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闻一多二人在对待作诗的态度上截然不同。郭沫若作诗，主张“写”；闻一多作诗，则主张“做”。“写”和“做”在这里各自具有着其特殊的含义。“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自然流露”；而“做”则强调艺术上的加工追求。郭沫若为强调“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时候”，他说“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那“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因而他不愿意‘做’诗，而愿意打破一切诗的形式去写他自己认为有“力感”的东西。而闻一多则不然，他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直接批评说“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在《冬夜·评论》中，闻一多认为：“在诗的艺术，我们所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是文字。”并且说这就“好像在绘画中是油彩和帆布，在音乐是某种乐器一般”。正因为如此，文字成了诗人的用力的焦点，他坚持认为“诗是诗人的作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一样。
　　郭沫若的爱国诗其实是为青春热情寻找诗的语言和形式，他的《天狗》和《凤凰涅槃》贯注的便是一个热情、未历人生沧桑、尚处于理想主义阶段的青年的精神，它直露但不空洞，大胆但非胡诌，毫无遮拦的热情恰恰只有在郭沫若的诗的形式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他有建功立业，自大于世界的野心。闻一多的爱国诗不在渲泄似乎也是为了蓄积，他将情绪以诗的形式聚积并储积起来，只给有限的渲泄，但这渲泄全似乎也是为了储积。所以他的诗歌读了令人感到含蓄有味。
　　郭沫若与闻一多的思想感情和诗的个性都是中华民族的那个特定时代所铸造的。正是在中华民族失去了固有的天朝大国的地位之后，正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的时候，正是在中华民族必须振拔而尚无振拔的社会文化机制的时候，才产生了他们的诗歌，产生了他们诗歌的独特意象群体和独特语言形式。郭沫若的诗歌表达的是人类的某些普遍愿望和感情情绪，是以这种愿望和感情情绪的本应有的语言和语言形式直接表现的；而闻一多则是以人类的普遍感情、情绪开始着发生形态的变化，一切都在特定民族的特定时代与现实社会的阻抑中发生着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爱转化为恨，泪变为笑，温情因压抑而有了力度，美好而朴素的愿望开始露出狰狞严酷的面庞。
　　郭沫若和闻一多成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第一个十年的代表人物。正如“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有着无羁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这里同时有西方浪漫主义与庄骚传统的影响），他们共同使新诗真正冲出早期白话诗平实、冲淡的狭窄境界，飞腾起的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而闻一多又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之中”。而他们对于时代的切入、对于新诗的变革、对封建意识的反叛以及对人的肯定、对生活的探索、对美的追求、对自由的歌颂、对爱情的向往等等，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新诗的完整风貌。但由于审美风格，划出了新诗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他们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往往会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李白与杜甫。如果说，郭沫若如同李白“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闻一多则好像杜甫“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的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是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借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闻一多是在中国新诗踏入“迷途”，诗坛最为混乱的关键时刻，站出来给予有力的澄清与求证，引导新诗入正当轨道的杰作诗人。虽然二人诗歌创作方法不同，而爱国是他们表现的基本主题和情感归宿，他们在诗歌史上都具有至高的历史地位。
　　
　　单位：湖北利川市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