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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
西安事变，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折点，涉及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西安事变第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是抓蒋。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会谈之后，共产党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怎奈蒋氏顽固不化，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这时，张学良深感无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谏的意念。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无路可走之时，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事变的建议。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会谈”时化“反”为“逼”，也可以视作周恩来在张学良的心底于无形中埋下了抓蒋的第一粒火种。杨虎城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破题人、引爆者、火枪手。那时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近20万，最具实力。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自然是兵谏能否付诸实施的最关键的人物。西安事变如果缺少周恩来，则没有火种;缺少杨虎城，则无从起火、引爆;缺少张学良，则没有实力，无从实施，无法成势。这样看来，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为最后消灭红军，蒋介石赶赴西安，也是兵谏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就心计手腕、政治权术而言，蒋介石在当时是个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杨虎城对蒋之评价）。那时，西安特务多如牛毛，张、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局势了然于胸，对西安火药桶似的形势也反复地揣度过、掂量过。他敢来西安督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即使如此，蒋介石仍然被抓、被扣，这愈益证明张、杨二位将军斗争艺术的高超与绝妙。二位将领抓住了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蒋介石，这是西安事变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
西安事变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中是一个特例。
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即是否要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底里冒出来的。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兵谏一发动，苏联在广播上说张学良的行动是受日本人的指使，张学良极度愤懑。当时的共产党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共产党也起了疑心。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共产党的态度至关紧要。起初，共产党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汪精卫一旦当政，亲日派当家，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这一切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这体现了大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杨虎城也在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
抓蒋，是三位一体的共识与合力;放蒋，属于和平解决的必然步骤;而送蒋，则是张学良独自决定的。
张在口头上说他送蒋归宁是为了向蒋去讨债（讨还蒋在西安的许诺），而其心底很可能埋伏着未曾说出口的话：“解铃系铃，我一人承当，你们谁也别想‘火中取栗’，借这场兵谏给你们自己捞什么实惠与好处。”从张学良愤怒斥责阎锡山的声音里，明白人不难听出张学良极度愤慨的心声。张学良决意送蒋，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了。
张学良提出送蒋，周恩来与杨虎城，以及其身边的心腹都表示反對。放蒋而不送蒋，三位一体可以团结更紧，合力争取蒋所许诺的六项条款，和平解决成果会更圆满。而送蒋，蒋介石翻脸食言，张学良被审、被扣，最有实力的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少壮派与元老派在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导致自相残杀的“二二”内讧，导致三位一体迅速瓦解。倘无周恩来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和平解决时所谈成的条款几乎全部泡汤。由于送蒋，东北军分崩离析，西北军也难以立足于陕。更悲惨的后果是：张学良被囚54载;杨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惨遭杀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所谓的豪侠、坦荡，也仅是“江湖义气”而已。有人会提出，毛泽东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讲道：“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难道毛泽东也说得不对吗？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良已被囚禁于溪口，而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能挑破张学良的送蒋之举是“心血来潮”“忠君义气”吗？毛泽东这样讲，分明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国共之间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码。张学良是位年轻有为的军事家，而毛泽东不单是军事家，更是位目光深远的政治家。为了对付老辣奸诈的蒋介石，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之举只能这样评价。
西安事变，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折点，涉及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西安事变第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是抓蒋。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会谈之后，共产党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怎奈蒋氏顽固不化，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这时，张学良深感无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谏的意念。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无路可走之时，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事变的建议。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会谈”时化“反”为“逼”，也可以视作周恩来在张学良的心底于无形中埋下了抓蒋的第一粒火种。杨虎城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破题人、引爆者、火枪手。那时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近20万，最具实力。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自然是兵谏能否付诸实施的最关键的人物。西安事变如果缺少周恩来，则没有火种;缺少杨虎城，则无从起火、引爆;缺少张学良，则没有实力，无从实施，无法成势。这样看来，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为最后消灭红军，蒋介石赶赴西安，也是兵谏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就心计手腕、政治权术而言，蒋介石在当时是个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杨虎城对蒋之评价）。那时，西安特务多如牛毛，张、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局势了然于胸，对西安火药桶似的形势也反复地揣度过、掂量过。他敢来西安督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即使如此，蒋介石仍然被抓、被扣，这愈益证明张、杨二位将军斗争艺术的高超与绝妙。二位将领抓住了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蒋介石，这是西安事变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
西安事变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中是一个特例。
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即是否要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底里冒出来的。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兵谏一发动，苏联在广播上说张学良的行动是受日本人的指使，张学良极度愤懑。当时的共产党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共产党也起了疑心。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共产党的态度至关紧要。起初，共产党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汪精卫一旦当政，亲日派当家，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这一切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这体现了大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杨虎城也在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
抓蒋，是三位一体的共识与合力;放蒋，属于和平解决的必然步骤;而送蒋，则是张学良独自决定的。
张在口头上说他送蒋归宁是为了向蒋去讨债（讨还蒋在西安的许诺），而其心底很可能埋伏着未曾说出口的话：“解铃系铃，我一人承当，你们谁也别想‘火中取栗’，借这场兵谏给你们自己捞什么实惠与好处。”从张学良愤怒斥责阎锡山的声音里，明白人不难听出张学良极度愤慨的心声。张学良决意送蒋，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了。
张学良提出送蒋，周恩来与杨虎城，以及其身边的心腹都表示反對。放蒋而不送蒋，三位一体可以团结更紧，合力争取蒋所许诺的六项条款，和平解决成果会更圆满。而送蒋，蒋介石翻脸食言，张学良被审、被扣，最有实力的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少壮派与元老派在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导致自相残杀的“二二”内讧，导致三位一体迅速瓦解。倘无周恩来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和平解决时所谈成的条款几乎全部泡汤。由于送蒋，东北军分崩离析，西北军也难以立足于陕。更悲惨的后果是：张学良被囚54载;杨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惨遭杀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所谓的豪侠、坦荡，也仅是“江湖义气”而已。有人会提出，毛泽东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讲道：“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难道毛泽东也说得不对吗？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良已被囚禁于溪口，而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能挑破张学良的送蒋之举是“心血来潮”“忠君义气”吗？毛泽东这样讲，分明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国共之间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码。张学良是位年轻有为的军事家，而毛泽东不单是军事家，更是位目光深远的政治家。为了对付老辣奸诈的蒋介石，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之举只能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