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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园是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作品中时隐时现的恒久主题之一。通过精神还乡下的“家园”回归、立足“边界”的家园书写和超越家园的文化身份三个层面分析,文章指出,拉什迪的家园的想象和呈现不仅蕴含了其对家园的精神追寻,而且超越了以物质家园为主题的文化书写,演变为重构移民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寻求移民文化认同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拉什迪;流散;家园书写;文化认同
“家园”历来是文学作品的母题。它不仅可以指代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如一间房子、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也是指代一个情感意义上的存在,如愉快或悲伤的记忆、亲密的家庭关系,更是让人有“安慰、舒适感、归属感以及伙伴和共同体关系”[1]8。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家园”总是与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现实中的家园会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二战”后,随着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各种原因漂泊在世界各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家园”概念被彻底解构,并在新的时空中得以重构,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一方面,移民在内心里会排斥家园的改变,并借助各种方式努力弥合业已出现裂痕的“家园”;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书写的方式试图在心中重构一个完整的“想象的家园”,并以此应对因身份迷失所导致的心理焦虑以及文化认同危机。因此,移民的家园书写与流散个体的身份重新定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作为一位大半生“混迹”于西方社会的印度裔英国移民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ir Ahmad Salman Rushdie,1947-)的流散经历和“去国”状态让他不仅时刻回望业已逝去的“老家”印度,而且无数次地检视着自己所置身的“新家”——英国和美国,并试图在比较中重新建构理想的“想象的家园”。换言之,拉什迪通过家园书写不仅思考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移民和发展等问题,还试图努力追寻着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身份归属问题:我是谁?
一、精神还乡下的“家园”回归
作为一位典型的后殖民流散作家,拉什迪从1961年起便离开承载快乐童年的故乡孟买,踏上了前往英国伦敦的流散旅程,同时也开启了“几分普鲁斯特式”(Somewhat Proustian)[2]23的追忆之旅。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不论拉什迪身处何地,他始终在作品中不时回望印度,并将其作为他刻画的所在地的参照系。对此,玛丽·卡尔(Mary Karr)在一次访谈中说:“拉什迪……不是一个善变的人。他对印度(尤其是孟买)无法释怀的记忆”[3]B8。可以说,印度不仅仅是拉什迪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苦心经营的文化家园。只不过,自从拉什迪踏上异国求学之旅起,他就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那个“家园”了。随着印巴分裂后孟买的宗教冲突不断,拉什迪的父亲决定举家迁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什迪心爱的孟买和印度家园被巴基斯坦和英国的“新家”所取代。自此,拉什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的家园究竟在哪里?
从1970年代起,拉什迪曾先后携妻儿重游印度孟买,试图寻找自己失落的时光。他清楚地知道,尽管故乡一切如旧,甚至“当地电话簿上还能找到父亲的名字,就像他们全家还没有搬到巴基斯坦一样”,但这种真实的存在只不过是幻象罢了,那个“曾占去他生命一半”的孟买早已失去了[2]9。因此,拉什迪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小说来描写那个失去的家园和逝去的岁月。他说:“我必须重新认识这个城市——以及我对它的回忆。我想讲述印度的故事,讲述我自己的故事”。[4]40在《想象的家园》一文中,拉什迪这样写道:“像我一样流亡在外,异地漂流,没有国家的作家,都会被一种失落感纠缠……远离印度造成的最深层的不确定感,意味著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将那些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再也没有完璧归赵的可能性了。”[2]10
很明显,拉什迪内心是失落的。对他来说,造成这种失落感的原因不仅仅有时光的流逝,更有地理空间的阻隔和错位(dislocation)。在二者的交错中,拉什迪对于故乡的记忆变得扭曲。他既不能像普鲁斯特那样追忆“流逝的年华”,又不得不面对去国离家带来的这种空间错位。因此,他只能慨叹道:“过去方是我的家园,即便那是一个已经失落在时间迷雾和失落城市之中的失落的家园”。[2]9从拉什迪连用的三个“失落”(lost)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流散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强烈错位感。拉什迪曾不无遗憾地表示,自己不能像早前的那些有根的作家那样拥有自己的文学地盘——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多娜·维尔蒂有密西西比,哈代有维克塞斯——因此,“每当我着手写一个句子时,都不得不虚构一块土地供我立足”。[5]2-3正是在这块虚构的土地上,拉什迪不断展开自己精神上的家园回归。
