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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他人即是地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它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一——自我與他人的关系，强调个人要摆脱他人的定见而通过自由选择去造就自我。而卡夫卡的作品也在极大程度上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寻求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自为的存在。本文便以萨特“他人即是地狱”的观点，并结合其戏剧《禁闭》来分析卡夫卡最珍爱的小说之一《饥饿艺术家》，探究主人公悲剧命运之源。
关键词：“他人即是地狱”；《禁闭》；《饥饿艺术家》；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3
引言：
萨特在克尔恺郭尔的“个人存在学说”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存在主义理论，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来造就自己。同时，他强调人是处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处境中的，人在做出自由选择时必然会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因而萨特尤为重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戏剧《禁闭》中，他便探讨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他认为“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在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他人的判断”[1]974，他召唤人们摆脱他人定见对自己精神上的禁锢，冲向彼岸的自由，“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1]975。
卡夫卡，被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为先驱，萨特也从其作品中获得了有关现代人普遍困境的寓言，卡夫卡的世界——不论是其生活的世界还是其作品中营造的世界，往往都“给人一种既无尽头，又没有法的荒谬生活的令人心碎的印象”“在他的世界里人在荒凉的迷宫里孤独地游荡，死也和生一样是无法居住的。”[2]167奥匈帝国的专制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境遇、父亲的家长制威严、“良心普遍冻僵”的社会、剥夺了人们权利和尊严的现代文明……使卡夫卡对世界产生了陌生感和异己感，这种生存的危机感和孤独感是卡夫卡的，也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生前极为钟爱的一篇小说，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曾读着它长时间流泪不止。可见这篇小说应对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许那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坚守信念的艺术家就是卡夫卡自己的化身。本文便以萨特“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来解读这篇小说。
一、无法摆脱的处境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一个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成员，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摆脱自身所处的环境，如萨特所说人是处在一个有组织的、摆脱不掉的处境之中的。虽然萨特认为人是自己造就的，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同时，他也指出：“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成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做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压力。”[3]26可见，萨特肯定自由的绝对性，同时也强调人的处境对人的强制性。因此，我们在采取行动把自己推向未来、造就自己之前，首先必须正视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我们远远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不能自由地逃离我们阶级、民族和我们的家庭。”[4]585一切外在关系、价值法则都像“粘滞”的胶状物一样，使我们不能自由行动。
对于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处境，萨特在《禁闭》中有形象的设置：三个有罪之人，死后来到地狱，这里没有烤架、没有刑具、没有刽子手，只有他们三个刚死之人；且文中反复强调这里没有镜子，他们只能把彼此当作镜子，通过彼此的目光来认识自己；这里也没有黑夜，灯光永远不灭；三个鬼魂的眼睛也永远无法闭合，他们只能不分昼夜地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睁着眼睛度日。由此，他们每个人的行动都处在他人目光的监控之下，他人的目光便成了刑具和烈火，如伊内丝所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1]120这样地狱便成了“他人投向我们的清醒的目光”。这样的地狱场景隐射的正是“主观性林立”的现代世界，隐喻的便是现代个体的处境：个体生活在他人的视线之下，人总是处在和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无法逃避。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处在“关系”中，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网便是“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成立的现实条件。《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同样处在“不由自主”的关系网之中：首先，他生活在一个“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的时代，人们热衷于观看兽畜，他早已不符合时代氛围，甚至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障碍。然而，作为表演艺术家，他不得不博取观众的目光和欣赏，他只能在观众的目光下才能确定自己表演艺术家的身份，这是他所处的第一层关系。其次，饥饿艺术家必须生活在看守们的目光下， 因为他必须向看守、向观众、向一切其他人证明自己没有吃东西，证明自己的挨饿能力，这是他无法摆脱的第二层关系。第三，饥饿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是与他“抢饭碗”的兽畜，最后他死去，他的位置被一只小豹取代，与兽畜的对立关系是饥饿艺术家无法摆脱的第三层关系。最后，饥饿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是他自己，一方面他早已意识到时代氛围的改变，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然而他艺术家的尊严让他不肯放弃饥饿表演，甚至自欺欺人地思忖：“假如他所在的地点不是离兽笼这么近，说不定一切都会稍好一些。”[5]129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是饥饿艺术家无法摆脱的第四层关系。由此观之，卡夫卡为他的主人公设置了这样一个关系重重的生活处境，折射的也正是现代每一个人的生活现状——置身于无限的关系网之中。
