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们在战前有过一段养尊处优的好日子。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每月有三百大洋工资好拿，还有稿费外快;银行有预备给孩子当教育经费的存款，手里有买点书报看看的余钱。安贫乐道，是文人常挂在口上的词儿，小富即安，文人比较满足。满足了就有喷云吐雾的幽默文字，不再发牢骚作愤青，而是太太客厅先生沙龙，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同情普罗大众，乃时髦营生，可家里柴米油盐，概不过问。可惜，战火带来的只有惊惶和忧伤。正如贾植芳所言：“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万人崇拜的风光……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狱里狱外》）生活水准的下降，最明显的是体现在吃穿用度的日常消费上，老舍曾做过这样的比较：“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看过闻一多向妻子报告的长沙临时大学的餐饮情况，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抱怨大学食堂的伙食差了：“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对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闻一多全集》）越往后写越可怜，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诉苦：“原来希望到南岳来，饮食可以好点，谁知道比长沙还不如。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和孙国华（清华同事，住北院）上街，共吃了廿个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总算开了荤。”
　　 到了云南之后，生活也并没有好起来，何况闻一多还要养活妻儿老小，不得不开源节流，一代文学大师叙述的这种细节读来让人心酸：“再报告你一件大事。纸烟寻常一天吃两包，现在改为两天吃一包。现在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将来或者能完全戒断，等将来再说罢。”还有更让人鼻子发酸的：“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再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无法想象，“吃得不要的茶叶”是什么样子，它让闻一多如此高兴，足见这绝对是稀缺资源。
　　 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都侵蚀着国民的日常生活。有人计算，抗战八年法币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的0.6元，到1939年底只值0.28元，到1940年底降至0.08元左右，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由此，你才会理解，闻一多吃几个饺子叫“开了荤”，喝点人家不要的茶，也叫“开了荤”，真是天可怜见。
　　
　　（选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