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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奇兵的运用，常可以扭转战局。1973年以阿“十月战争”中，以色列一支奇兵突然绕过前线直攻埃及本土，奠定了以军的胜利，这可以看成是奇兵运用的经典之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本来也有一次运用奇兵突袭日本的机会：一个在英国担任公使的中国人，以自身仕途甚至性命为“抵押”，借下永远都还不清的债务，私自购船、募兵，组建一支舰队，计划万里奔袭日本，为中日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的祖国挽救战局。但不幸该计划功亏一篑、终成泡影……这位中国人名叫宋育仁。
驻英公使的历史担当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四川富顺人。他是清末著名维新思想家、活动家，在当时颇有名气，时人誉之“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6年，29岁的宋育仁在进士及第后，官至翰林院庶吉士。
在反思和批判洋务运动基础上，宋育仁于1891年完成《时务论》的写作，全面阐述其维新变法主张。1894年3月，被任命为英、法、意、比等4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随大清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据说，正是由于宋育仁写了《时务论外篇》等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引起朝廷重臣的关注，由兵部尚书孙毓汶向光绪皇帝上书举荐，宋育仁才得到这个出使的机会。
在欧期间，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舍我其谁的豪情，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情况，积极与各方人士诸如政治家、学者、工商界人士、记者等进行接触和交往，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进行实地了解。后来根据这些资料和亲身体验，宋育仁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述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采风录》出版后社会影响较大。
就在宋育仁身临欧洲感受西方文明的时候，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呈败象，平壤兵溃，黄海之战又失利。身在英国的宋育仁曾对战争局势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扫颓唐气象，焕发出勃勃生机，虽然国力有限，但君臣一心，节衣缩食建设海军，到开战之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已稳居亚洲第一，中国要在海上取胜非常困难。而日本的弱点在于“兵少财乏”，这个兵是指陆军，当时日本的常备陆军只有6万多人，占领和给养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应将重点放在陆地防御和战略拉锯上，“持久足以困之”，用时间换取胜利。
心急如焚的宋育仁通过上书，与国内的户部尚书翁同稣、兵部尚书孙毓汶两位朝中大臣分析时局，并提出自己上述的看法。除了从军事角度上，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万不能与争于海上，而从陆路进兵与为持久之计”，意思是中国要击败日本，单靠海军是不可能的，应该依仗陆军配合与日本打持久战。另一方面，宋育仁又从经济角度分析指出，筹集军饷不宜采取解一时之需的传统劝捐方式，而应当开设银行发行银票，这才是长久之计。可惜宋育仁的建议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随着战事的发展，战局越来越不利，清军的战斗力衰弱得让宋育仁吃惊：日本陆军势如破竹，不但迅速赢得平壤大战、占领朝鲜全境，还顺势攻破鸭绿江防线，并在海军的帮助下占领了旅顺口。战争的走向完全超出了宋育仁的设想，原先以陆地防御为主的战略，已经因为清军的无能而失效，如今想为当前的局势解围，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奇袭日本计划横空出世
