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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放眼世界，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概括地说，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世界贸易投资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不断紧张升级，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政策的宽松力度持续加大。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虽然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同时，2020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为此，银行业更要把握好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在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提前疏导和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暴露，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此背景下，本刊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于2020年9月29日在北京隆重举办。本届论坛以“大变局下的银行业：防风险与稳增长”为主题，邀请金融领域精英汇聚一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共同探讨银行业如何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银行业平稳发展。本刊特将这些思想的火花摘登在本期“银行家论坛”栏目，以飨读者。文章根据专家发言整理，部分内容未经本人确认。
王力：主编致辞
自2005年以来，《银行家》杂志将关于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和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披露，在业内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反响。由《银行家》杂志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银行家论坛”也已经成为银行家们经验交流、智慧分享、观点碰撞的思想盛宴。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立即出台应对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定市场预期，在特殊时期凸现了金融创新的活力。我们也看到，金融业在应对疫情的过程当中，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以说疫情的冲击为金融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探索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
展望未来，我们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银行业应当始终将依法合规放在经营管理活动的首位，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降低自身的风险，实现自身的新发展并提升全球竞争力。防范风险、改革开放、转型创新将成为中国银行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的时代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使命。“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以“大变局下的银行业：防风险与稳增长”为主题，诚邀金融领域精英汇聚一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共同探讨银行业如何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中国银行业行稳致远。
王兆星：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八大因素及应对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给人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也对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疫情给经济和金融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非传统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影响。
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八大因素
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八个方面。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
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機。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倒闭破产，就会引发再一次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地区军事冲突、国际恐怖主义的攻击及战争等也是非传统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这些风险问题会直接对相应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更加严重的破坏和冲击，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上述非传统金融风险突发性强，往往以突发事件的形式爆发，首先导致经济停摆、金融服务中断等，之后引发企业和居民债务违约增加、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金融市场动荡等金融风险，其中严重的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国家安全问题。
应对措施
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和防范。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的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加强预防和控制，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
提早完善金融机构应急服务机制。金融机构应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充分考虑非传统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列明应对手段和保障措施。当发生非传统金融风险、正常金融服务受限时，灵活采取备用应急措施，保持客户服务的持续性，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为客户办理账户查询、挂失、补办、提款、理赔等业务提供更加便利的绿色通道。
完善金融应急支持机制。针对非传统金融风险制定一揽子应对预案，及时出台针对性政策，指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影响的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如：对运营困难的企业和收入受影响的个人延期还本付息、减免贷款本息、减免佣金和手续费、暂缓调整征信记录;向困难企业和居民提供小额贷款、续贷等救助性资金支持;保险机构加快理赔速度、延长理赔时限、扩大保险责任范围，并积极开展相应保险产品，完善保险保障。
完善逆周期调节与风险抵御机制。在风险应对期间，应有效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重点针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救助，对高风险暴露的机构实施紧急接管;合理采取逆周期监管措施，适度调整准备金、资本、流动性等监管指标要求，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股东增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发行优先股和资本债券等方式补充资本;限制金融机构对股东的股利分配和实施股票回购，限制薪资水平，减少运营支出。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机制。完善金融机构救助体系和中小机构流动性互助机制，探索保险保障基金、信托基金等在非传统金融风险应对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大力发展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共同应对风险损失。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灾备体系，确保金融体系重要信息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
（王兆星系国务院参事、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
盛松成：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适合国内外形势
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我国自2005年开始进行“汇改”以来，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是2015年的“8.11”汇改，也就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为了应对“8.11”汇改后的资本流出和汇率波动，2017年5月我国央行又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当然，逆周期调节因子的运用并不是很频繁，尤其是最近一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目前没有必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做较大改动。
之所以说没必要对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做较大改动，是因为如果做较大改动，无非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汇率的日波动幅度提高到±2%以上;二是取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自2014年人民币汇率日波动幅度提高至2%以来，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日波动幅度基本都没有触及2%，这说明2%的日波幅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已经比较宽松，没有必要再提高。事实上，企业往往希望汇率基本稳定，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干扰，企业可专注于生产和经营，而不需要过多地判断汇率的变化趋势。如果汇率大起大落，企业反而会利用汇率波动去套利。如果宣布扩大人民币汇率日内波幅，如提高至3%或4%，可能扰乱市场预期，鼓励汇率投机。而逆周期调节因子应尽可能地少使用，甚至不使用，但可以作为出现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时保留的应对手段。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态的汇率制度
有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实行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然而，历史经验证明，即使是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干预市场，而不是遵循所谓的完全“清洁浮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9～2019年，实行硬盯住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12.2%提高到了12.5%，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即类似于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34.6%提高到了2019年的46.4%，提升了近12个百分点。这说明采取类似于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也表明完全“清洁浮动”不一定是最优的汇率制度。
