade to the six grade through narrative stories.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ssets and external assets.The internal assets includ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empathy，problem solving，self-efficacy，self-awareness，goals and aspirations.The external assets are protected factors from family，community，school and peer groups.They are caring adult relationships，high expectations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resilience，this paper proposes to help left-children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four aspects.The four suggestions are building left-behind children’s family and community capacity，innovativ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ervice and transferring risk factors into protective factors.
Key words：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resilience;life story;social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