龚照瑗这次出使欧洲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受李鴻章指派设法前往英国购舰。原计划订购英国阿模士庄船厂一条船，智利两条船及一艘大轮，但由于中国北洋方面的态度不积极，误了时机，英国新颁布了严禁向交战国双方出售兵船的法令，所以此事没能办成。虽然在此期间，龚照瑗、宋育仁等想方设法，总算买到了一艘鱼雷炮舰，但也因为英国新颁布的上述法令之故，购置的炮舰不得不一直滞留原地，无法运回。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宋育仁，看到国家一步步落入危局，心急如焚，却又想不出办法。日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他曾主动要求把自己召回国内，至U前线参战；后来战事越发紧急，宋育仁甚至有辞职归国的想法。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龚照瑗却突然被要求回国述职，因为他的匆忙离去，宋育仁不得不暂时留守伦敦，担任代理公使一职。
这时，使馆翻译王丰镐引介来一位名叫哈格雷甫的英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宋育仁从他那里得知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这位哈格雷甫曾于此前向龚照瑗献计，由怡和洋行、哈格雷甫、龚照瑗三方立约，以哈格雷甫代购军舰的方式，规避英国在船只出售上的禁令，再就地招募士兵前往中国参战。该计划商议完毕后，龚照瑗却久久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哈格雷甫只好找上门来。宋育仁查阅了使馆的往来电报记录，才知道龚照瑗曾把此事向国内汇报，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国内没有任何回复。
本来在中日战局危急之初，宋育仁就曾有一个大胆设想：派出奇兵突袭日本本土，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反败为胜。他结合日本“兵少财乏”的现状，敏锐地发现，全力进攻中国让日本本土显得有些空虚，尤其是作为面向中国的桥头堡和重要港口的长崎，保卫力量并不强大。就算中国陆军和海军无法直接抵挡日本人的兵锋，但实施兵法中“攻敌之所必救”的计策，长崎岂不正是一个绝好的突袭目标？当然，进攻长崎需要一支舰队，中国没有多余的舰船和人员储备，制海权又被日本海军控制，不可能完全瞒过日本人对长崎进行突袭。
计划之初诸多困难让宋育仁的想法无法付诸实现，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哈格雷甫说出的计策，让宋育仁茅塞顿开：没有舰船好办，可以代购的方式在英国就地采买舰船：没有人手也能解决，招募素质更强的外国军人：至于无法突破日本的海上封锁线，那更简单了，舰队根本不走中国海域，从菲律宾群岛直接北上，奔袭长崎。
这一想法看似异想天开，却有相当大的可行性。日本当时正全神贯注于黄海和中国本土，做梦也不会想到攻击会来自南边：加上打的是外国船队旗号，所以船队奇袭成功率极高。即使日本人发现，在长崎和东京一带也无足够的舰只阻击。而一旦偷袭成功，至少将会对日本政府和国民产生心理震动，也有可能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恐怕不得不从中国撤兵。 宋育仁为自己的想法激动起来，经过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后，奇兵突袭日本的计划更具体了。不过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计划不能先向国内汇报。朝廷会怎么看很难猜测，万一是否定的回电，抑或对电报拖而不决，都会让整个计划搁浅。而且此时的清廷急于摆脱战争，所以对这一计划表示赞成的可能性并不大。宋育仁决心趁代理公使这段时间，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靠一己之力促成此事，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再行请示不迟。此时此刻，一个国家的命运似乎放到了一介书生的手中。
行动进展似乎相当顺利
宋育仁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宋育仁积极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获得这些重臣的支持。另一方面，宋育仁曾通过比利时王后弟弟的介绍，结识一位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夹甫士，夹甫士退伍后为商会铁路总办，交际甚广。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宋育仁发现夹甫士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可信之人，于是向夹甫士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谋划，寻求帮助。为防万一，宋育仁假称自己奉有朝廷密令，正凭借代理公使的身份，暗中在英国谋求军事上的突破。夹甫士虽然诧异于清政府的魄力，但没有怀疑“密令”的真实性，因为夹甫士认为，清朝官员没有那么大胆，因此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可能来自于中国朝廷高层的授意。
