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桥路41号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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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虎藏龙的大木桥路41号
  1973年的时候,已是“文革”后期,上海电影制片厂可能意识到电影制作队伍已经青黄不接,虽然还没有大规模拍电影,但必须未雨绸缪,培养年轻一代。于是,制片厂办起了技工学校,招了100名学生,分成两个置景班、两个照明班。我就是这帮刚刚从上海各个中学走出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当我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欢叫着跨入大木桥路41号大门(新中国成立前“国泰”、“大同”的地盘,新中国成立后为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的第三摄影场)——一片破败的景象展现在面前:除了一排灰瓦白墙的平房、一个破破烂烂的陈旧小摄影棚,就是一大片空地。记忆犹新的是,看守门房的是位黑黑瘦瘦的干瘪老头,戴顶灰色压发帽,眼窝深陷,默默打量着我们这帮年轻人。后来有知情者悄悄透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千里——原来是拍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电影的著名演员啊!我们不由感慨起来:大明星为我们看门,有意思!
  再走进去,只见一位秃顶、白发的老者,红光满面,胸前围着粗白布的围兜,正弯着腰在室外一个水泥砌成的大水池里洗菜、淘米,侧面看过去,活脱就是“白求恩大夫”。有人远远地朝着他指指点点,轻声议论:“舒适、舒适……”啊,那不就是《红日》里的张灵甫嘛!同学中大部分没看过《清宫秘史》,只知道《红日》。原来,舒适刚刚从干校到工厂,再从工厂被召到上影技校,为我们当火头军了。还有几位正在厨房忙碌的,经老师一一介绍,都不由吓一跳:瘦瘦的,戴顶蓝色压发帽的名叫贺路——上官云珠的导演丈夫;黑黑胖胖戴副眼镜的那位是于杰——导演;还有一位戴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则是杨师愈——他们的头。这下大家更感慨了:大明星、大艺术家为我们烧饭,太有意思了!
  那时候,技工学校里也有派驻的工宣队,但已经没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了,所以也就成了摆设。每天,只见舒适在厨房忙进忙出,也不多言,但偶尔听到他说话,只觉充满了胸腔共鸣音,声若洪钟。我们和体育老师一起,自己动手把操场整治得平平整整,画一圈白线,竖起两个篮球架,就可以打球了。奇怪的是,酷爱打篮球的舒适一次也没有和我们赛过球,顶多站在厨房门口,朝篮球场张望几眼。也许,他觉得这时候只该在厨房忙碌,而不能在球场上出风头,毕竟还有工宣队,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从他的神态不难看出,他是多么想来参与一把啊!
  那个破摄影棚里正搭着一堂布景,说是要拍彩色版的《渡江侦察记》,学生们等候着想见到孙道临、康泰等等明星,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老了,演员全部换成了新人。舒适从摄影棚门前经过的时候,身板笔挺,头也不朝那个方向转一下,好像拍戏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没兴趣关心。可是,正在摄影棚门前转悠的我们,却不约而同把视线和焦点都对准了舒适,直到他走出大木桥路41号的大门为止……
  
  那一场撕心裂肺的告别
  那时候的舒适,看上去很淡定,但总觉得他有点压抑。直到现在为他写书,才从他的弟妹和儿女那里了解到,这是爱妻慕容婉儿不幸逝世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
  那是1970年1月25日晚上9点多钟,舒适经“特许”,在两名造反队员押解下,乘吉普车从干校来到南昌大楼。电梯已停运,他等不及请值班人员来开,便以最快的速度上楼,跑进久违的家,两名造反队员也尾随而入。癌症晚期的慕容婉儿直挺挺躺在床上,目光已经呆滞。“婉儿!婉儿!”在舒适的大声呼唤下,她才微微睁开原本那么美丽的双眼,见到了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衣的舒适,露出一丝笑容,好像说了句什么,声音太弱,可是舒适听懂了,她说的是:不想看见他被人押解回来。见到气息奄奄的慕容婉儿,两位押解人员起了恻隐之心,知趣地退进厨房,又意识到,在旁边监视确实不合适,也没必要,他们了解舒适是个讲义气、重感情的人,不会做出不合规矩之事,就悄悄地把舒适叫出来,和他约法三章:“不能自杀和逃走,否则我们没法交待,如果还想参加追悼会,那么我们再请示领导。”舒适不停地点头,说:“我这个人说话算数的,你们放心好了。”
  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慕容婉儿声音一会儿响一会儿轻,有时候只有两片嘴唇在动,但舒适明白她表达的意思。慕容婉儿累了就闭一会儿眼睛,眼角悄悄爬出一滴热泪。舒适不由悲从中来,他尽量克制住,但仍抽泣了一声。慕容婉儿听到了,睁开眼睛,艰难地举起肿大的手臂,想抹去舒适眼中的热泪,但是还没碰到他的脸就不行了。守在一旁困得昏昏沉沉的舒家小弟弟赶紧一跃而起,在嫂子嘴上垫块纱布,进行人工呼吸,把慕容婉儿从死神手里夺回。
  如此这般重复了两三次,筋疲力尽的小弟弟又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嫂子断断续续的声音,“以后要跟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再困难也要拿出钱来资助这个小弟弟完成学业,照顾好他……”
  慕容婉儿不时朝墙上的钟看,仿佛是在计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留在人间,要么就是在考虑舒适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留在她身边。夫妇俩聊一会儿,睡一会儿,其实都是慕容婉儿在说,舒适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仔细辨别着她越来越低弱的声音,然后慕容婉儿就累得睡着了,舒适是一分一秒都不敢合眼,也丝毫没有睡意。
  大约凌晨五点的时候,慕容婉儿忽然醒了,长长地叹了口气,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说道:“这一晚我睡倒睡得蛮好。”其实她也就睡了十几分钟,却好像睡了整整一夜。可能见到舒适还在身边,她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慕容婉儿就在说了这句话不久,突然呼吸又急促起来,当小弟弟又一次要从地上跳起来抢救时,舒适一下子将他按住,痛哭起来,说:“不要做了,让她……走吧……”这时候,只听慕容婉儿轻轻地却很清晰地讲了一句话:“看来人死也不过如此……”从此,她真的睡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舒适紧贴着慕容婉儿尚未冷却的脸,紧抱着她尚未冷却的身体,伤心欲绝:“30年,30年,就这么结束了……”
  