二、立足“边界”的家园书写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身份往往与其出生地、语言、家庭和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它不会突然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基本上是单一的、固定的。但在后殖民时代,当移民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异质文化时,他们的传统身份和文化的连贯性开始被打破,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定位(relocation):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拉什迪曾自问道:“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作为一名印度作家意味着每天都要面对自我定位的问题。印度之外的印度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在捍卫一个文化的同时又不将其僵化?”[2]17
与大多数流散、移民作家一样,拉什迪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东方的,尤其是印度的,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和复杂的宗教信仰,为拉什迪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另一方面,西方的,尤其是英国的,文学文化的渗透教育和多年的移民经历,让拉什迪始终站在“东方”的边缘,以一个局外人(outsider)的身份审视着母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拉什迪曾宣称,他不完全从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而是作为一个双重的边缘“他者”游走于这两个世界。他希望自己能像短篇小说集《东方,西方》(East,West)书名中间的那个“逗号”一样,始终介乎于东方和西方的中间。拉什迪说,“我就是这个逗号,或者至少我生活在这个逗号里。”[6]49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作家,拉什迪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划分标准,移民作家大致有三种:一是无法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隔离感和孤独感;二是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三是彻底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之根[7]91。很显然,拉什迪很难被归入任何一种。拉什迪是一个双重移民作家。一方面,他虽出生于印度,却并不属于印度主流社会的印度教教徒,而是一个穆斯林;虽然他后来随家人搬迁到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纯净”的巴基斯坦,却又因难以忍受那里压抑的政治氛围,很快便离开那里,前往英国定居。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东躲西藏生活后,拉什迪又前往心仪已久的美国,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另一方面,拉什迪虽然接受了南亚次大陆传统文化的熏陶,却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并在毕业后加入英国国籍,辗转于英美等西方世界。可以说,拉什迪就像一个无根的浮萍一样,始终漂浮在两种文化、四个空间之上。然而,不论是以印巴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都无法单独获得拉什迪的完全认同。换言之,拉什迪注定只能置身于这样一个由不同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的中间地带,这同样也注定他只能拥有一个“非此非彼”的暧昧身份。通常说来,这种含混不清的身份定位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和焦虑,很容易让移民(作家)产生一种去国离家的怀旧和乡愁、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异化、文化认同的焦虑和危机。然而,在拉什迪看来,移民所经历的时间、空间和语言的多重“错位”(displacement),却让他们摆脱了传统民族主义等力量的控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让他们可以同时看到“里面”和“外面”。在《想象的家园》一文中,拉什迪写道:
我们现在部分属于西方,我们的身份是多重而不完整的。有时我们会觉得横跨两种文化,有时,我们又坐在在两个凳子之间。尽管这地方暧昧而游离不定,但对占据此地的作家来说,倒是一块肥沃之地。假如文学部分的存在是要寻找穿透现实的新视角,那么又一次,我们的背井离乡和由此而得的远大地理视野,应当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角度和视界[2]15。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拉什迪展开了他的独特家园书写。
