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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哲琴
祖籍湖南长沙,生于广州。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人。专辑《阿姐鼓》在全球56个国家出版发行,是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赢得无数国际赞赏。
曾经,那个凄美温婉的“丹顶鹤的故事”伴随朱哲琴空灵如天籁的声音,被众口传唱了一代人,十余年来,朱哲琴在她的音乐疆域不断行走,音乐是她构筑心灵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从《黄孩子》到《阿姐鼓》再到《央金玛》,朱哲琴极富张力的声音与纯朴自然的乐风日臻完美。生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度,她以纪录的方式,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永久传承。
一腔清亮乐音划过云贵山峦村寨,在口弦呼麦的交织声中,画面中内蒙古大草原朴素的民生风貌历历在目,经藩群中的土登老人在伴随木卡姆节拍的刀郎民居中热舞……
近日,各大电视台播出的一则公益广告片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流传2500年的东方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侗族大歌的传承人们与音乐家、联合国中国亲善大使朱哲琴携手共同讲述的一段发现、发掘、发扬多元民族文化之美的心路历程。在广告片中,朱哲琴用她开阔的视野和艺术创造力,将多元民族文化音乐及影像元素进行了独特和创新性的整合呈现。希望影响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支持多元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行动。
从唱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歌手,到一个游历世界,在恒河边上驻足的行者,再到一个致力于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使者,一路走来,朱哲琴少了些神秘,多了些烟火气息。
之所以选择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作为自己的又一个目标,完全是缘于朱哲琴2004年的恒河之遇。2004年,朱哲琴第一次去恒河,那天清晨,坐着夜车的朱哲琴从另一个城市赶到瓦拉纳西,然后乘船渡过恒河,在恒河边上的火葬场,朱哲琴看到十几个焚烧堆,走到一堆跟前,火葬师用烧火棒搅和一下,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尸体在火堆里滚动,最后,只烧剩下一摊灰烬,一扫把就扫进了恒河。
谈起那次的经历,朱哲琴感慨万千,“我们已经习惯了庆祝生命的诞生,悼念生命的离去。生命在我们看来是很伟大的。但是在恒河边,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生命不论曾经多么伟大,多么富有,最后不论以什么方式死亡,葬礼多么隆重,最终不就是一把灰吗?”
正是从那时起,朱哲琴完全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第一,要让所有我爱的人快乐。第二,我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不只是索取。
让西藏被世界听见
如果你在外国的唱片店发现只有一张CD来自中国,那么它极有可能是朱哲琴的。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真正走向世界并取得成功的中国女歌手。为朱哲琴带来享有世界声誉的是1995年出版的《阿姐鼓》,这张专辑在全球56个国家出版发行,是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唱片赢得了无数国际赞赏。
《阿姐鼓》,那是缘于西藏“人皮鼓”的传说。被摒弃的血腥与蒙昧,在现代城市对西藏的重新想像中,获得新的美学意义。死去的阿姐在鼓声中重现,凄楚的死亡点染出崇高的诗意。《阿姐鼓》更像是一个残酷的诗歌文本,使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流行歌坛获得一种文化上的庄重。
《阿姐鼓》中的西藏是非常自我的。朱哲琴说:“我们到西藏,并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因此,它是朱哲琴的西藏。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像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于西藏的想像,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
听朱哲琴的歌,特别容易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宗教情结,分享宗教的喜悦之情,体会出宗教的伟大、崇高与圣洁,体会宗教人文关怀与终极关怀的本原,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密结合。伟大之美,崇高之美,在她的歌中缓缓地流淌。
听她的歌,还能感受到西方宗教音乐的影子,那种庄严的气息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很多欧美国家以某种宗教作为国教,有的国家教徒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朱哲琴歌中描述的那种既崇尚天堂的庄严明净,又能享受世俗生活乐趣的意境,容易引起西方人的共鸣,获得他们的赞誉和极力推崇。
曾有媒体报道,朱哲琴否认她的音乐与地域有关,否认她的歌代表西藏音乐。然而,说她的音乐与地域无关,应该理解为源于某种地域文化,或者说从中得到启发,再予以抽象概括,或提炼加工,这样可能更确切些,更符合一般艺术创作的规律。