2016年8月，IMF将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中的“稳定化安排”。2009年，实行“稳定化安排”的国家占比仅有6.9%，現在已达到13%，几乎翻了一番。可见，实行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并不是各国汇率制度发展的方向。
目前应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
在1999～2014年和2017～2019年，我国持续“双顺差”，后来顺差减少了，资本项目逆差的情况也发生过，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流入我国的资金开始增多。2020年7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为32.12亿美元，外资通过陆股通净增持A股104亿元人民币，将中债登和上清所的数据加总的境外机构单月增持债券金额为1649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大家很看好人民币资产。然而，我们现在应该警惕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因为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可能扰乱我国金融市场，提高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推高国内资产价格。
对资金的流入保持开放态度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一放了之。预计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资金都会持续流入我国。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西方国家好;二是因为国内外利差比较大。近期我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已经超过了3%，而美国只有0.7%左右。此外，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比较明显，近期无论是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还是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都升值较快。需要关注的是，很可能大量流入的资金是短期资金，甚至是投机资金，而不是直接投资到我国的实体经济。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并不需要在根本上做大的变动，因为它基本适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如果要改成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在短期内并不现实，也不符合目前我国的国情。
（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何德旭：强化中小银行治理是防控风险的根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中小银行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的形势和环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作为中小银行发展基础的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持续加大;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中小银行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能会给中小银行带来更多挑战。
值得关注的中小银行风险
中小银行风险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中小银行风险在一些区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二是中小银行风险暴露有一个滞后期，包括疫情冲击在内的影响可能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才能逐步显现。具体来看，中小银行风险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信用风险。近年来，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总体都呈上升趋势，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占比也不断上升。如果再加上城商行、农商行近两年呆账核销、打包处置的不良资产，那么其不良贷款率会更高。
流动性风险。长期以来，受发展规模与发展阶段的影响，大部分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的管控上，流动性风险的管控意识和重视程度不足。中小银行过于注重规模增长，过于注重盈利性，将利差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走了一条粗放经营的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流动性风险属于一种综合性风险，是中小银行所有风险的最终表现，如果其他各类风险控制不到位，经过一个时期的累积，最终也会以流动性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他风险。比如，随着2018年以来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力度的加大，城商行、农商行信用风险下的操作风险也不断显现。由于内控管理薄弱，贷款“三查”形同虚设，业务发展盲目激进，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大量违规经营、违规担保、违规票据、虚假黄金质押等案件受到银保监会处罚。
必须从根本上强化中小银行治理以防控风险
完善公司治理。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缺陷。为此，必须健全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健全“三会一层”，并强化“三会一层”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履职评估和问责。要优化股权结构，严格审核股东资质，强化对股东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式”监管，规范股东行为，依法整治违规占用银行资金、非法獲取银行股权、股权代持以及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银行经营管理的行为。对于履职不到位的情况，严肃追究责任;还可以实行薪酬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措施，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这些举措，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进一步完善和疏通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机制，拓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和来源。有必要鼓励地方政府、股东企业、社会资本注入中小银行，分类支持中小银行发行债券补充资本，形成较为稳定的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资本约束机制。为了促进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监管部门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商业银行获批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允许保险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银行二级资本债券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通过这样一些举措，可以明显增强中小银行的资本实力，从而提升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更为严格的监管处罚机制。对于存在较大内控缺陷、基础管理薄弱甚至违规经营的中小银行，除给以严格的监管处罚外，还要限制其相关业务或全部业务规模增长，督促其从根本上破除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模式，控制存量风险，改进内部管理，夯实后续发展基础。还要加强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切实解决目前中小银行人才严重不足、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风险管理能力弱的问题。另外，要建立薪酬延期及追索机制，对于发生重大风险的中小银行管理层及相关岗位人员，除追究相关领导责任、管理责任外，还要建立绩效工资追索机制，形成较强的个人利益约束;同时建立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将绩效薪酬真正与信贷资产质量、风险损失挂钩，夯实责任约束，限制中小银行盲目扩张业务的冲动。
（何德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吕仲涛：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
当前金融科技正处于历史性大变革时期，已从中后台走向前台，由传统支撑银行内部发展，逐步演进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栉风沐雨，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取得的成果
强化顶层设计，制定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规划引领下，工商银行结合自身发展要求和内外部形势变化，制定了未来五年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着眼于推进集团转型发展要求，以“金融+科技”打造智慧银行生态体系，纵深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实施组织机制改革，形成金融科技新格局。近年来工商银行大力推进科技组织架构和机制变革，在组建金融科技部的基础上，设立了工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工商银行金融科技研究院，构建形成了“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的金融科技新布局。
全面推进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工程建设。工商银行从2015年开始就启动了IT架构转型，2017年开始全面实施“智慧银行ECOS工程”建设。经过历时五年、举全行之力的集中攻关，目前ECOS工程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具体体现在业务架构、IT架构、新技术平台、智能化应用和开放生态等五大方面。
因势而动，疫情期间工商银行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
依托金融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不间断的云金融服务。疫情期间，银行线上业务量呈明显上涨趋势，工商银行依托云计算、分布式等新技术搭建的科技平台，为客户提供7×24小时“无接触式”金融服务;迅速上线客户经理云工作室，1.5万名客户经理为客户提供线上便捷金融服务。为保护客户线上交易安全，工商银行积极创新，加速提升安全防护级别，推出智能化、场景化、可视化的“安全中心”，通过“账户安全锁”“账户全面检测”等功能，真正做到让客户随心交易。 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以跨界生态服务助推疫情精准防控。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供应商”，疫情期间，工商银行依托自主构建的开放融合跨界生态，采用了生态化的部署模式，先后推出应急物资管理系统、人员健康信息登记管理系统，无偿提供给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卫健委及医疗机构等防疫重点单位和企业社区使用。