夹甫士没有辜负宋育仁的信任，他很快就完成了计划的前期准备，先是介绍了前智利海军将领麦福尔帮助购买船只。龚照瑗此前曾试图向智利购船，本来已经谈妥，由于智利、阿根廷两国间局势紧张，智利担忧一旦售出军舰，海军实力减弱，导致海权不保，因此临时毁约。这次宋育仁双管齐下，干脆请麦福尔跟智、阿两国一并谈判，同时向双方购买船只，避免其中一方担心。麦福尔依靠过去积累的人脉，很快就有了进展，一共谈下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以及其他辅助舰艇若干艘，足以组成一支小型舰队。
宋育仁又通过夹甫士，邀请了英国候补议员安杰华特参与筹划。安杰华特倒是真的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此时澳大利亚还是英国的属国，有不少的英国商人在澳经商，还组织了一个澳洲商会。中日战争发生，亚洲各国无不惶恐，澳大利亚离东南亚很近，商贸往来频繁，商会的成员们担心无辜被战火牵连，一直在要求成立自己的护航舰队，以达到保护商船的目的。安杰华特告诉宋育仁，他愿意利用自己在议会的影响力推动通过此事，然后通过澳洲商会的名义暗中为宋育仁购买船只，船上悬挂英国的国旗出港，这样就可以规避相关的战争禁售条例，更重要的是能达到趁机奇袭日本的目的。
对宋育仁他们而言，澳大利亚的出现简直是天意，它的地理位置让绕道菲律宾直攻长崎的计划能顺利进行，而其英国属国的身份又能避免麻烦的禁售条例。更巧的是，前北洋水师总教习、副提督琅威理正身处澳洲，这个因为倔犟去职，却在北洋水师中口碑良好的军官，完全可以就地在澳大利亚招募所需要的2000名士兵，经过训练后组成一旅水师。这样，等到船只、弹药齐备，就可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伪装成护航舰队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长崎和东京。为了说服琅威理参与这一计划，宋育仁专程从英国派人前往澳洲，面告琅威理本次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在获悉内情后，琅威理欣然加入，还表示要为中国政府“立一功”。
但这个计划花费颇大，需要上百萬英镑用于购舰和募兵。事已至此，再艰难都得继续下去，宋育仁咬咬牙，借！不过借款也不易，宋育仁之前曾受阻于伯和洋行的贷款。在夹甫士的帮助下，宋育仁终于联系到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并与该银行经理格林密尔商定：与银行立约借款200万英镑，另贷款100万英镑。这些款项包括兵舰、鱼雷快艇以及其他辅助舰艇的购买，再加上购买弹药和人员募集所需要的费用。要知道这是1894年的300万英镑，粗略估算：100多年前所借贷的30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英镑，再加上的宋育仁还谎称奉“密令”办差，朝廷一旦翻脸不认，那真是他身家性命难保。
战局恶化计划功亏一篑
借款后，宋育仁立刻展开购置战舰、招募水兵等行动。正在他紧锣密鼓地筹备长崎攻略计划的时候，国内战局陡然恶化。1894年9月17日，中日双方在黄海北部海域展开激烈海战，最终以北洋水师损失5艘军舰，死伤千余官兵，邓世昌等将官力战阵亡为结局。1895年1月底，日军水陆夹攻北洋水师根据地威海卫。2月3日，威海卫陆地悉数被日军占据；11日，提督丁汝昌拒降自杀；几天后，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到了这一步，中日之战其实已经落下帷幕，对于几乎丧失所有海上力量的中国来说，突击长崎的大计即便成功，也没有多余的舰队可以配合反击了。不过宋育仁依然没有放弃，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尾声，船只、弹药都已交接完毕，琅威理的募兵计划也十分顺利，眼看舰队马上就要成形，并将打着澳洲商会的旗号出发，万里奔袭长崎。
正在这时，离开许久的公使龚照瑗突然返回了伦敦。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瞒得过使馆的主人，很快龚照瑗就获悉了宋育仁的全部打算。龚照瑗惊得目瞪口呆，宋育仁这位副手的行为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趁他不在伦敦期间，宋育仁借下了一辈子都还不起的巨债，用个人的力量组织起一支舰队，招募了一批外国士兵，打算跨过三大洲，穿越三大洋，去突袭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城市，这简直是活生生的天方夜谭！
不论这个传奇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但在龚照瑗看来，关键问题是宋育仁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偏离了外交使节的职权范围。尽管如此，龚照瑗并没有处置自己下属参赞的直接权力，于是将查知的情况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由于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因此当北京获悉了宋育仁等人的活动时，大惊失色，李鸿章立刻表示反对；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当即下旨命宋育仁中止一切相关行为，定船、募兵之事一概作废，免去宋育仁参赞一职，同时电召他立即回国。1895年4月17日，就在宋育仁被免职拟回国时，李鸿章和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外国人士：又担心知晓此事的人们和舆论同情宋育仁，才决定就此作罢，没再作深究。清廷只是收缴了宋育仁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几乎被历史遗忘