朱哲琴自己也认为,“西藏音乐博大精深,我的音乐只是融进了西藏音乐的元素,而并非纯粹的西藏音乐。”说自己的音乐与地域无关,也许是为了避免人们对她的音乐或对西藏音乐的精髓产生误解。对于西藏音乐,朱哲琴也有着自己的见解,“西藏音乐有它的美和自身的价值,我们欣赏它,但它已经存在了。我之所以说自己的音乐与西藏无关,其实是想表达我不是西藏音乐的代言人,虽然我的音乐用了西藏为背景,但这和西藏音乐是两个概念。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就像我生活在汉文化的区域,也不能代表汉族音乐一样。”
用心灵构筑世界
在度过80年代的徘徊期之后,90年代世界流行音乐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主要的标志就是另类音乐的崛起。在经过传媒的一系列包装之后,“另类”一词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概念。在这股另类音乐的潮流中,一种新的音乐形态出现了——这就是“世界音乐”。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朱哲琴坦言,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音乐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世界音乐的东西,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世界音乐是什么,只是觉得不想做那种已经存在的音乐,想做有特色的音乐。想把自己特色的文化背景和最亲近的东西用音乐的语言表述出来,因为经过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处在全面学习的时代,包括自己也是,人们从学习西方的小说到听西方乡村音乐和摇滚流行。但是在大概10年的学习之后,人们开始思索我们自己应该干什么,其实《丹顶鹤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运动思潮中产生的。
事实上,朱哲琴当年所做的音乐正好处在一个时代的转型之中,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的没落使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对第三世界文化探索的兴趣,这也正是世界音乐兴起的大背景。但是,与现在不同的是,过去,民间音乐只是作为一种音乐元素点缀于摇滚乐或流行音乐之中。
对于自己把中国民族音乐带向全世界,从而使全世界的人们都有机会能够了解到中国民族音乐的事实,朱哲琴则表现的十分低调,“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并不是主观的、刻意的要把自己所做的音乐给哪些人去听。它们其实就是我音乐世界构成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敏感的一部分,这部分很奇妙。声音可以在我意识的世界里存在,是个很自由的东西。在一个音乐家的视野中,这家餐厅每一个声音来源都在我声音的世界里移动,因我的需求而裂变,比如说现在有一万个这样的杯子,我完全能够感觉到它们所有的律动,音乐家用自己的心灵构筑世界,我们有我们不同的方法和角度。”
对民族音乐迷失的挽救
就在中国传统的民歌艺术与民间文化越来越与今天人们产生极端的疏离与隔膜的时候,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希望加入世界进程之中,中华民族艺术如何“走向世界”,一直被视为中国加入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
然而,什么是“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冲动背后到底包含了怎样的内涵,这些内在的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意味着什么,却很少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朱哲琴以中国传统民歌独具的魅力与遭遇到的现实尴尬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可能的境遇。
在朱哲琴眼中,中国的民歌之所以独具魅力,是由于真实自然和人性化。“这是最重要的,它不会说为了比赛你这个高音要到什么高度,因为它不是一个这样僵固的东西。我到过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在人家的国度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职业民歌手这一说,这是因为,国外的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了民歌手的职业化,那么,这个人的演唱就会没有色彩。所谓色彩,就是指作为一名演唱民歌的人,在进行演唱的时候,所有的感情都应该是他情感的精华。”
正如朱哲琴所说,如今,很多有关于中国民歌的表演为了顺应当下国际演出市场的需要,运用了一些高度时尚化的表演形式,不仅使得中国民歌提升了国际知名度,而且还使中国的乐器以及中国民族音乐本身都借着这样的途径更为世界所了解,尤其是更为外部世界的青年人了解。
但是也应当看到,当表演者们从着装到舞台动作都被包装成一帮行为放肆的青春美少女,舞台的潜台词分明在暗示观众,在听她们演唱歌曲或是演奏音乐的同时,更可以欣赏她们的形体与表演。因此,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暴露的夸张表演的吸引力远远被置于演出中音乐的吸引力之上。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看成是对艺术的一种理解与诠释,然而,关键的一点在于,假如说这类展现身体的表演也不失为艺术,那么它们至少不能说成是民族艺术。人们会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绝不是依赖它最好的状态和最高的水平走向世界的。
对于很多民歌以及民间文化都面临失传的现实,朱哲琴同样感到深深的忧虑。“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化发展中,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由于现在文化和物质建设这种飞速发展的关系,总会影响到民族文化,它会在它还不该消失的时候更快更迅速地消失。比如这个星球,可能它的生命周期应该是两亿年,因为你没保护好,结果两千年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觉得民族文化就属于人为的可以去影响的东西,我们只能尽量保证自己能做多少是多少。”