借助新技术赋能，为复工复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为进一步帮助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工商银行通过线上服务模式，打造多款小微企业专属线上信用贷款和云融资产品，依托数字供应链融资产品体系为超过3000家龙头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融资服务，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企业交易和经营管理环节，助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工商银行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逐步打造形成了涵盖信用贷款、抵质押贷款、数字供应链在内的完整的数字化普惠金融产品体系，通过优化线上融资产品模型快速创新服务场景，提高信贷审批与放款效率。
未雨绸缪，展望新时期金融科技转型之路
紧抓当前机遇，加快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疫情期间，线下网点触达C端客户的业务模式无疑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线上服务渠道的重要性。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要紧抓线上化发展趋势，抢占先机，敏锐把握新的用户场景，借助新技术加大创新线上化力度，加快数字化转型。
稳定金融环境，加快建立健全金融业危机管理机制。金融业作为经济的血脉，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建立健全金融业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建立突发金融公共事件的防控体系，制定突发金融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办法，确保银行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营，实现金融服务不间断。
强化技术驱动，加快新技术的场景化落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商业银行的创新业态，信息技术逐步由支撑业务向引领业务方向转变，并与金融深度融合，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我们要以技术为驱动，加强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创新及应用，积极推进技术与场景的紧密契合，加快新技术的场景化落地进程。
（吕仲涛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
刘坚东：疫情下的金融风险积聚、防范与应对
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银行业经营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受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幅度将超过5%，货物贸易规模将下降13%～32%;FDI规模将减少40%，全球前5000家跨国企业盈利预期下调近40%。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疫情下，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发达国家推动本国企业回流，加速了逆全球化趋势。各国产业链垂直一体化进程加快，分工格局向区域化和本土化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面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推出了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改变了投资者预期，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全球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科技发展正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逐渐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渗透。疫情影响下的“大封锁”政策激发了在线购物、教育、娱乐及远程办公等服务需求。
新格局加速金融风险积聚
经济衰退对资产质量形成冲击。2020年6月末，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4284.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8%。当前，全球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未出现大幅上升，这既与各国采取的纾困政策有关，也反映了银行不良风险暴露滞后于实体经济的规律。
资本补充压力急剧上升。首先，全球银行业70%以上的收入源自息差，在低利率、负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收窄，内源性资本補充能力受到抑制。其次，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造成银行金融资产缩水和浮亏，加剧风险传染，造成资本亏损。此外，IFRS9等会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银行减值准备计提对疫情冲击的敏感度，挤占内源资本补充来源。
逆全球化背景下合规压力凸显。逆全球化损害各国互信，制约国家间制度性合作，使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碎片化监管态势加剧，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上升。同时，全球人员往来和物流受阻，跨境贸易和投资下滑，相应的金融需求收缩，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难度加大。
数字化转型隐藏新风险。金融科技的应用加剧了风险传递，底层应用技术的趋同容易造成风险叠加共振，加剧金融体系顺周期效应。随着线上业务的普及与发展，银行数据管理的难度不断提升，数据安全风险加大。部分应用金融科技的新型业务尚存在监管空白，为合规管理带来新挑战。
多措并举，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夯实资产质量管控。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做好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继续增加制造业贷款投放，服务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资源投入。未雨绸缪，加大拨备计提力度，为应对未来严峻形势做好充分准备。灵活运用多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提高清收处置效率。持续加强贷后管理和风险预警，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
优化区域和业务布局。正确处理好长期战略发展和短期动态调整的关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国别和行业业务结构，做好我国“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金融服务支持。及时评估国际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调整业务策略，做好应急预案。
完善市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密切跟踪金融市场走势，敏捷反应、积极应对。关注风险交叉传染，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风险管理模式，综合评估客户的市场、信用、流动性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灵活运用风险缓释工具与手段，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提高新型风险应对能力。牢固树立金融安全底线思维，加强对科技应用的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严格执行监管政策，推进内控案防工作智能化应用，提升反洗钱监控水平，着力规避合规风险。优化数据治理与应用，强化线上业务风险监测预警，实施精准贷后管理。
（刘坚东系中国银行风险总监）
杨兵兵：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风险管理
2020年，我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今，我国正处在数字金融进入第二发展曲线的历史机遇中。在这个即将再出发的时刻再谈风险，既是一份清醒，更是一种责任。
数字金融的发展背景和趋势
数字金融的发展源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发展数字金融的根本目的也是服务数字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6.2%，按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7.8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无疑已成为引领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增长极。
数字金融业务风险的新特征
数字金融业务风险管理特征。互联网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关键原则、重要方法依然有效。剥离数字金融的包装，相关业务风险的本质仍是传统金融服务面临的风险，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又确实有所不同。虽然贷款还是贷款，支付还是支付，但服务形态发生了变化，风险特征也必然发生变化，对这些变化，要有针对性地应对。数字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小额高频的交易特征。支付类和个人贷款类业务都存在这一特征。如果是纯线上进行，与同类贷款相比，这些贷款也都是相对小额和相对高频的。二是下沉的客群特征。数字金融业务服务长尾客群，涉及的客户范围很广。三是开放合作的业务发展模式。开放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合作伙伴更好地合作，合作可能通过流量导入模式、技术平台模式等进行。四是网络化的业务流程。要实现数字金融随时随地、量身定制、垂直细分的特点，必然要尽量实现全流程线上化，甚至全流程移动化。五是一点做全国的经营布局。互联网中不存在客户边界。很多时候业务是一点做全国，合作的业务范围会覆盖到全国。六是科技和数据的依赖性。高度依赖技术带来了技术红利，但如果技术和数据应用得不恰当，也会带来负面的结果。
金融科技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金融科技可以使金融业务有效提速和扩容，但也显著加大了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了风险控制的难度。金融科技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风控。风险防控的过程就是对风险数据的处理，将风险的可能性转化为风险的概率，进而做出业务决策。在这一过程中，数据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了风险防控的有效性。二是智能风控。近年来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使得风控精准性显著提高，差异化风控的细分领域划分越来越精准。三是实时风控。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服务要求既安全又便捷。为了适应金融产品发展对风险防控时效性的要求，近年来商业银行均建立了基于多种金融科技技术的实时风控系统。
对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的思考
数字金融风险管理四原则。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原则包括以下几点：科技为本。不仅要依赖技术发展业务，还要依赖技术防范风险，防风险依然离不开技术，而且要更深刻地理解技术，找到防范的措施。数据为基。不仅是汇集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内外部数据，更是要高质量地合法应用汇聚而来的数据。预防为主。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才能把问题控制在最小的金额、最小的范围、最短的时间，才能避免其蔓延。综合管控。银行的服务面向个人客户以及企业，服务的产品和内容也是B端和C端皆有，这就要求统一考虑对客户的控制措施和风险识别。
全流程智能风控体系建设。围绕以上特征和原则，银行也在做进一步的管控措施。以下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种管控措施。