首先,拉什迪创造性地推出了“边界书写”(border writing)这一概念和创作技巧。所谓“边界写作”,顾名思义就是指作家立足于多元文化的边缘,以一种单一民族文化作家所不具有的、更为宽广的移民文化视角,来观察并书写宗主国或母国的一切。与基于单一的文化视角下的写作不同的是,“边界写作”赞美的是“混杂性、非纯洁性、杂糅性,是源自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之间新的、意想不到的混合所产生的变形”。[2]394换言之,混雜性是拉什迪边界书写的最大的新颖之处。一方面,拉什迪在写作过程中将印度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等本土语言和文化与“正统”英语相混合,在“为英国文化带来了异质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使其呈现出杂交和多元的性质”。[8]172在拉什迪看来,这是一种“去殖民化的语言”。[4]6它没有疏离拉什迪与母国在精神层面上的关系,“也没有销蚀他对印度本土的记忆,反而赋予他的作品一种力量,使之能够向全世界充分讲述印度的过去、历史和文化”。[9]95正是通过将英语与民族语言的融合,拉什迪创出一种混杂的边界语言,“实现了身份的跨界流动。”[10]83另一方面,拉什迪彻底打破虚构与真实、想象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并戏谑地将严肃的历史史实与虚构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他借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并结合印度次大陆文化的神话性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变形技巧,以神话原型作为叙事的潜结构来展示文化混杂、社会矛盾和现实的荒诞。在拉什迪看来,虚构艺术的精髓就在于“用一种完全非历史的方式来考察历史……(我们)要牢记历史(history)与故事(stroy)之间的关系。意大利语storia一词就包含‘历史’和‘故事’双重意思,而乌尔都语qissa一词同样包含‘传说’(tale)和‘历史’之意”。[11]136此外,拉什迪还将后殖民与后现代结合在一起,不仅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后现代中的拼贴、复调、互文等技巧,还将哥特式小说、科幻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手法混杂其中,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区别。这些新颖的“杂交”叙事方法,不仅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原则下设置的传统文学范式。
其次,拉什迪巧妙地运用了“破碎的镜子”技巧。在《想象的家园》的开篇,拉什迪这样写道:“也许,一个在境外写作的印度作家,要想能够描写这个世界,是不得不在那些破碎了的镜片中寻找的,哪怕有的碎片已无可挽回地失落了。”[2]10-11在拉什迪看来,以拉·克·纳拉杨、拉贾·拉奥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笔下的那个永恒精神家园只是一个幻觉。他本人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幻觉,打碎这个“镜中的家园”,并通过各种方式让这个“破碎的镜子”[12]30重圆。拉什迪认为,虽然那些“破碎的镜片”般的记忆碎片不可避免地具有断裂、模糊以及碎片化等特征,但它却“具有完好无缺的镜子的价值”,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面怀旧的镜子,也是反观当前的有用工具……同时,它还能使一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东西变成了象征符号,使一些俗世事物具有了超然性质”。[2]11-12拉什迪正是通过这些记忆碎片将遥远的过去带到当下,并成功地“修复历史的伤害”[13]276-277。在修补、装饰和重新组合这些“碎片”的过程中,拉什迪不仅有效地弥合了自己叙述家乡时因地理、文化空间错位造成的种种断裂,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想象的家园”,并“在得失之间找到了自我的平衡,由此获得了新的空间”。[14]101
三、超越家园的文化身份
很明显,拉什迪的家园书写显然并非早期移民作家笔下单纯的怀旧或者淡淡的乡愁,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殖民统治、极权主义、种族主义、人权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工业、消费主义等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题材。不同于早期移民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乡愁”母题,拉什迪笔下的家园叙事少了那种缠绵悱恻、感人肺腑的“恋家”情结描写。换言之,拉什迪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带着沉重的、满载着历史的“行李箱”。 一般说来,移民从老家带来的这些行李箱往往暗喻着记忆和过去,里面装载的照片、小盒子、纪念品也随着主人到处漂泊。“这些行李箱越重,所载的记忆也越重,对过去的承担也越重”。[15]6在小说《羞耻》中,拉什迪写道,移民最大的劣势是“空荡的行李箱”。这里的“行李箱”显然并非那种“装几件意义被抽干的纪念品”的“有形的、也许是纸板的”行李箱,而是移民随身携带的那只“‘看不见’(invisible)的文化行李箱”,[16]71而且其中所装纳的文化内容“已不是区域性,而是多元化,全球性的了”。[15]8
同样,拉什迪超越了民族主义对家园(包括民族与国家)的狭隘理解,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诠释20世纪中后期乃至新千年的移民“新”家园。在拉什迪看来,如果国籍或者护照并不足以定义一个人身份的话,那么,出生地或者居住地同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来确定一个人的“家园”。一方面,“传统的家园/故国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抽象符号,而是充满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与‘世界性’密切粘连着、互动着、协商着、碰撞着”。[17]30当移民的文化和地理等空间发生多重错位时,他们需要不断根据这一新的语境,对家园进行持续的重新定义。另一方面,拉什迪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对“家园”的理解始终持续保持一种开放的、“不确定性(unstuckness)”[18]35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早期移民所经历的跨国度、跨语言、跨文化的体验已然变得司空见惯。新时期的流散者可以自由频繁出入“家园”,并逐渐摆脱“处处是家,无处是家园”的窘境。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凄凉无助已渐渐淡化,更多地是以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视野审视故园、批判故园、反思人性、表达人性”。[17]30这一点就像拉什迪小说《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西(Dorothy)所说的那样,“没有像家的地方”。[3]B8如果说奈保尔的这种“家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是后殖民个体较为悲观的异化,那么拉什迪则是以一个更加积极的精神对待后殖民语境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即“家可以是任何地方”[19]204。换言之,在拉什迪对“家园”的思考中,或许“哪里不是我的家”比“哪里是我的家”更具有现实和形而上的意义。