满怀希望前来，带着失落而返。1895年7月，宋育仁只能收拾行李，踏上了返乡的航程，在船上他不禁“抚膺私泣，望洋而叹”，一路伤心了很久。一年前离开中国出使西欧时，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在西欧诸国亲身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差异和制度的先进，他当时又是何等惊叹不已：而一年后返回祖国，此刻他却是如此心灰意冷，满腔热情不被朝廷接受，奇谋为国换来戴罪之身，此番经历让宋育仁深感无奈。当宋育仁最终在1895年的年底回到北京时，他自言“重入都，历忆此行，怆如隔世！”。
就在这次回国途中，心潮逐浪的宋育仁提起笔来，详细陈述了此次购船、招兵的谋划与行动过程的《借筹记》。或许宋育仁的本意只是为即将面临的质询或审讯准备一份辩护词，或许想以文字表达自己的壮志未酬之情，但在不经意之间，《借筹记》一书却为中国激荡的百年史，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近乎传奇的真实记录。
此事已过去100多年，除却宋育仁事后所写的《借筹记》中讲述了相关的一些事情外，其他历史资料关于此事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关于宋育仁奇袭日本计划的整个事件仍疑点重重，甚至差不多已被人们遗忘。但重温这段历史，可能对我们有所启迪。假设他这一奇袭计划当时得以付诸实施，不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或许会逆转，而且百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历史不能假设，也不会重复，只能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段被湮没太久的秘史奇迹般地浮出，露出“冰山一角”，并在国内军事网站上作为个案发布，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一片惊叹：作为一介书生的这位清朝外交家，为了挽救战争败局，竟然能提出袭击日本本土的好点子，并为了实施计划而四处奔走，真是难能可贵！虽然不幸的是，由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以及“求和派”的阻挠，计划最终夭折，但是这位提出惊天计划的人物——宋育仁，确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驻英公使的历史担当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四川富顺人。他是清末著名维新思想家、活动家，在当时颇有名气，时人誉之“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6年，29岁的宋育仁在进士及第后，官至翰林院庶吉士。
在反思和批判洋务运动基础上，宋育仁于1891年完成《时务论》的写作，全面阐述其维新变法主张。1894年3月，被任命为英、法、意、比等4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随大清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据说，正是由于宋育仁写了《时务论外篇》等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引起朝廷重臣的关注，由兵部尚书孙毓汶向光绪皇帝上书举荐，宋育仁才得到这个出使的机会。
在欧期间，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舍我其谁的豪情，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情况，积极与各方人士诸如政治家、学者、工商界人士、记者等进行接触和交往，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进行实地了解。后来根据这些资料和亲身体验，宋育仁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述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采风录》出版后社会影响较大。