智能风控模型建设。只要银行开展网贷和支付业务，风控模型就是必备的，风控模型的智能化程度和数据的颗粒度与质量决定了模型的效果。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平台强调统一身份认证，是为了避免渠道和产品各自的身份认证差异导致其水平层次不同，使犯罪分子有机会从认证最薄弱的地方进来。
数据管理中台建设。数据管理中台是集中管理数据的平台，无论是数据接入还是输出，都有相应的标准接口、分析模型和分析策略等。
业务创新风险评审制度。这项制度要求，在每个新产品进入开发之前，应在银行内部组织来自风控、渠道等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评审，各方一起对产品的创新性进行评估，找到风险点与合规问题。
（杨兵兵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张正海：城商行如何坚守定位服务地方经济
二十余年来，城商行在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历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银行发展模式，充分印证了经济与金融血脉相连、唇齿相依的不变真理。城商行的发展離不开与地方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相得益彰。作为城商行的一员，贵阳银行坚持把金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出一条经营效益与社会效益并行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全力投身大扶贫战略行动，为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做贡献。贵州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事关全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大局。作为全省重要的金融力量，贵阳银行积极构建贫困区域全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因地制宜开展各项扶贫工作，持续在大扶贫格局中贡献自身力量。
全力投身大数据战略行动，为培植“智慧树”、深挖“钻石矿”做贡献。贵州省的“大数据”早已声名在外，“谈大数据首看贵州、必看贵州”如今已是业界共识。贵阳银行依托“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产品创新，有力支持了“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的大数据项目。截至目前，贵阳银行大数据金融产品“数谷e贷”累计授信173亿元，建成大数据应用场景38个。 全力投身大生态战略行动，为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做贡献。贵州省地处长江、珠江上游，境内喀斯特地貌广布，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近年来，贵阳银行结合贵州省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制定了《贵阳银行打造绿色生态特色银行总体规划》，多措并举支持绿色产业。2018年成功发行贵州省首单绿色金融债50亿元。
全力投身“一品一业、百业富贵”战略部署，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做贡献。“一品一业、百业富贵”是贵阳市委市政府强化战略思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贵阳银行以此为纲大力支持以中高端消费、中高端制造为重点的实体经济，提升价值链，打造产业集群，为构建具有贵阳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金融支撑。
当下，全球疫情蔓延及世界变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贵州省就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展现新作为。贵阳银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服务贵州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谋划布局。
支持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科技创新战略。贵州在科技创新上创造了典型案例，通过前瞻性布局推动了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未来，贵阳银行将持续加大对各类型智能终端、5G通信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信贷支持，不断丰富全省大数据产业和科技产业金融服务手段，为省内企业强化科技攻关、实现成果转化和提升科技供给做好金融保障。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双循环发展的核心。未来，贵阳银行将积极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加快布局消费金融领域，大力推动零售金融转型，支持居民消费升级。
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大历史机遇，培育支持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双循环发展的支柱，强化“卡脖子”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对于巩固和加强我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贵阳银行将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围绕省内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等先进制造业领域，积极倾斜信贷资源，推动制造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风险底线。在疫情影响下，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企业特别是小微和民营企业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集聚。未来，贵阳银行要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做到既审时度势，前瞻研判风险形势，又苦练内功，强化风险治理水平。
（张正海系贵阳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欧明刚：大变局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点与展望
在大家的广泛关注下，中国《银行家》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工作持续进行了很多年，衷心感谢来自学界和银行业界的鼓励和建议。下面就本年度竞争力评价中反映出来的几个特点和当前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困难向大家做一汇报。
本次竞争力评价中反映出的特点
公司治理得到完善，但表现各异。一是股东结构更合理、股东行为更规范;二是公司治理架构更完善;三是信息披露更充分。然而，不同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依然差参不齐，一些银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资本实力获得补充，但压力仍较大。近年来，银行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一直较大，金融管理部门也一直在推进资本补充工具創新。2019年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券作为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发行规模均有明显增长。然而，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压力一直很大，以至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在会议中强调资本补充问题。2020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中拿出部分额度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风险处置力度加强，但潜在风险仍较大。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末国有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和2018年同期均在下降，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率从2016年年中以来也在连续下降，主要原因是风险处置的力度在加大。但是，银行的资产风险仍有上升趋势，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逾期贷款率仍然较高，还有少数银行拨备覆盖率不能达到最低监管要求。
理财子公司纷纷成立，但转型任务艰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商业银行理财正在积极转型。理财业务是银行未来非常重要的中间业务，商业银行都在积极适应监管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纷纷成立理财子公司。但是，银行仍面临理财子公司究竟如何做，未能获准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如何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等多方面的挑战。虽然监管部门同意将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延长，但转型的任务仍然艰巨。
数字化转型提速，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近年来，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发力，纷纷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科技引领已经成为银行转型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字化转型如何突破路径依赖、减少技术风险、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传统方式与金融科技方法如何结合，小型银行如何实施自身的科技化之路，依然需要更多的探索与改革。
合规意识正在建立，但合规风险仍然较大。严格来说，自2017年强化金融监管以来，严监管已进入常态化。虽然银行的合规意识和合规制度在高额的罚款中已逐渐建立，但金融监管一直保持常态化的强监管态势，银行的合规风险仍然很大。银行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环节多，要控制好合规风险确实不易。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信贷风险。2020年监管部门在不断提醒即将到来的不良资产上升。从银行的半年报和三季度报告中可以看到，不少银行在加大核销和拨备计提力度。尽管2020年3月初监管部门要求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还款的贷款给予了缓冲期限，但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其中的部分贷款可能会转化为真实的不良资产。虽然我们对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韧性有足够的信心，但对特定的银行而言，则应提前做好应对不良资产上升的充分准备。
公司治理。2019年中小银行暴露出来的风险事件使监管部门认识到了公司治理不完善是主要原因。现在监管部门强化了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要对公司治理进行评价、打分，各家银行要切实地严格按照公司治理的相关要求去做，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新的挑战。