回归东方价值观
朱哲琴以自己多年的海外经历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要忘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这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长期地、虔诚地、全面地学习西方,然而他们并没有全部放弃或摧残自己的文化资源,而是做到可以知己知彼,把东方文化的一些长处和有价值部分,在经过西方挑战以后,得以改造、洗礼和发展。
“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东方价值观在我身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代都追逐过西方理论和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身上慢慢沉淀下来的却是对东方价值观的回归。”
事实上,朱哲琴所指的东方价值观绝不仅仅是指音乐领域的回归,它们更是涵盖了责任心、孝道、亲情友情、节俭朴实、好学勤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是这些价值观的存在,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并且使它免于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因此,朱哲琴建议今天的人们,要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发展,东方文化既要个性化又要国际化。
谈及如今和当初刚开始做音乐时候的心态变化,朱哲琴认为,“那时,我对自己非常苛刻。因为在自己不够强大、不自信的时候,任何一次妥协、瞻前顾后,都很容易让自己滑向一个深渊,我要保护自己的世界。现在,我有足够的自信,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不仅可以容纳、融入别人的世界,而且我很清楚我的世界在哪儿。”
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像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于西藏的想像,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
“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东方价值观在我身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代都追逐过西方理论和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身上慢慢沉淀下来的却是对东方价值观的回归。”
祖籍湖南长沙,生于广州。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人。专辑《阿姐鼓》在全球56个国家出版发行,是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赢得无数国际赞赏。
曾经,那个凄美温婉的“丹顶鹤的故事”伴随朱哲琴空灵如天籁的声音,被众口传唱了一代人,十余年来,朱哲琴在她的音乐疆域不断行走,音乐是她构筑心灵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从《黄孩子》到《阿姐鼓》再到《央金玛》,朱哲琴极富张力的声音与纯朴自然的乐风日臻完美。生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度,她以纪录的方式,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永久传承。
一腔清亮乐音划过云贵山峦村寨,在口弦呼麦的交织声中,画面中内蒙古大草原朴素的民生风貌历历在目,经藩群中的土登老人在伴随木卡姆节拍的刀郎民居中热舞……
近日,各大电视台播出的一则公益广告片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流传2500年的东方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侗族大歌的传承人们与音乐家、联合国中国亲善大使朱哲琴携手共同讲述的一段发现、发掘、发扬多元民族文化之美的心路历程。在广告片中,朱哲琴用她开阔的视野和艺术创造力,将多元民族文化音乐及影像元素进行了独特和创新性的整合呈现。希望影响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支持多元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行动。
从唱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歌手,到一个游历世界,在恒河边上驻足的行者,再到一个致力于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使者,一路走来,朱哲琴少了些神秘,多了些烟火气息。
之所以选择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作为自己的又一个目标,完全是缘于朱哲琴2004年的恒河之遇。2004年,朱哲琴第一次去恒河,那天清晨,坐着夜车的朱哲琴从另一个城市赶到瓦拉纳西,然后乘船渡过恒河,在恒河边上的火葬场,朱哲琴看到十几个焚烧堆,走到一堆跟前,火葬师用烧火棒搅和一下,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尸体在火堆里滚动,最后,只烧剩下一摊灰烬,一扫把就扫进了恒河。
谈起那次的经历,朱哲琴感慨万千,“我们已经习惯了庆祝生命的诞生,悼念生命的离去。生命在我们看来是很伟大的。但是在恒河边,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生命不论曾经多么伟大,多么富有,最后不论以什么方式死亡,葬礼多么隆重,最终不就是一把灰吗?”