饥饿艺术家如《禁闭》中的三个鬼魂一样，都试图获得证明自己的自由，然而却深陷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无法摆脱，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带给他的压力和强制性，让他在将自己推向饥饿最高境界的道路上渐渐被人遗忘，最终孤独冷清地离世。其悲剧性的首要来源便是缠绕着他、让他无法躲避的各种关系。
二、他人定见即是地狱
如上文所述，人无法摆脱的自身处境实则就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尤为重要，“他人”便成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萨特认为人总是把“他人”看作一个客体，粗暴地剥夺了他人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把活生生的人变成“物”，因而可以说他人是对一个人自主的限制甚至否定。他说我们时刻都能体验到的一种日常关系便是他人时刻注视着我，他人的目光不仅把“我”这个自由的主体变成了僵化的客体，还迫使“我”按照他们的看法来判定和伪装自己，“通过他人的注视，我体验到自己是没于世界而被凝固的。”“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4]337，“我不再是处境的主人” [4]333。于是，我努力想从他人的“注视”中解放出来，反过来控制他人；而他人处于与我同样的处境中，也力图控制我，如此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便陷入无止境的矛盾之中。所以，他人的“注视”是与我们的自由意志相冲突的，无论是过于依赖他人目光，还是试图逃避他人目光，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折磨，因而，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戏剧《禁闭》中，三个鬼魂便是如此，彼此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无处可逃，他们互相了解，又互相欺骗；彼此和解，又彼此孤立。“他人即是地獄”这句话是加尔散喊出的，他正是一个完全活在他人注视下的典型，他就是萨特所说的因太过依附他人判断而处在地狱中的一类人。他从不内省自察、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却始终对别人给自己的评价耿耿于怀，直到死后依然仔细聆听着活着之人在如何谈论自己，他痛苦地喊道：“我的一生都已经捏在他们手里了。”在地狱中，他也竭力想从艾丝黛尔和伊内丝那里确认自己不是胆小鬼。加尔散始终活在他人的评价中，他将自己的本性交由别人来判断和造就，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去造就。
《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虽始终努力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与其说是追求自我，不如说是追求他人的肯定。“他们是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这样的看守是最使饥饿艺术家痛苦的了”[5]124，对于自己忍饥耐饿的能力，他需要看守们的注视来证明；“这一切流言蜚语他都得忍受下去，经年累月他也已经习惯了，但他的心里，这种不满始终折磨着他”[5]125，观众对他的看法始终折磨着他；人们步履匆匆去观看兽畜时，他也还是高兴的，甚至感谢这些兽类招徕了那么多观众，哪怕这些观众只是路过他。他始终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建立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所以，当观众的不理解、不信任到最后的不“注视”时，他也不相信自己了，他的心变得越来越沉重，也不再关注自己的艺术表演到达了怎样的境界，临终时说的还是“请诸位原谅”“我一直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5]130。由于过于依赖他人的评价和注视，艺术家便不是自己处境的主人了，而成为了一个被动者；也因为如此，当失去他人的“注视”时，他不再骄傲，最终落得连动物都不如的下场，被人将他与烂草一同给埋了。
可以说，饥饿艺术家和加尔散一样，都过于依赖他人的目光，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依据他人的定见来认识和评判自己，最终导致自己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这个层面来说，观众和看守等“他人”的目光便成了饥饿艺术家的地狱，而对这些目光的过度依赖便加重了艺术家的悲剧性。
三、自由选择
针对“他人即是地狱”，萨特曾说过这并非指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总是很坏，而是说“当我们捉摸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所用的其实是他人对我们的认识”，“我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自己完全依附于他人”[1]974。萨特指出加尔散之所以最终没有走出地狱，是因为他已经死亡，无法再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存在。然而，我们与《禁闭》中的三个死人不同，我们是活人，萨特说“我想通过荒诞的形式指明自由对我们的重要性，即以行动改变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1]975，这就回到了萨特哲学观的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行动来造就自己，他指出：“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3]8