  “白求恩”成了面试官
  当我们这批技校学生快要毕业的时候,厨房里已经见不到“白求恩”了。原来,文艺的春天即将来临,遭寒冬摧残的田地需要重新播种,在上影演员剧团支部书记铁牛带领下,舒适和孙景路、张庆芬、王丹凤、武文璞、朱曼芳、吴鲁生、王静安以及两个工宣队员等一干人分成几个小组,去了工厂、农村、部队,到各行各业物色可以培养电影演员的新苗。
  有一天,舒适背着一只包,骑着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上海海运局和朱曼芳会合。朱曼芳一见舒适骑着“老坦克”叮呤当啷地到了,就尊敬地称他一声“舒伯伯”,他居然回敬她“朱阿姨”。朱曼芳先是一愣,随即笑了,她知道,舒伯伯是从来不论资排辈的,对晚辈一律平等对待。他们敲开海运局党委办公室的门,请领导推荐几个粗犷一点、符合工农兵形象气质、比较朴实的年轻人。海运局的党委和人事部门研究一番以后,把几个精心挑选的小伙子推到他们面前。舒适和朱曼芳觉得他们形象都还不错,就叫他们先各自朗诵一段。未经语言能力训练的小伙子们普通话尚有不少毛病,更谈不上表演,然而舒适和朱曼芳在其中一位身上发现了可以培养的潜质,便请他到上影演员剧团报到还给他开小灶辅导表演技巧。这个叫“何麟”的回族青年,从一名一点不会演戏的海员渐渐成长为上影演员剧团的中坚力量,到1994年当上了上影演员剧团的团长,继而成为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和副主席。
  何麟只是出自当时上影演员培训班的青年演员之一,陈冲、郭凯敏、陈烨、王伟平、卢青、张芝华、陈鸿梅、程玉珠、方舟波、闵安琪、薛国平等24人都是这样被挑选到上影演员剧团的幸运儿。那时候,大木桥路41号一度成为上影演员剧团的大本营,有时候,那里会突然呼啦啦涌进来一大帮人。年轻的大部分不认识,但一个个基本上都称得上帅哥美女,那几个带领他们的都是大明星,而那个“白求恩”不是舒适是谁?只是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淘米、洗菜的舒适是个和蔼慈祥的老者,那么作为“面试官”之一的舒适便像是胸有乾坤的老教授,也有了点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气度。
  
