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上讲全球化、讲洋味儿，一但牵涉嘴巴，还是非常执着。西餐馆中，仍是我行我素，直把西菜当中餐。
　　20世纪初，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许多青年纷纷出洋，读书报国也好，光宗耀祖也罢，只要有钱，都可以到国外学习；就算缺钱，也有勤工俭学这条路。出国容易，但一到异乡，面临的饮食问题，可就五花八门。
　　1920年代，中国的西式饮食并不常见，除了上海、北京、天津等有租界、有外国餐馆的城市能见到洋菜馆外，国人一般没见过吃西餐。留学生放洋之前，也没有人给开个课，提个醒。1919年，画家徐悲鸿带着蒋碧薇一起，经伦敦前往法国念书。船抵伦敦，便有留英同学接待，前往英国学生会用餐。吃饭之前，当地接待人员手持全套西式餐具，站在凳子上讲解进餐礼节，一再叮嘱：吃饭最忌发出声响，不但刀叉不可碰撞，喝汤也不可有嚄嚄之声。蒋碧薇记载：讲解之后，进入餐厅，头一道便是汤。一开动，唏哩呼噜之声四起。刚才的提醒，完全抛到九霄云外。我行我素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所在。
　　钱钟书小说《围城》的主人翁方鸿渐，国内念完大学，受到岳父资助，前往欧洲混了四年。回到上海，遭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批评吃相坏，“喝汤的时候，把面包去蘸。吃铁扒鸡，不用刀叉，把手拈了鸡腿起来咬。”还说：“吓，这算什么礼貌？我们学校里教社交礼节的Miss Prym瞧见了，准会骂他猪猡相”。
　　当年的留学生要是不习惯西餐，只有自己做。钱钟书就不喜欢西式饮食，在牛津念书时期，曾写下“夷味何能辨素荤”的句子，当然得自办伙食。他跟杨绛两人轮流做饭、炒菜，熟能生巧，红烧肉、腌笃鲜等江浙菜肴都能上桌，正如杨绛自述：“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中国人吃中式饮食，本在情理之中，也没有任何困难，一旦要改拿刀叉，就像读书人拿钉耙，并不容易。日本人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日本西化虽然起步较早，但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吃西餐仍不利索，不改一股别扭劲，这且不谈。
　　近代中国经过许多战祸，生活并不富裕，自然无从讲究饮食。过去三十年，两岸同胞都已经脱贫奔小康。现如今，中国可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从餐馆林立可以看出端倪，观光客也出现在世界各地。只是口头上讲全球化、讲洋味儿，一但牵涉嘴巴，还是非常执着。西餐馆中，仍是我行我素，直把西菜当中餐。自助式餐馆随处可找到例证。
　　西式自助餐，香港人称“部飞”（buffet），是一种新流行的饮食方式。Buffet原是法文小边桌，19世纪以前，但凡大户人家邀宴，为了便于招待陆续抵达的宾客，会先在大厅中支几张桌子，摆上小点心、饮料，请大家自取。客人到齐后，再一起移驾餐厅用膳。20世纪以后，大型酒店往往也承包这种buffet形式的宴会，自取自食，主客两便。20世纪末，自助式餐饮逐渐流行，甚至全时供应，成了今日的西式自助餐，且多标榜吃到饱（all you can eat）。
　　即便是自助餐，也得要有规矩，几种常见的现象，最好能免则免。自助餐式标榜尽吃管饱，随时添加，取食之际，不妨少量、多次。曾见过有人从生菜色拉到冰淇淋，一股脑堆满一盘，这样甜咸不分、冷热夹杂，能好吃？您多走两趟，前菜、主菜与甜点分开，不是挺好？有些人天生优柔寡断，面对诸多选择，不知从何下手，只好杵着不动，也不管后头有多少人排队。别人表面不说，心里一定嘀咕。还有种人，取了饮料，立刻享用，拿了两块肉，也得边走边吃。更有嘴里东西还没咽下，就急煎煎地站起来，取下一盘；万一有个闪失，岂不尴尬？就不能先回座，才慢慢享用？真有这么急？
　　18世纪以前，意大利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标竿，西方谚语才会说：到了罗马，就学着罗马人怎么做。不像咱国人，不管到何处，都奉行中国文化至上论，我行我素，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虽未必缩，但从不自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