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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是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是一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从东道国的视角出发,探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可能的影响渠道以及未来的投资方向和政策建议,以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1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增长呈现明显的L型走势。然而在这新旧产业更替和发展动换的关键时期,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作为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如何提高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国际方面,当前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潮涌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为助力全球经济增长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近些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呈稳步上升趋势。2019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相关研究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对东道国TFP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是,作为东道国,想要从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中提高TFP也存在一些现实题。第一,传统的投资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投资形式以学习型、技术导向型为主,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多是战略型、资源合作型的。第二,“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制度环境、宗教信仰、文化风俗等特征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机遇,又带来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母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在母国制度环境存在较多约束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为“跳板”,从母国制度环境中“逃逸”。因此,深刻揭示“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逆向创新溢出的政策效应,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2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层面,基于边际扩张理论,Hiliey(1999)对日本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将日本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纺织业与机械业转移至其他东盟国家,释放国内劣势产业占用的资本要素,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可以缓解日本国内的要素错配现状。类似的,Blolstrom(2000)分别利用日本、爱尔兰经验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够促进母国产业资本由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配置,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引导资本向高成长性行业流动,从而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内要素错配现象的缓解,但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谢乔昕(2014)发现OFDI规模的扩大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以及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等作用路径对国内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提升效应,改善了中国的要素错配。伦晓波等(2018)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修正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模型,考察了OFDI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纠正民营企业的要素错配现象。
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可以通过何种渠道促进中国企业创新呢?李延喜等(2020)研究发现一是研发成本分摊,即通过沿线国家政府支持政策或市场规模分摊一部分研发成本。二是外围技术剥离,即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将外围研发技术转移到沿线国家,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使母国企业将核心资源用于本国的技术创新。三是境外企业也可能在东道国市场竞争、消费者需求、生产经营环境等因素的推动下,采取本土化经营战略,通过技术本土化变革与本土化适应,实现技术创新和反馈。
3政策建议
首先,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国应该鼓励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战略规划,为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清晰的战略定位,加强对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的谨慎抉择,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有针对性、有区别的对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格局。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积极寻求与沿线国家进行产业对接,鼓励轻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轮胎、电子信息、通信、轻工机械等优势产能行业的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带动先进设备、技术、服务“走出去”,利用当地的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实现互补,完善供应链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資服务体系。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普遍遇到不熟悉东道国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手段不足、与当地政府沟通不畅以及缺乏国际化人才等问题。
1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增长呈现明显的L型走势。然而在这新旧产业更替和发展动换的关键时期,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作为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如何提高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国际方面,当前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潮涌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为助力全球经济增长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近些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呈稳步上升趋势。2019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相关研究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对东道国TFP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是,作为东道国,想要从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中提高TFP也存在一些现实题。第一,传统的投资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投资形式以学习型、技术导向型为主,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多是战略型、资源合作型的。第二,“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制度环境、宗教信仰、文化风俗等特征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机遇,又带来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母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在母国制度环境存在较多约束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为“跳板”,从母国制度环境中“逃逸”。因此,深刻揭示“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逆向创新溢出的政策效应,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2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层面,基于边际扩张理论,Hiliey(1999)对日本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将日本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纺织业与机械业转移至其他东盟国家,释放国内劣势产业占用的资本要素,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可以缓解日本国内的要素错配现状。类似的,Blolstrom(2000)分别利用日本、爱尔兰经验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够促进母国产业资本由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配置,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引导资本向高成长性行业流动,从而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内要素错配现象的缓解,但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谢乔昕(2014)发现OFDI规模的扩大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以及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等作用路径对国内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提升效应,改善了中国的要素错配。伦晓波等(2018)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修正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模型,考察了OFDI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纠正民营企业的要素错配现象。
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可以通过何种渠道促进中国企业创新呢?李延喜等(2020)研究发现一是研发成本分摊,即通过沿线国家政府支持政策或市场规模分摊一部分研发成本。二是外围技术剥离,即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将外围研发技术转移到沿线国家,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使母国企业将核心资源用于本国的技术创新。三是境外企业也可能在东道国市场竞争、消费者需求、生产经营环境等因素的推动下,采取本土化经营战略,通过技术本土化变革与本土化适应,实现技术创新和反馈。
3政策建议
首先,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国应该鼓励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战略规划,为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清晰的战略定位,加强对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的谨慎抉择,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有针对性、有区别的对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格局。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积极寻求与沿线国家进行产业对接,鼓励轻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轮胎、电子信息、通信、轻工机械等优势产能行业的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带动先进设备、技术、服务“走出去”,利用当地的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实现互补,完善供应链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資服务体系。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普遍遇到不熟悉东道国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手段不足、与当地政府沟通不畅以及缺乏国际化人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