萨特始终认为人的性质是由人自身的行动决定的，他不承认上帝，不承认先验的人性或客观规律，他只承认人的行动。也即是说，一个人的存在和性质不取决于他人的注视，也不取决于其身处的环境，而是取决于其自由选择所采取的行动。如《禁闭》中的三个人，他们一个是胆小鬼、虐待狂；一个是色情狂、溺婴犯；一个是极端自私、有极强控制欲的同性恋，他们身前的罪恶行为决定了他们是该入地狱的人；而此时，他们是已死之人，已经丧失了自由选择的主动权，已经无法行动了，于是他们便只能是他们生前的一系列行动的总和，无法再改变自己。萨特在这样极端的形式中告诉我们：那些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且根本不想改变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样。他说：“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结底，他们自愿入狱。”[1]975因而“他人即是地狱”实则是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学说，它肯定人自由选择的权利，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去“砸碎地狱”，将自己推向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加缪曾这样评论卡夫卡的作品：“这里什么也不缺少——不缺少尽在不言中的反抗，也不缺少看得透、说不出的绝望，更不缺少不可思议的行为自由。”[6]107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确在绝望的境遇中保持着反抗的自由，饥饿艺术家确实保持着自由选择的主动权，去反抗这个异己的世界：他坚持饥饿表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没有一个观众；他绝不勉强苟且，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而坚决不吃东西；他保持着自己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纯粹而拒绝与这个异化的世界和解。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也是缺乏行动自由意识的，如前文所述，他始终未能摆脱观众的“注视”和评价而生活，他至死都还在寻求他人的赞赏，而这些人却又恰恰正是自己一辈子都在拒绝的人，看守、经理、观众、管事等无一不使他痛苦，因为他竭力从他们那里谋求欣赏与信任，得到的却是怀疑和冷漠，他最终也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打破这些人的“注视”，他选择自愿入狱，就像自愿选择坐在笼子里供人观赏娱乐一样，即使人们早已将他遗忘他也没有主动走出笼子，也即主动走出人们的“注视”。
因而饥饿艺术家的更深层次悲剧在于其欲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去生活，却又无法采取行动走出他人的目光。他一方面是自由的，始终坚持着对艺术的追求；一方面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依靠他人的目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处境。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他便陷入了矛盾与分裂的悲剧之中。
结语：
本文将卡夫卡最精致的小说之一《饥饿艺术家》放在存在主义视域下进行解读，立足于萨特“他人即是地狱”这一哲学命题，结合其戏剧《禁闭》，通过分析“他人即是地狱”这一哲学观的现实条件、内涵和萨特提出的目的来探讨饥饿艺术家悲剧的缘由。最终得出结论，饥饿艺术家的悲剧性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无法摆脱的、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网让他陷入与他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二是过于依赖他人的定见和目光来认识和判断自己的能力与价值，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主观性和主体性，从而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三是他既想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保持精神和灵魂的自由而不苟且于世，又想得到世人的理解和欣赏，甘愿呆在他人“目光的牢笼”中。如此“自愿入狱”与“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与分裂，让他丧失了采取行动的能力，最终在丧失了他人的“注视”后冷落离世。
当然，本文仅是从“他人即是地狱”的角度探讨了饥饿艺术家悲剧的部分缘由，至于饥饿艺术家的形象和小说的寓意等必然是极为丰富、有极大的阐释空间的，卡夫卡作品之阐释绝不会是局限的、封闭的。
参考文献：
[1]让-保罗·萨特：《萨特戏剧集》，袁树仁、沈志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5]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叶廷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叶廷芳，黄卓越：《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群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9]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高年生主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10]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关键词：“他人即是地狱”；《禁闭》；《饥饿艺术家》；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3
引言：
萨特在克尔恺郭尔的“个人存在学说”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存在主义理论，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来造就自己。同时，他强调人是处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处境中的，人在做出自由选择时必然会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因而萨特尤为重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戏剧《禁闭》中，他便探讨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他认为“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在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他人的判断”[1]974，他召唤人们摆脱他人定见对自己精神上的禁锢，冲向彼岸的自由，“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1]975。