合规风险。不时传来的监管罚款单不仅增加了银行的成本，而且对银行的声誉风险造成了巨大影响。银行的经营压力和业绩要求很容易使合规风险管理落不到实处。为此，需要改革激励约束机制，使合规经营行为获得实在利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减少人为操作和降低合规成本，建立合规文化，使合规经营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盈利能力。现在社会上对银行利润过多有不利的看法，认为银行挣钱过多。2020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求银行业让利1万亿元，这需要银行为降低融资成本多做贡献，这是国家的要求、是大局。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应有理性的看法，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有滞后效应。在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银行要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银行股东对银行的盈利有更高的期待，资本补充又有很大的压力。因此，银行可能不得不在成本管理上下更多的功夫。
（欧明刚系《银行家》杂志副主编）
在此背景下，本刊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于2020年9月29日在北京隆重举办。本届论坛以“大变局下的银行业：防风险与稳增长”为主题，邀请金融领域精英汇聚一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共同探讨银行业如何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银行业平稳发展。本刊特将这些思想的火花摘登在本期“银行家论坛”栏目，以飨读者。文章根据专家发言整理，部分内容未经本人确认。
王力：主编致辞
自2005年以来，《银行家》杂志将关于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和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披露，在业内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反响。由《银行家》杂志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银行家论坛”也已经成为银行家们经验交流、智慧分享、观点碰撞的思想盛宴。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立即出台应对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定市场预期，在特殊时期凸现了金融创新的活力。我们也看到，金融业在应对疫情的过程当中，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以说疫情的冲击为金融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探索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
展望未来，我们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银行业应当始终将依法合规放在经营管理活动的首位，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降低自身的风险，实现自身的新发展并提升全球竞争力。防范风险、改革开放、转型创新将成为中国银行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的时代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使命。“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以“大变局下的银行业：防风险与稳增长”为主题，诚邀金融领域精英汇聚一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共同探讨银行业如何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中国银行业行稳致远。
王兆星：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八大因素及应对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给人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也对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疫情给经济和金融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非传统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影响。
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八大因素
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八个方面。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
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機。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倒闭破产，就会引发再一次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地区军事冲突、国际恐怖主义的攻击及战争等也是非传统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这些风险问题会直接对相应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更加严重的破坏和冲击，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上述非传统金融风险突发性强，往往以突发事件的形式爆发，首先导致经济停摆、金融服务中断等，之后引发企业和居民债务违约增加、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金融市场动荡等金融风险，其中严重的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国家安全问题。
应对措施
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和防范。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的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加强预防和控制，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
提早完善金融机构应急服务机制。金融机构应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充分考虑非传统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列明应对手段和保障措施。当发生非传统金融风险、正常金融服务受限时，灵活采取备用应急措施，保持客户服务的持续性，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为客户办理账户查询、挂失、补办、提款、理赔等业务提供更加便利的绿色通道。
完善金融应急支持机制。针对非传统金融风险制定一揽子应对预案，及时出台针对性政策，指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影响的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如：对运营困难的企业和收入受影响的个人延期还本付息、减免贷款本息、减免佣金和手续费、暂缓调整征信记录;向困难企业和居民提供小额贷款、续贷等救助性资金支持;保险机构加快理赔速度、延长理赔时限、扩大保险责任范围，并积极开展相应保险产品，完善保险保障。
完善逆周期调节与风险抵御机制。在风险应对期间，应有效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重点针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救助，对高风险暴露的机构实施紧急接管;合理采取逆周期监管措施，适度调整准备金、资本、流动性等监管指标要求，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股东增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发行优先股和资本债券等方式补充资本;限制金融机构对股东的股利分配和实施股票回购，限制薪资水平，减少运营支出。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机制。完善金融机构救助体系和中小机构流动性互助机制，探索保险保障基金、信托基金等在非传统金融风险应对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大力发展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共同应对风险损失。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灾备体系，确保金融体系重要信息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
（王兆星系国务院参事、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
盛松成：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适合国内外形势
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我国自2005年开始进行“汇改”以来，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是2015年的“8.11”汇改，也就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为了应对“8.11”汇改后的资本流出和汇率波动，2017年5月我国央行又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当然，逆周期调节因子的运用并不是很频繁，尤其是最近一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目前没有必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做较大改动。
之所以说没必要对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做较大改动，是因为如果做较大改动，无非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汇率的日波动幅度提高到±2%以上;二是取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自2014年人民币汇率日波动幅度提高至2%以来，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日波动幅度基本都没有触及2%，这说明2%的日波幅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已经比较宽松，没有必要再提高。事实上，企业往往希望汇率基本稳定，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干扰，企业可专注于生产和经营，而不需要过多地判断汇率的变化趋势。如果汇率大起大落，企业反而会利用汇率波动去套利。如果宣布扩大人民币汇率日内波幅，如提高至3%或4%，可能扰乱市场预期，鼓励汇率投机。而逆周期调节因子应尽可能地少使用，甚至不使用，但可以作为出现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时保留的应对手段。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态的汇率制度
有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实行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然而，历史经验证明，即使是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干预市场，而不是遵循所谓的完全“清洁浮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9～2019年，实行硬盯住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12.2%提高到了12.5%，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即类似于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34.6%提高到了2019年的46.4%，提升了近12个百分点。这说明采取类似于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也表明完全“清洁浮动”不一定是最优的汇率制度。
2016年8月，IMF将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中的“稳定化安排”。2009年，实行“稳定化安排”的国家占比仅有6.9%，現在已达到13%，几乎翻了一番。可见，实行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并不是各国汇率制度发展的方向。
目前应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
