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甲”已换怎算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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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袭行为之所以为人不齿,除了侵权之外,其本身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复制、粘贴,毫无创新和意义,实乃文人之耻。而一开始,抄袭是不存在的。那么,抄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南宋史学家郑樵觉得班固是剽窃文章的鼻祖,其《汉书》从高祖至武帝“尽窃”司马迁的《史记》,自昭帝至平帝则“资于”贾逵(东汉著名经学家)和刘歆(西汉著名经学家)。班固的作品其实严格来说都不能称为原创,众所周知其中很多文章都是他的妹妹班昭写的。
  当然了,这只是一家之言,很多史学家并不赞同这个观点。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修史不同于作赋,作赋可以“凭虚”“翻空”,修史必须有真实依据,采用前代史书是无可厚非的。
  1937年,深度吸猫患者——52岁的周作人为了弄清猫与中外巫蛊之间的神秘关系,写了一篇叫《赋得猫》的随笔散文,这和他于1934年9月发表的《夜读抄》一样,文章里几乎都是大段引用他人的文章。这篇全文不到五千字的文章里有九成内容是“抄书”:黄汉的《猫苑》、霁园主人的《夜谭随录》、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中国到西方,从小说到宗教到思想史,其引述范围之广博,信息量之大让人叹为观止。
  很快读者们就送了他一个“文抄公”的外号。然而,周作人却不以为然,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称号。他觉得他这样的“抄书”是“借他人话,诉自己情”,对其引发的“波澜”表示不惊。他是这样回应的:“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
  的确,周作人抄得很认真。他并不是说抄就抄,而是仔细研究过“怎么抄”。在他的《苦竹杂记·后记》中就有他的抄书心得——抄书引用的内容都是为了表达的需要,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用别人的文章需要花心思去挑选。对此文坛上的评论说法有太多太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周作人抄过的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会严谨地把文字出处标注详尽,算是认可肯定了原作者的署名权和著作权。
  周作人这样的能“抄”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文风者在文学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可以看见他背后的努力,他的阅读范围之广博,却没有给现在的洗稿妃抄袭公们指一条正确的“抄”路。
  “洗稿”,是抄袭的另一种境界,做法相当清新脱俗。在创意和核心内容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把原来的作品掐头去尾,或者更改几个词句,就成了自己的著作。严格意义上来说,很多著名诗词都有“洗稿”之嫌,比如《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梁朝庾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十分相似。
  这样的情况在唐诗里叫“偷语”,就是从别处“拿”来词句写在自己的诗里,或者改个把字將自己的诗“洗”成跟原著有八九成相似。比如元稹的《智度师》:“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黄巢有一首《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两者简直是神同步!
  如果说“偷句”有新意和创作成分不算真正的洗稿,那么唐初的枣强县县尉张怀庆就是洗稿的典范。
  武则天的哼哈二将之一李义府,抛开他个人品行和政治立场不谈,在写诗作词方面还颇有造诣。他的《杂曲歌辞·堂堂》里有一佳句“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别人读了只是点赞,而“洗稿VIP”张怀庆读后,在每句的前头加了两字:“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然后就公开发表了。这事的确让所有读者都很开心,个个读了笑得合不拢嘴,夸他“生吞张昌龄,活剥郭正一”——唐高宗的诏书和朝廷文告多半出自张昌龄、郭正一,他们是以文词著称的重臣。
  唐代有个叫阳滔的中书舍人,在一个大概是黄金周这样的假日里,突然接到领导的紧急召唤,要他马上起草一份诏书。这样的事其实是很常见的,然而对阳滔来说却万分艰难。因为他以往写诏书,都是拿旧文件来参(抄)考(袭)的。更要命的是,放假期间,管理文库的令史又不在。为了完成这个紧急任务,他居然提着一把斧子就去了库房,把窗户劈开,身手敏捷地爬了进去,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他需要的文件。这事后来被传了出去,大家送了他一个文雅中透露着嘲笑的称号——“斫窗舍人”。
  汉武帝广求天下遗书时,发现民间献上来的书多有残缺,很不方便收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设“写书之官”和“校书之官”,后又设“五经博士”。他们在写校书籍时会让注者署上自己的姓名,或者补写上撰著者的姓名……后来在著书时作者就在标题后面写上自己的姓名。文章底下署名就是这样而来。
  书在古代社会是共有的,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著作权私有后,作者能因一篇文章名扬天下,因为一诗一词名利双收,所以才有了“抄袭公”。那么谁是“抄袭公”第一人呢?顾炎武认为是西晋玄学家郭象。
  文学家向秀为“竹林七贤”之一,少好老庄之学,撰有《庄子隐解》一书,发明庄子奇趣,深得《庄子》精髓。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盲的,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当时的认可,阅读点击量低到极点。这对向秀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对郭象来说,简直是个好消息,“见秀注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已注”,于是抄了去,加上一系列宣传炒作,很快郭象《庄》注篇闻名天下,成为研究老庄参考资料的默认版,向秀的原注依旧是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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