就在宋育仁身临欧洲感受西方文明的时候，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呈败象，平壤兵溃，黄海之战又失利。身在英国的宋育仁曾对战争局势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扫颓唐气象，焕发出勃勃生机，虽然国力有限，但君臣一心，节衣缩食建设海军，到开战之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已稳居亚洲第一，中国要在海上取胜非常困难。而日本的弱点在于“兵少财乏”，这个兵是指陆军，当时日本的常备陆军只有6万多人，占领和给养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应将重点放在陆地防御和战略拉锯上，“持久足以困之”，用时间换取胜利。
心急如焚的宋育仁通过上书，与国内的户部尚书翁同稣、兵部尚书孙毓汶两位朝中大臣分析时局，并提出自己上述的看法。除了从军事角度上，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万不能与争于海上，而从陆路进兵与为持久之计”，意思是中国要击败日本，单靠海军是不可能的，应该依仗陆军配合与日本打持久战。另一方面，宋育仁又从经济角度分析指出，筹集军饷不宜采取解一时之需的传统劝捐方式，而应当开设银行发行银票，这才是长久之计。可惜宋育仁的建议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随着战事的发展，战局越来越不利，清军的战斗力衰弱得让宋育仁吃惊：日本陆军势如破竹，不但迅速赢得平壤大战、占领朝鲜全境，还顺势攻破鸭绿江防线，并在海军的帮助下占领了旅顺口。战争的走向完全超出了宋育仁的设想，原先以陆地防御为主的战略，已经因为清军的无能而失效，如今想为当前的局势解围，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奇袭日本计划横空出世
龚照瑗这次出使欧洲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受李鴻章指派设法前往英国购舰。原计划订购英国阿模士庄船厂一条船，智利两条船及一艘大轮，但由于中国北洋方面的态度不积极，误了时机，英国新颁布了严禁向交战国双方出售兵船的法令，所以此事没能办成。虽然在此期间，龚照瑗、宋育仁等想方设法，总算买到了一艘鱼雷炮舰，但也因为英国新颁布的上述法令之故，购置的炮舰不得不一直滞留原地，无法运回。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宋育仁，看到国家一步步落入危局，心急如焚，却又想不出办法。日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他曾主动要求把自己召回国内，至U前线参战；后来战事越发紧急，宋育仁甚至有辞职归国的想法。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龚照瑗却突然被要求回国述职，因为他的匆忙离去，宋育仁不得不暂时留守伦敦，担任代理公使一职。
这时，使馆翻译王丰镐引介来一位名叫哈格雷甫的英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宋育仁从他那里得知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这位哈格雷甫曾于此前向龚照瑗献计，由怡和洋行、哈格雷甫、龚照瑗三方立约，以哈格雷甫代购军舰的方式，规避英国在船只出售上的禁令，再就地招募士兵前往中国参战。该计划商议完毕后，龚照瑗却久久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哈格雷甫只好找上门来。宋育仁查阅了使馆的往来电报记录，才知道龚照瑗曾把此事向国内汇报，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国内没有任何回复。
本来在中日战局危急之初，宋育仁就曾有一个大胆设想：派出奇兵突袭日本本土，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反败为胜。他结合日本“兵少财乏”的现状，敏锐地发现，全力进攻中国让日本本土显得有些空虚，尤其是作为面向中国的桥头堡和重要港口的长崎，保卫力量并不强大。就算中国陆军和海军无法直接抵挡日本人的兵锋，但实施兵法中“攻敌之所必救”的计策，长崎岂不正是一个绝好的突袭目标？当然，进攻长崎需要一支舰队，中国没有多余的舰船和人员储备，制海权又被日本海军控制，不可能完全瞒过日本人对长崎进行突袭。
计划之初诸多困难让宋育仁的想法无法付诸实现，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哈格雷甫说出的计策，让宋育仁茅塞顿开：没有舰船好办，可以代购的方式在英国就地采买舰船：没有人手也能解决，招募素质更强的外国军人：至于无法突破日本的海上封锁线，那更简单了，舰队根本不走中国海域，从菲律宾群岛直接北上，奔袭长崎。