在1999～2014年和2017～2019年，我国持续“双顺差”，后来顺差减少了，资本项目逆差的情况也发生过，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流入我国的资金开始增多。2020年7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为32.12亿美元，外资通过陆股通净增持A股104亿元人民币，将中债登和上清所的数据加总的境外机构单月增持债券金额为1649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大家很看好人民币资产。然而，我们现在应该警惕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因为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可能扰乱我国金融市场，提高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推高国内资产价格。
对资金的流入保持开放态度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一放了之。预计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资金都会持续流入我国。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西方国家好;二是因为国内外利差比较大。近期我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已经超过了3%，而美国只有0.7%左右。此外，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比较明显，近期无论是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还是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都升值较快。需要关注的是，很可能大量流入的资金是短期资金，甚至是投机资金，而不是直接投资到我国的实体经济。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并不需要在根本上做大的变动，因为它基本适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如果要改成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在短期内并不现实，也不符合目前我国的国情。
（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何德旭：强化中小银行治理是防控风险的根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中小银行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的形势和环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作为中小银行发展基础的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持续加大;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中小银行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能会给中小银行带来更多挑战。
值得关注的中小银行风险
中小银行风险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中小银行风险在一些区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二是中小银行风险暴露有一个滞后期，包括疫情冲击在内的影响可能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才能逐步显现。具体来看，中小银行风险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信用风险。近年来，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总体都呈上升趋势，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占比也不断上升。如果再加上城商行、农商行近两年呆账核销、打包处置的不良资产，那么其不良贷款率会更高。
流动性风险。长期以来，受发展规模与发展阶段的影响，大部分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的管控上，流动性风险的管控意识和重视程度不足。中小银行过于注重规模增长，过于注重盈利性，将利差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走了一条粗放经营的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流动性风险属于一种综合性风险，是中小银行所有风险的最终表现，如果其他各类风险控制不到位，经过一个时期的累积，最终也会以流动性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他风险。比如，随着2018年以来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力度的加大，城商行、农商行信用风险下的操作风险也不断显现。由于内控管理薄弱，贷款“三查”形同虚设，业务发展盲目激进，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大量违规经营、违规担保、违规票据、虚假黄金质押等案件受到银保监会处罚。
必须从根本上强化中小银行治理以防控风险
完善公司治理。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缺陷。为此，必须健全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健全“三会一层”，并强化“三会一层”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履职评估和问责。要优化股权结构，严格审核股东资质，强化对股东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式”监管，规范股东行为，依法整治违规占用银行资金、非法獲取银行股权、股权代持以及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银行经营管理的行为。对于履职不到位的情况，严肃追究责任;还可以实行薪酬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措施，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这些举措，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进一步完善和疏通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机制，拓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和来源。有必要鼓励地方政府、股东企业、社会资本注入中小银行，分类支持中小银行发行债券补充资本，形成较为稳定的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资本约束机制。为了促进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监管部门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商业银行获批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允许保险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银行二级资本债券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通过这样一些举措，可以明显增强中小银行的资本实力，从而提升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更为严格的监管处罚机制。对于存在较大内控缺陷、基础管理薄弱甚至违规经营的中小银行，除给以严格的监管处罚外，还要限制其相关业务或全部业务规模增长，督促其从根本上破除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模式，控制存量风险，改进内部管理，夯实后续发展基础。还要加强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切实解决目前中小银行人才严重不足、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风险管理能力弱的问题。另外，要建立薪酬延期及追索机制，对于发生重大风险的中小银行管理层及相关岗位人员，除追究相关领导责任、管理责任外，还要建立绩效工资追索机制，形成较强的个人利益约束;同时建立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将绩效薪酬真正与信贷资产质量、风险损失挂钩，夯实责任约束，限制中小银行盲目扩张业务的冲动。
（何德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吕仲涛：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
当前金融科技正处于历史性大变革时期，已从中后台走向前台，由传统支撑银行内部发展，逐步演进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栉风沐雨，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取得的成果
强化顶层设计，制定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规划引领下，工商银行结合自身发展要求和内外部形势变化，制定了未来五年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着眼于推进集团转型发展要求，以“金融+科技”打造智慧银行生态体系，纵深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实施组织机制改革，形成金融科技新格局。近年来工商银行大力推进科技组织架构和机制变革，在组建金融科技部的基础上，设立了工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工商银行金融科技研究院，构建形成了“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的金融科技新布局。
全面推进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工程建设。工商银行从2015年开始就启动了IT架构转型，2017年开始全面实施“智慧银行ECOS工程”建设。经过历时五年、举全行之力的集中攻关，目前ECOS工程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具体体现在业务架构、IT架构、新技术平台、智能化应用和开放生态等五大方面。
因势而动，疫情期间工商银行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
依托金融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不间断的云金融服务。疫情期间，银行线上业务量呈明显上涨趋势，工商银行依托云计算、分布式等新技术搭建的科技平台，为客户提供7×24小时“无接触式”金融服务;迅速上线客户经理云工作室，1.5万名客户经理为客户提供线上便捷金融服务。为保护客户线上交易安全，工商银行积极创新，加速提升安全防护级别，推出智能化、场景化、可视化的“安全中心”，通过“账户安全锁”“账户全面检测”等功能，真正做到让客户随心交易。 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以跨界生态服务助推疫情精准防控。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供应商”，疫情期间，工商银行依托自主构建的开放融合跨界生态，采用了生态化的部署模式，先后推出应急物资管理系统、人员健康信息登记管理系统，无偿提供给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卫健委及医疗机构等防疫重点单位和企业社区使用。
借助新技术赋能，为复工复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为进一步帮助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工商银行通过线上服务模式，打造多款小微企业专属线上信用贷款和云融资产品，依托数字供应链融资产品体系为超过3000家龙头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融资服务，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企业交易和经营管理环节，助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工商银行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逐步打造形成了涵盖信用贷款、抵质押贷款、数字供应链在内的完整的数字化普惠金融产品体系，通过优化线上融资产品模型快速创新服务场景，提高信贷审批与放款效率。