正是从那时起,朱哲琴完全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第一,要让所有我爱的人快乐。第二,我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不只是索取。
让西藏被世界听见
如果你在外国的唱片店发现只有一张CD来自中国,那么它极有可能是朱哲琴的。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真正走向世界并取得成功的中国女歌手。为朱哲琴带来享有世界声誉的是1995年出版的《阿姐鼓》,这张专辑在全球56个国家出版发行,是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唱片赢得了无数国际赞赏。
《阿姐鼓》,那是缘于西藏“人皮鼓”的传说。被摒弃的血腥与蒙昧,在现代城市对西藏的重新想像中,获得新的美学意义。死去的阿姐在鼓声中重现,凄楚的死亡点染出崇高的诗意。《阿姐鼓》更像是一个残酷的诗歌文本,使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流行歌坛获得一种文化上的庄重。
《阿姐鼓》中的西藏是非常自我的。朱哲琴说:“我们到西藏,并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因此,它是朱哲琴的西藏。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像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于西藏的想像,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
听朱哲琴的歌,特别容易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宗教情结,分享宗教的喜悦之情,体会出宗教的伟大、崇高与圣洁,体会宗教人文关怀与终极关怀的本原,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密结合。伟大之美,崇高之美,在她的歌中缓缓地流淌。
听她的歌,还能感受到西方宗教音乐的影子,那种庄严的气息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很多欧美国家以某种宗教作为国教,有的国家教徒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朱哲琴歌中描述的那种既崇尚天堂的庄严明净,又能享受世俗生活乐趣的意境,容易引起西方人的共鸣,获得他们的赞誉和极力推崇。
曾有媒体报道,朱哲琴否认她的音乐与地域有关,否认她的歌代表西藏音乐。然而,说她的音乐与地域无关,应该理解为源于某种地域文化,或者说从中得到启发,再予以抽象概括,或提炼加工,这样可能更确切些,更符合一般艺术创作的规律。
朱哲琴自己也认为,“西藏音乐博大精深,我的音乐只是融进了西藏音乐的元素,而并非纯粹的西藏音乐。”说自己的音乐与地域无关,也许是为了避免人们对她的音乐或对西藏音乐的精髓产生误解。对于西藏音乐,朱哲琴也有着自己的见解,“西藏音乐有它的美和自身的价值,我们欣赏它,但它已经存在了。我之所以说自己的音乐与西藏无关,其实是想表达我不是西藏音乐的代言人,虽然我的音乐用了西藏为背景,但这和西藏音乐是两个概念。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就像我生活在汉文化的区域,也不能代表汉族音乐一样。”
用心灵构筑世界
在度过80年代的徘徊期之后,90年代世界流行音乐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主要的标志就是另类音乐的崛起。在经过传媒的一系列包装之后,“另类”一词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概念。在这股另类音乐的潮流中,一种新的音乐形态出现了——这就是“世界音乐”。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朱哲琴坦言,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音乐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世界音乐的东西,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世界音乐是什么,只是觉得不想做那种已经存在的音乐,想做有特色的音乐。想把自己特色的文化背景和最亲近的东西用音乐的语言表述出来,因为经过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处在全面学习的时代,包括自己也是,人们从学习西方的小说到听西方乡村音乐和摇滚流行。但是在大概10年的学习之后,人们开始思索我们自己应该干什么,其实《丹顶鹤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运动思潮中产生的。
事实上,朱哲琴当年所做的音乐正好处在一个时代的转型之中,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的没落使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对第三世界文化探索的兴趣,这也正是世界音乐兴起的大背景。但是,与现在不同的是,过去,民间音乐只是作为一种音乐元素点缀于摇滚乐或流行音乐之中。
对于自己把中国民族音乐带向全世界,从而使全世界的人们都有机会能够了解到中国民族音乐的事实,朱哲琴则表现的十分低调,“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并不是主观的、刻意的要把自己所做的音乐给哪些人去听。它们其实就是我音乐世界构成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敏感的一部分,这部分很奇妙。声音可以在我意识的世界里存在,是个很自由的东西。在一个音乐家的视野中,这家餐厅每一个声音来源都在我声音的世界里移动,因我的需求而裂变,比如说现在有一万个这样的杯子,我完全能够感觉到它们所有的律动,音乐家用自己的心灵构筑世界,我们有我们不同的方法和角度。”
对民族音乐迷失的挽救