这一想法看似异想天开，却有相当大的可行性。日本当时正全神贯注于黄海和中国本土，做梦也不会想到攻击会来自南边：加上打的是外国船队旗号，所以船队奇袭成功率极高。即使日本人发现，在长崎和东京一带也无足够的舰只阻击。而一旦偷袭成功，至少将会对日本政府和国民产生心理震动，也有可能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恐怕不得不从中国撤兵。 宋育仁为自己的想法激动起来，经过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后，奇兵突袭日本的计划更具体了。不过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计划不能先向国内汇报。朝廷会怎么看很难猜测，万一是否定的回电，抑或对电报拖而不决，都会让整个计划搁浅。而且此时的清廷急于摆脱战争，所以对这一计划表示赞成的可能性并不大。宋育仁决心趁代理公使这段时间，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靠一己之力促成此事，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再行请示不迟。此时此刻，一个国家的命运似乎放到了一介书生的手中。
行动进展似乎相当顺利
宋育仁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宋育仁积极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获得这些重臣的支持。另一方面，宋育仁曾通过比利时王后弟弟的介绍，结识一位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夹甫士，夹甫士退伍后为商会铁路总办，交际甚广。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宋育仁发现夹甫士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可信之人，于是向夹甫士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谋划，寻求帮助。为防万一，宋育仁假称自己奉有朝廷密令，正凭借代理公使的身份，暗中在英国谋求军事上的突破。夹甫士虽然诧异于清政府的魄力，但没有怀疑“密令”的真实性，因为夹甫士认为，清朝官员没有那么大胆，因此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可能来自于中国朝廷高层的授意。
夹甫士没有辜负宋育仁的信任，他很快就完成了计划的前期准备，先是介绍了前智利海军将领麦福尔帮助购买船只。龚照瑗此前曾试图向智利购船，本来已经谈妥，由于智利、阿根廷两国间局势紧张，智利担忧一旦售出军舰，海军实力减弱，导致海权不保，因此临时毁约。这次宋育仁双管齐下，干脆请麦福尔跟智、阿两国一并谈判，同时向双方购买船只，避免其中一方担心。麦福尔依靠过去积累的人脉，很快就有了进展，一共谈下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以及其他辅助舰艇若干艘，足以组成一支小型舰队。
宋育仁又通过夹甫士，邀请了英国候补议员安杰华特参与筹划。安杰华特倒是真的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此时澳大利亚还是英国的属国，有不少的英国商人在澳经商，还组织了一个澳洲商会。中日战争发生，亚洲各国无不惶恐，澳大利亚离东南亚很近，商贸往来频繁，商会的成员们担心无辜被战火牵连，一直在要求成立自己的护航舰队，以达到保护商船的目的。安杰华特告诉宋育仁，他愿意利用自己在议会的影响力推动通过此事，然后通过澳洲商会的名义暗中为宋育仁购买船只，船上悬挂英国的国旗出港，这样就可以规避相关的战争禁售条例，更重要的是能达到趁机奇袭日本的目的。
对宋育仁他们而言，澳大利亚的出现简直是天意，它的地理位置让绕道菲律宾直攻长崎的计划能顺利进行，而其英国属国的身份又能避免麻烦的禁售条例。更巧的是，前北洋水师总教习、副提督琅威理正身处澳洲，这个因为倔犟去职，却在北洋水师中口碑良好的军官，完全可以就地在澳大利亚招募所需要的2000名士兵，经过训练后组成一旅水师。这样，等到船只、弹药齐备，就可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伪装成护航舰队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长崎和东京。为了说服琅威理参与这一计划，宋育仁专程从英国派人前往澳洲，面告琅威理本次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在获悉内情后，琅威理欣然加入，还表示要为中国政府“立一功”。
但这个计划花费颇大，需要上百萬英镑用于购舰和募兵。事已至此，再艰难都得继续下去，宋育仁咬咬牙，借！不过借款也不易，宋育仁之前曾受阻于伯和洋行的贷款。在夹甫士的帮助下，宋育仁终于联系到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并与该银行经理格林密尔商定：与银行立约借款200万英镑，另贷款100万英镑。这些款项包括兵舰、鱼雷快艇以及其他辅助舰艇的购买，再加上购买弹药和人员募集所需要的费用。要知道这是1894年的300万英镑，粗略估算：100多年前所借贷的30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英镑，再加上的宋育仁还谎称奉“密令”办差，朝廷一旦翻脸不认，那真是他身家性命难保。
战局恶化计划功亏一篑