未雨绸缪，展望新时期金融科技转型之路
紧抓当前机遇，加快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疫情期间，线下网点触达C端客户的业务模式无疑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线上服务渠道的重要性。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要紧抓线上化发展趋势，抢占先机，敏锐把握新的用户场景，借助新技术加大创新线上化力度，加快数字化转型。
稳定金融环境，加快建立健全金融业危机管理机制。金融业作为经济的血脉，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建立健全金融业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建立突发金融公共事件的防控体系，制定突发金融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办法，确保银行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营，实现金融服务不间断。
强化技术驱动，加快新技术的场景化落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商业银行的创新业态，信息技术逐步由支撑业务向引领业务方向转变，并与金融深度融合，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我们要以技术为驱动，加强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创新及应用，积极推进技术与场景的紧密契合，加快新技术的场景化落地进程。
（吕仲涛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
刘坚东：疫情下的金融风险积聚、防范与应对
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银行业经营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受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幅度将超过5%，货物贸易规模将下降13%～32%;FDI规模将减少40%，全球前5000家跨国企业盈利预期下调近40%。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疫情下，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发达国家推动本国企业回流，加速了逆全球化趋势。各国产业链垂直一体化进程加快，分工格局向区域化和本土化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面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推出了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改变了投资者预期，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全球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科技发展正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逐渐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渗透。疫情影响下的“大封锁”政策激发了在线购物、教育、娱乐及远程办公等服务需求。
新格局加速金融风险积聚
经济衰退对资产质量形成冲击。2020年6月末，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4284.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8%。当前，全球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未出现大幅上升，这既与各国采取的纾困政策有关，也反映了银行不良风险暴露滞后于实体经济的规律。
资本补充压力急剧上升。首先，全球银行业70%以上的收入源自息差，在低利率、负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收窄，内源性资本補充能力受到抑制。其次，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造成银行金融资产缩水和浮亏，加剧风险传染，造成资本亏损。此外，IFRS9等会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银行减值准备计提对疫情冲击的敏感度，挤占内源资本补充来源。
逆全球化背景下合规压力凸显。逆全球化损害各国互信，制约国家间制度性合作，使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碎片化监管态势加剧，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上升。同时，全球人员往来和物流受阻，跨境贸易和投资下滑，相应的金融需求收缩，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难度加大。
数字化转型隐藏新风险。金融科技的应用加剧了风险传递，底层应用技术的趋同容易造成风险叠加共振，加剧金融体系顺周期效应。随着线上业务的普及与发展，银行数据管理的难度不断提升，数据安全风险加大。部分应用金融科技的新型业务尚存在监管空白，为合规管理带来新挑战。
多措并举，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夯实资产质量管控。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做好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继续增加制造业贷款投放，服务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资源投入。未雨绸缪，加大拨备计提力度，为应对未来严峻形势做好充分准备。灵活运用多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提高清收处置效率。持续加强贷后管理和风险预警，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
优化区域和业务布局。正确处理好长期战略发展和短期动态调整的关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国别和行业业务结构，做好我国“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金融服务支持。及时评估国际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调整业务策略，做好应急预案。
完善市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密切跟踪金融市场走势，敏捷反应、积极应对。关注风险交叉传染，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风险管理模式，综合评估客户的市场、信用、流动性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灵活运用风险缓释工具与手段，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提高新型风险应对能力。牢固树立金融安全底线思维，加强对科技应用的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严格执行监管政策，推进内控案防工作智能化应用，提升反洗钱监控水平，着力规避合规风险。优化数据治理与应用，强化线上业务风险监测预警，实施精准贷后管理。
（刘坚东系中国银行风险总监）
杨兵兵：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风险管理
2020年，我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今，我国正处在数字金融进入第二发展曲线的历史机遇中。在这个即将再出发的时刻再谈风险，既是一份清醒，更是一种责任。
数字金融的发展背景和趋势
数字金融的发展源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发展数字金融的根本目的也是服务数字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6.2%，按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7.8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无疑已成为引领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增长极。
数字金融业务风险的新特征
数字金融业务风险管理特征。互联网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关键原则、重要方法依然有效。剥离数字金融的包装，相关业务风险的本质仍是传统金融服务面临的风险，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又确实有所不同。虽然贷款还是贷款，支付还是支付，但服务形态发生了变化，风险特征也必然发生变化，对这些变化，要有针对性地应对。数字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小额高频的交易特征。支付类和个人贷款类业务都存在这一特征。如果是纯线上进行，与同类贷款相比，这些贷款也都是相对小额和相对高频的。二是下沉的客群特征。数字金融业务服务长尾客群，涉及的客户范围很广。三是开放合作的业务发展模式。开放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合作伙伴更好地合作，合作可能通过流量导入模式、技术平台模式等进行。四是网络化的业务流程。要实现数字金融随时随地、量身定制、垂直细分的特点，必然要尽量实现全流程线上化，甚至全流程移动化。五是一点做全国的经营布局。互联网中不存在客户边界。很多时候业务是一点做全国，合作的业务范围会覆盖到全国。六是科技和数据的依赖性。高度依赖技术带来了技术红利，但如果技术和数据应用得不恰当，也会带来负面的结果。
金融科技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金融科技可以使金融业务有效提速和扩容，但也显著加大了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了风险控制的难度。金融科技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风控。风险防控的过程就是对风险数据的处理，将风险的可能性转化为风险的概率，进而做出业务决策。在这一过程中，数据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了风险防控的有效性。二是智能风控。近年来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使得风控精准性显著提高，差异化风控的细分领域划分越来越精准。三是实时风控。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服务要求既安全又便捷。为了适应金融产品发展对风险防控时效性的要求，近年来商业银行均建立了基于多种金融科技技术的实时风控系统。
对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的思考
数字金融风险管理四原则。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原则包括以下几点：科技为本。不仅要依赖技术发展业务，还要依赖技术防范风险，防风险依然离不开技术，而且要更深刻地理解技术，找到防范的措施。数据为基。不仅是汇集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内外部数据，更是要高质量地合法应用汇聚而来的数据。预防为主。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才能把问题控制在最小的金额、最小的范围、最短的时间，才能避免其蔓延。综合管控。银行的服务面向个人客户以及企业，服务的产品和内容也是B端和C端皆有，这就要求统一考虑对客户的控制措施和风险识别。
全流程智能风控体系建设。围绕以上特征和原则，银行也在做进一步的管控措施。以下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种管控措施。
智能风控模型建设。只要银行开展网贷和支付业务，风控模型就是必备的，风控模型的智能化程度和数据的颗粒度与质量决定了模型的效果。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平台强调统一身份认证，是为了避免渠道和产品各自的身份认证差异导致其水平层次不同，使犯罪分子有机会从认证最薄弱的地方进来。
数据管理中台建设。数据管理中台是集中管理数据的平台，无论是数据接入还是输出，都有相应的标准接口、分析模型和分析策略等。
业务创新风险评审制度。这项制度要求，在每个新产品进入开发之前，应在银行内部组织来自风控、渠道等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评审，各方一起对产品的创新性进行评估，找到风险点与合规问题。