  关于“林冲”的往事
  为了听著名演员冯奇说说当年与舒适一起拍摄电影《林冲》的往事,我去了而今“大木桥路41号”——上影公寓。
  那是1957年的事情,本该由吴永刚导演的《林冲》,分镜头剧本都搞好了,舒适扮演绝对男一号——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那天,扮演反角陆谦的冯奇拿着电影局叫他带回的一份文件交给吴永刚,说请吴导演到电影局去一趟。这一去就被宣布为“右派”。开拍在即,临阵换将诸多不便,上影厂的领导急中生智,让舒适兼任导演,由冯奇和扮演林娘子的林彬、摄影姚士泉、制片主任吴承镛一起辅佐。舒适那时因演《情长谊深》遭批判而心有余悸,多少怀着一点“戴罪立功”的想法,努力地想表现出色。况且救场如救火,按照舒适的为人准则,在这种时候他不会不挺身而出的。再说,他以前导演过不少作品,已经很有经验了,便欣然接下导演《林冲》的任务。
  对舒适来说,《水浒传》中的这段故事再熟悉不过——林冲携妻子张贞娘去庙里进香。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被林妻之美吸引,竟在林冲暂离时趁机调戏。及时赶到的林冲正待发作,见是高衙内便只好息事宁人。高衙内又几次寻机调戏未果,不肯罢休,请父亲为他出头。高俅便按陆谦之计设下圈套,以看刀为名将林冲骗进军机要室白虎堂,诬陷他带兵器入内意图行刺,将其发配到沧州充军。趋炎附势的陆谦奉高俅之命买通解差,企图在野猪林杀掉林冲。危急时刻,林冲被及时赶到的结拜兄弟鲁智深救下。鲁智深劝他投奔梁山,而林冲只想服刑后回乡,不愿落草。林冲被发往草料场看管草料,陆谦一伙赶来火烧草料场,又图谋害林冲。不料林冲躲过一劫,并刺死陆谦,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上了梁山。
  舒适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分了镜头。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他只能凭着多年来积累的艺术功底,按部就班地认真工作。舒适和冯奇等群策群力,每个镜头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先走一遍戏,大家都感到绝对没问题了就正式开拍。遇到拍舒适演林冲的戏时,就由冯奇在现场指挥;遇到舒适和冯奇都有戏的时候,就由林彬或者制片主任喊一声“开麦拉”。
  1957年12月的一天,摄影棚里正在拍摄林冲夜宿山神庙,杀死前来火烧草料场企图害他的陆谦那场戏。将要开动摄影机时,突然来了几个保安人员,四处检查一遍之后离开了。大家正在诧异,只见周恩来总理微笑着陪同缅甸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及夫人一行进来了,张骏祥、赵丹、黄宗英等紧随其后。周总理把外宾介绍给摄制组,舒适则向周总理介绍了各位电影同仁,以及正在拍摄的《林冲》。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当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嘛!”舒适和冯奇等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周总理在一起,领略周总理平易近人的风范,感觉他就像从新闻纪录片里走出来了。
  接着,摄影机正式架好,剧组请周总理和外宾观看了林冲和陆谦在山神庙前对打一段戏的拍摄。只见林冲长枪一挑,把使刀的陆谦撂倒在地,最后刺死,报仇雪恨。周总理和外宾拍手喝彩之后提议,“大家合个影吧!”这时有人提出异议:“拍照合适吗?”周总理说:“有啥不合适的?‘古、今、中、外’一起拍张合影,不是很有意义吗?”“古”是指穿着古装的演员,“今”是指穿便装的所有人,“中、外”就好理解了。于是,这一历史性的珍贵镜头便永远地定格在胶片上了。
  和周总理交谈过几句的舒适,从此干劲倍增,有了创作冲动,深入挖掘了林冲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忠君正统,不愿为寇;另一方面又耿直豪爽,痛恨不义和邪恶。最后他雪夜上梁山是忍辱负重仍不能生存,被逼无奈的唯一出路。这样处理,使得林冲的形象异常丰满,性格发展非常符合逻辑。对陆谦从造型到表演都不脸谱化,而是把他塑造成一表人才、武功高强的反角,这样才使林冲曾与他有结拜之交合乎逻辑。
  舒适还设计了极有特色的片头,将线描风格的林冲帽子和一根长枪作为字幕衬底,配以中国元素强烈的音乐。当看到影片中高衙内骑马横冲直撞毁了小贩的玩具摊,林冲便买下小贩的泥娃娃,并施以银两,了解舒适的人就会意识到,这也是他一贯的行为逻辑。这时候,舒适与角色完全合二为一 了。
  影片完成后,舒适没有抛下吴永刚,仍把他列为联合导演。
  
  后记
  著名编剧、曲艺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沈祖安先生是舒适的好友,他说,“阿舒是有信念的,这个信念就是做个正直的人。”与舒适合作过电影《千里寻梦》的导演杨延晋有次问赵丹:“哎,你们这批‘老家伙’当中谁最好?”赵丹不假思索地回答:“舒适。”“哪能好?”“人品好。”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采访后,我对舒适先生的“人品好”有了深刻的认识,对1970年代初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大木桥“白求恩”形象,更清晰、更鲜活了。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1916年4月19日出生于老北京东城一个典型四合院里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舒适,而今迎来了他的96岁诞辰,想想笔者为他撰写的传记《非常舒适》即将出版,甚感欣慰。当初接受这个写作任务时,未考虑舒老先生目盲耳背采访之难,只一味兴奋激动,因为自觉1970年代初的两年内曾与他天天“见面”,颇有缘分……
  
  舒适(1916.4.19—),原名舒昌格。19岁入复旦大学,后转入持志大学法律系。1938年,经许幸之导演介绍入行,主演《孤儿救母记》,遂成为职业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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