借款后，宋育仁立刻展开购置战舰、招募水兵等行动。正在他紧锣密鼓地筹备长崎攻略计划的时候，国内战局陡然恶化。1894年9月17日，中日双方在黄海北部海域展开激烈海战，最终以北洋水师损失5艘军舰，死伤千余官兵，邓世昌等将官力战阵亡为结局。1895年1月底，日军水陆夹攻北洋水师根据地威海卫。2月3日，威海卫陆地悉数被日军占据；11日，提督丁汝昌拒降自杀；几天后，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到了这一步，中日之战其实已经落下帷幕，对于几乎丧失所有海上力量的中国来说，突击长崎的大计即便成功，也没有多余的舰队可以配合反击了。不过宋育仁依然没有放弃，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尾声，船只、弹药都已交接完毕，琅威理的募兵计划也十分顺利，眼看舰队马上就要成形，并将打着澳洲商会的旗号出发，万里奔袭长崎。
正在这时，离开许久的公使龚照瑗突然返回了伦敦。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瞒得过使馆的主人，很快龚照瑗就获悉了宋育仁的全部打算。龚照瑗惊得目瞪口呆，宋育仁这位副手的行为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趁他不在伦敦期间，宋育仁借下了一辈子都还不起的巨债，用个人的力量组织起一支舰队，招募了一批外国士兵，打算跨过三大洲，穿越三大洋，去突袭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城市，这简直是活生生的天方夜谭！
不论这个传奇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但在龚照瑗看来，关键问题是宋育仁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偏离了外交使节的职权范围。尽管如此，龚照瑗并没有处置自己下属参赞的直接权力，于是将查知的情况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由于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因此当北京获悉了宋育仁等人的活动时，大惊失色，李鸿章立刻表示反对；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当即下旨命宋育仁中止一切相关行为，定船、募兵之事一概作废，免去宋育仁参赞一职，同时电召他立即回国。1895年4月17日，就在宋育仁被免职拟回国时，李鸿章和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外国人士：又担心知晓此事的人们和舆论同情宋育仁，才决定就此作罢，没再作深究。清廷只是收缴了宋育仁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几乎被历史遗忘
满怀希望前来，带着失落而返。1895年7月，宋育仁只能收拾行李，踏上了返乡的航程，在船上他不禁“抚膺私泣，望洋而叹”，一路伤心了很久。一年前离开中国出使西欧时，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在西欧诸国亲身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差异和制度的先进，他当时又是何等惊叹不已：而一年后返回祖国，此刻他却是如此心灰意冷，满腔热情不被朝廷接受，奇谋为国换来戴罪之身，此番经历让宋育仁深感无奈。当宋育仁最终在1895年的年底回到北京时，他自言“重入都，历忆此行，怆如隔世！”。
就在这次回国途中，心潮逐浪的宋育仁提起笔来，详细陈述了此次购船、招兵的谋划与行动过程的《借筹记》。或许宋育仁的本意只是为即将面临的质询或审讯准备一份辩护词，或许想以文字表达自己的壮志未酬之情，但在不经意之间，《借筹记》一书却为中国激荡的百年史，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近乎传奇的真实记录。
此事已过去100多年，除却宋育仁事后所写的《借筹记》中讲述了相关的一些事情外，其他历史资料关于此事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关于宋育仁奇袭日本计划的整个事件仍疑点重重，甚至差不多已被人们遗忘。但重温这段历史，可能对我们有所启迪。假设他这一奇袭计划当时得以付诸实施，不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或许会逆转，而且百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历史不能假设，也不会重复，只能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段被湮没太久的秘史奇迹般地浮出，露出“冰山一角”，并在国内军事网站上作为个案发布，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一片惊叹：作为一介书生的这位清朝外交家，为了挽救战争败局，竟然能提出袭击日本本土的好点子，并为了实施计划而四处奔走，真是难能可贵！虽然不幸的是，由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以及“求和派”的阻挠，计划最终夭折，但是这位提出惊天计划的人物——宋育仁，确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