（杨兵兵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张正海：城商行如何坚守定位服务地方经济
二十余年来，城商行在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历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银行发展模式，充分印证了经济与金融血脉相连、唇齿相依的不变真理。城商行的发展離不开与地方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相得益彰。作为城商行的一员，贵阳银行坚持把金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出一条经营效益与社会效益并行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全力投身大扶贫战略行动，为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做贡献。贵州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事关全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大局。作为全省重要的金融力量，贵阳银行积极构建贫困区域全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因地制宜开展各项扶贫工作，持续在大扶贫格局中贡献自身力量。
全力投身大数据战略行动，为培植“智慧树”、深挖“钻石矿”做贡献。贵州省的“大数据”早已声名在外，“谈大数据首看贵州、必看贵州”如今已是业界共识。贵阳银行依托“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产品创新，有力支持了“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的大数据项目。截至目前，贵阳银行大数据金融产品“数谷e贷”累计授信173亿元，建成大数据应用场景38个。 全力投身大生态战略行动，为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做贡献。贵州省地处长江、珠江上游，境内喀斯特地貌广布，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近年来，贵阳银行结合贵州省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制定了《贵阳银行打造绿色生态特色银行总体规划》，多措并举支持绿色产业。2018年成功发行贵州省首单绿色金融债50亿元。
全力投身“一品一业、百业富贵”战略部署，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做贡献。“一品一业、百业富贵”是贵阳市委市政府强化战略思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贵阳银行以此为纲大力支持以中高端消费、中高端制造为重点的实体经济，提升价值链，打造产业集群，为构建具有贵阳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金融支撑。
当下，全球疫情蔓延及世界变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贵州省就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展现新作为。贵阳银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服务贵州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谋划布局。
支持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科技创新战略。贵州在科技创新上创造了典型案例，通过前瞻性布局推动了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未来，贵阳银行将持续加大对各类型智能终端、5G通信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信贷支持，不断丰富全省大数据产业和科技产业金融服务手段，为省内企业强化科技攻关、实现成果转化和提升科技供给做好金融保障。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双循环发展的核心。未来，贵阳银行将积极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加快布局消费金融领域，大力推动零售金融转型，支持居民消费升级。
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大历史机遇，培育支持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双循环发展的支柱，强化“卡脖子”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对于巩固和加强我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贵阳银行将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围绕省内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等先进制造业领域，积极倾斜信贷资源，推动制造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风险底线。在疫情影响下，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企业特别是小微和民营企业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集聚。未来，贵阳银行要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做到既审时度势，前瞻研判风险形势，又苦练内功，强化风险治理水平。
（张正海系贵阳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欧明刚：大变局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点与展望
在大家的广泛关注下，中国《银行家》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工作持续进行了很多年，衷心感谢来自学界和银行业界的鼓励和建议。下面就本年度竞争力评价中反映出来的几个特点和当前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困难向大家做一汇报。
本次竞争力评价中反映出的特点
公司治理得到完善，但表现各异。一是股东结构更合理、股东行为更规范;二是公司治理架构更完善;三是信息披露更充分。然而，不同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依然差参不齐，一些银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资本实力获得补充，但压力仍较大。近年来，银行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一直较大，金融管理部门也一直在推进资本补充工具創新。2019年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券作为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发行规模均有明显增长。然而，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压力一直很大，以至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在会议中强调资本补充问题。2020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中拿出部分额度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风险处置力度加强，但潜在风险仍较大。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末国有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和2018年同期均在下降，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率从2016年年中以来也在连续下降，主要原因是风险处置的力度在加大。但是，银行的资产风险仍有上升趋势，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逾期贷款率仍然较高，还有少数银行拨备覆盖率不能达到最低监管要求。
理财子公司纷纷成立，但转型任务艰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商业银行理财正在积极转型。理财业务是银行未来非常重要的中间业务，商业银行都在积极适应监管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纷纷成立理财子公司。但是，银行仍面临理财子公司究竟如何做，未能获准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如何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等多方面的挑战。虽然监管部门同意将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延长，但转型的任务仍然艰巨。
数字化转型提速，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近年来，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发力，纷纷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科技引领已经成为银行转型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字化转型如何突破路径依赖、减少技术风险、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传统方式与金融科技方法如何结合，小型银行如何实施自身的科技化之路，依然需要更多的探索与改革。
合规意识正在建立，但合规风险仍然较大。严格来说，自2017年强化金融监管以来，严监管已进入常态化。虽然银行的合规意识和合规制度在高额的罚款中已逐渐建立，但金融监管一直保持常态化的强监管态势，银行的合规风险仍然很大。银行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环节多，要控制好合规风险确实不易。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信贷风险。2020年监管部门在不断提醒即将到来的不良资产上升。从银行的半年报和三季度报告中可以看到，不少银行在加大核销和拨备计提力度。尽管2020年3月初监管部门要求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还款的贷款给予了缓冲期限，但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其中的部分贷款可能会转化为真实的不良资产。虽然我们对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韧性有足够的信心，但对特定的银行而言，则应提前做好应对不良资产上升的充分准备。
公司治理。2019年中小银行暴露出来的风险事件使监管部门认识到了公司治理不完善是主要原因。现在监管部门强化了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要对公司治理进行评价、打分，各家银行要切实地严格按照公司治理的相关要求去做，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新的挑战。
合规风险。不时传来的监管罚款单不仅增加了银行的成本，而且对银行的声誉风险造成了巨大影响。银行的经营压力和业绩要求很容易使合规风险管理落不到实处。为此，需要改革激励约束机制，使合规经营行为获得实在利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减少人为操作和降低合规成本，建立合规文化，使合规经营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盈利能力。现在社会上对银行利润过多有不利的看法，认为银行挣钱过多。2020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求银行业让利1万亿元，这需要银行为降低融资成本多做贡献，这是国家的要求、是大局。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应有理性的看法，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有滞后效应。在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银行要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银行股东对银行的盈利有更高的期待，资本补充又有很大的压力。因此，银行可能不得不在成本管理上下更多的功夫。
（欧明刚系《银行家》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