就在中国传统的民歌艺术与民间文化越来越与今天人们产生极端的疏离与隔膜的时候,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希望加入世界进程之中,中华民族艺术如何“走向世界”,一直被视为中国加入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
然而,什么是“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冲动背后到底包含了怎样的内涵,这些内在的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意味着什么,却很少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朱哲琴以中国传统民歌独具的魅力与遭遇到的现实尴尬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可能的境遇。
在朱哲琴眼中,中国的民歌之所以独具魅力,是由于真实自然和人性化。“这是最重要的,它不会说为了比赛你这个高音要到什么高度,因为它不是一个这样僵固的东西。我到过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在人家的国度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职业民歌手这一说,这是因为,国外的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了民歌手的职业化,那么,这个人的演唱就会没有色彩。所谓色彩,就是指作为一名演唱民歌的人,在进行演唱的时候,所有的感情都应该是他情感的精华。”
正如朱哲琴所说,如今,很多有关于中国民歌的表演为了顺应当下国际演出市场的需要,运用了一些高度时尚化的表演形式,不仅使得中国民歌提升了国际知名度,而且还使中国的乐器以及中国民族音乐本身都借着这样的途径更为世界所了解,尤其是更为外部世界的青年人了解。
但是也应当看到,当表演者们从着装到舞台动作都被包装成一帮行为放肆的青春美少女,舞台的潜台词分明在暗示观众,在听她们演唱歌曲或是演奏音乐的同时,更可以欣赏她们的形体与表演。因此,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暴露的夸张表演的吸引力远远被置于演出中音乐的吸引力之上。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看成是对艺术的一种理解与诠释,然而,关键的一点在于,假如说这类展现身体的表演也不失为艺术,那么它们至少不能说成是民族艺术。人们会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绝不是依赖它最好的状态和最高的水平走向世界的。
对于很多民歌以及民间文化都面临失传的现实,朱哲琴同样感到深深的忧虑。“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化发展中,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由于现在文化和物质建设这种飞速发展的关系,总会影响到民族文化,它会在它还不该消失的时候更快更迅速地消失。比如这个星球,可能它的生命周期应该是两亿年,因为你没保护好,结果两千年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觉得民族文化就属于人为的可以去影响的东西,我们只能尽量保证自己能做多少是多少。”
回归东方价值观
朱哲琴以自己多年的海外经历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要忘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这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长期地、虔诚地、全面地学习西方,然而他们并没有全部放弃或摧残自己的文化资源,而是做到可以知己知彼,把东方文化的一些长处和有价值部分,在经过西方挑战以后,得以改造、洗礼和发展。
“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东方价值观在我身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代都追逐过西方理论和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身上慢慢沉淀下来的却是对东方价值观的回归。”
事实上,朱哲琴所指的东方价值观绝不仅仅是指音乐领域的回归,它们更是涵盖了责任心、孝道、亲情友情、节俭朴实、好学勤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是这些价值观的存在,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并且使它免于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因此,朱哲琴建议今天的人们,要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发展,东方文化既要个性化又要国际化。
谈及如今和当初刚开始做音乐时候的心态变化,朱哲琴认为,“那时,我对自己非常苛刻。因为在自己不够强大、不自信的时候,任何一次妥协、瞻前顾后,都很容易让自己滑向一个深渊,我要保护自己的世界。现在,我有足够的自信,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不仅可以容纳、融入别人的世界,而且我很清楚我的世界在哪儿。”
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像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于西藏的想像,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
“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东方价值观在我身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代都追逐过西方理论和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身上慢慢沉淀下来的却是对东方价值观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