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一节讲理想信念的课竟然上成了算术课！
　　
　　那个叫陈健斌的男同学，气定神闲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给我和全班同学算起账来：“我的理想很简单：80岁时能安享晚年。80岁要能真正休息，那60岁就得退休，如果60还不退休，说明我还要发挥余热补贴儿女家用。60岁要退休，那我40岁要达到事业顶峰，所以，我30岁就必须创业，还得成家。按照武汉的消费水准，成家买房得60万，追女友5万，娶妻10万，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5万，创业经费至少20万，所以在我30岁时我必须要赚够100万。我大学毕业时22岁，如果我顺利地一毕业就工作，那我至少一年必须收入12万，月薪1万。可据我们辅导员说，我们最优秀的学长们毕业后收入最高者月入4000。所以，我必须比他努力2.5倍，这渺小的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也是很渺小的了，即使能实现，也够我奋斗一辈子啦！”
　　“哗——”掌声夹杂着笑声响起。我也笑了。我趁势拿出另一份账单：“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度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我哪有什么未来，我的未来就在当下，在眼前。”这是电视剧《蜗居》里海萍对海藻说的一段台词。我这边念着，台下这些还没有操心过柴米油盐的男孩女孩们就看着屏幕，叹息着。
　　但，这只是现象，现象背后，我出了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逻辑题：到底是因为现实太沉重而没有理想，还是因为没有理想而让现实太沉重？
　　生活确实有些沉重，但是这沉重中有多少是客观的，又有多少是主观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客观说起来，比起我们今天的生活来，是不是要艰难得多？为什么他们中有远大理想的比我们多？为什么马加爵走上绝路，行刑前说：“我觉得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失败。”我们学校的许大卉，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带着病父痴母上学，却能自立自强还充满阳光？
　　台下沉思了。
　　最后，我也来晒一下我的账单：恋爱四年，男朋友只送过我一次花，还是捱到情人节晚上十点以后买减价的，所以他追我的4年花了1000块不到；因为不想啃老，认为自己一点一滴凑起来的家更牢固，所以结婚时婚礼和家具一概从简，一共3万；生孩子时，我们所有的积蓄加起来5000多一点；我们至今没有自己的产权房，按月交房租给学校，月支400；穿衣只求大方自然整洁，所以吃穿用度月均1000，够了；孩子不上贵族幼儿园，月费400；别人开车去游乐园，我们徒步去就近的田野里观察大自然四季的变化，所以交通费每月50即满；手机只求有最简单的通话短信功能即可，所以通讯每月50即可。生活有些压力（完全没有压力的生活也不正常）但是我们过得比较幸福，尤其是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荡秋千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羡慕。正是因为如此，在压力之余，我还有热情用在工作上，并且享受教学的乐趣，收获感动他人的感动。
　　可见，现实也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她可以是我这样的，也可以是如海萍这样——由不断叠加的账单组成的，这个账单的数字的增加是她的痛苦来源，又何尝不是她以为的幸福呢？因为数字越大，代表着物质生活质量越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生活品质”吧，是better，是more。其实，生活中处处是“舍得”的哲学，有得必有舍。我的账单不是标准，只是一种不随流（切忌“不入流”哦）的态度。海萍在这段台词之后，还有一句，说她总觉得她不是在人群中走路，而是被人群裹挟着前进。当众人湮没于“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加法潮流中时，适当地做做减法，未尝不是一种智慧。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