在萨义德看来,拉什迪所说的“暧昧而游离不定”的地方恰恰是移民和流散者存在的空间。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写道:“流散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20]45霍米·巴巴则将这样一个由不同文化冲突、交融的和抵抗的空间称作“间质空间”,或“第三空间”(Third Space)。“尽管它自身不可再现,却构成了表达的话语条件,这种表达保证了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没有任何原初整体性或固定性,保证了甚至相同的符号也可以被挪用、翻译、再历史化、重新解读”。[21]37因此,身处其中的文化主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自我”文化的束缚困境,抵制“他者”文化的压制。同时,在自我和他者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主体最终形成了混杂的文化身份。
在散文集《想象的家园》和小说《羞耻》等作品中,拉什迪曾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被翻译过的人”(a translated man)。吉安娜·桑加(Jaina C. Sanga)认为,在拉什迪作品所涉及的五个共同主题(移居、翻译、杂糅、亵渎和全球化)中,翻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22]48。在拉什迪看来,“从词源上讲,‘翻译’一词来自拉丁语translatio,意思是导向彼方。出身跨界(being “borne across”)的我们因而是被翻译过的人。一般说来,在翻译过程中,总会失去一些东西;不过,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能获得一些东西。”[2]17很明显,拉什迪此处强调的“翻译”已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字、文本间的跨语转换,而是更多地指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如英国人想把印度人“翻译”为英国人,有些印度人也渴望把自己“翻译”成英国人。同样,“拉什迪强调的并不是失去的东西——印度文化,而是获得的东西——通过西方文化而使印度文化得以更生……拉什迪变成了两种文化的翻译者”。[14]99
在桑加看来,拉什迪所说的“翻译”其实是“一个使用语言对已经形成的文化、社会、政治意识模式进行再创造和重新建构的过程”。[22]48它除了带来语言的变化、地域的变化和文学样式的变化之外,还带来了文化和人的变化。它让移民作家在跨文化的同时,也让他们把“被殖民主义扯碎的世界再次拼拢起来,把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连接起来”。同时,这种文化翻译的经验“不仅能刺激发明的灵感,而且也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去观察作家‘老家’所在国的情况。再说,‘出身跨界’能为那些‘出了国的作家提供素材’,这种素材‘能赋予他们那个完全脱节的世界以想象的形式’”。[23]276而基于这种“多文化翻译”之上的写作,也已经被广泛视为“对抗性的,反权威主义的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本策略”。[24]229于是,这位“被翻译过的”拉什迪开始通过自己的小说来寻找“如何衔接他抵达的不同世界”,探索“如何将这些世界连接起來——不仅仅是东方如何流入西方,以及西方如何流入东方;而且是过去如何塑造现在,现在如何改变对过去的理解;以及想象的世界……是如何渗透过终日将其分离的边界的”。[25]68-69换言之,拉什迪决定立足于自己混杂的移民体验和双重边缘“他者”的混杂身份定位,在东西方文化的边陲上开展“边界写作”,以期创建一个想象的家园。
拉什迪的家园书写是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永恒主题,表达作家浓厚的家园情怀和对家园归属的渴望,这为探讨其作品所反映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切入口。通过对物质家园和自然家园符号的观察和体悟,拉什迪将关注点转向全球化时代移民主体,从而超越了以物质家园为主题的文化书写。与此同时,他借助于立足“双重边界”的家园书写策略,最终将落脚点放在新时期移民群体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的重构上,构建了一个集家园的物质性、意识形态、生态与时政时空交织的多元立体的家园共同体。很明显,拉什迪的家园书写已经成为其重构移民文化身份,寻求移民文化认同的有效工具。凭借丰富的想象、魔幻般的叙事与哲理性的思考,拉什迪的家园书写为建构印巴移民文化共同体成为一条合适且有效的途径,成为后期移民作家创作可供参考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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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萨尔曼·拉什迪跨国小说中的移民共同体书写”(SK2020A0073)
作者简介:刘苏周(1976- ),男,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校聘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后殖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