卡夫卡，被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为先驱，萨特也从其作品中获得了有关现代人普遍困境的寓言，卡夫卡的世界——不论是其生活的世界还是其作品中营造的世界，往往都“给人一种既无尽头，又没有法的荒谬生活的令人心碎的印象”“在他的世界里人在荒凉的迷宫里孤独地游荡，死也和生一样是无法居住的。”[2]167奥匈帝国的专制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境遇、父亲的家长制威严、“良心普遍冻僵”的社会、剥夺了人们权利和尊严的现代文明……使卡夫卡对世界产生了陌生感和异己感，这种生存的危机感和孤独感是卡夫卡的，也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生前极为钟爱的一篇小说，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曾读着它长时间流泪不止。可见这篇小说应对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许那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坚守信念的艺术家就是卡夫卡自己的化身。本文便以萨特“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来解读这篇小说。
一、无法摆脱的处境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一个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成员，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摆脱自身所处的环境，如萨特所说人是处在一个有组织的、摆脱不掉的处境之中的。虽然萨特认为人是自己造就的，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同时，他也指出：“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成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做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压力。”[3]26可见，萨特肯定自由的绝对性，同时也强调人的处境对人的强制性。因此，我们在采取行动把自己推向未来、造就自己之前，首先必须正视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我们远远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不能自由地逃离我们阶级、民族和我们的家庭。”[4]585一切外在关系、价值法则都像“粘滞”的胶状物一样，使我们不能自由行动。
对于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处境，萨特在《禁闭》中有形象的设置：三个有罪之人，死后来到地狱，这里没有烤架、没有刑具、没有刽子手，只有他们三个刚死之人；且文中反复强调这里没有镜子，他们只能把彼此当作镜子，通过彼此的目光来认识自己；这里也没有黑夜，灯光永远不灭；三个鬼魂的眼睛也永远无法闭合，他们只能不分昼夜地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睁着眼睛度日。由此，他们每个人的行动都处在他人目光的监控之下，他人的目光便成了刑具和烈火，如伊内丝所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1]120这样地狱便成了“他人投向我们的清醒的目光”。这样的地狱场景隐射的正是“主观性林立”的现代世界，隐喻的便是现代个体的处境：个体生活在他人的视线之下，人总是处在和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无法逃避。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处在“关系”中，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网便是“他人即地狱”这一观点成立的现实条件。《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同样处在“不由自主”的关系网之中：首先，他生活在一个“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的时代，人们热衷于观看兽畜，他早已不符合时代氛围，甚至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障碍。然而，作为表演艺术家，他不得不博取观众的目光和欣赏，他只能在观众的目光下才能确定自己表演艺术家的身份，这是他所处的第一层关系。其次，饥饿艺术家必须生活在看守们的目光下， 因为他必须向看守、向观众、向一切其他人证明自己没有吃东西，证明自己的挨饿能力，这是他无法摆脱的第二层关系。第三，饥饿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是与他“抢饭碗”的兽畜，最后他死去，他的位置被一只小豹取代，与兽畜的对立关系是饥饿艺术家无法摆脱的第三层关系。最后，饥饿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是他自己，一方面他早已意识到时代氛围的改变，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然而他艺术家的尊严让他不肯放弃饥饿表演，甚至自欺欺人地思忖：“假如他所在的地点不是离兽笼这么近，说不定一切都会稍好一些。”[5]129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是饥饿艺术家无法摆脱的第四层关系。由此观之，卡夫卡为他的主人公设置了这样一个关系重重的生活处境，折射的也正是现代每一个人的生活现状——置身于无限的关系网之中。
饥饿艺术家如《禁闭》中的三个鬼魂一样，都试图获得证明自己的自由，然而却深陷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无法摆脱，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带给他的压力和强制性，让他在将自己推向饥饿最高境界的道路上渐渐被人遗忘，最终孤独冷清地离世。其悲剧性的首要来源便是缠绕着他、让他无法躲避的各种关系。
二、他人定见即是地狱
如上文所述，人无法摆脱的自身处境实则就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尤为重要，“他人”便成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萨特认为人总是把“他人”看作一个客体，粗暴地剥夺了他人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把活生生的人变成“物”，因而可以说他人是对一个人自主的限制甚至否定。他说我们时刻都能体验到的一种日常关系便是他人时刻注视着我，他人的目光不仅把“我”这个自由的主体变成了僵化的客体，还迫使“我”按照他们的看法来判定和伪装自己，“通过他人的注视，我体验到自己是没于世界而被凝固的。”“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4]337，“我不再是处境的主人” [4]333。于是，我努力想从他人的“注视”中解放出来，反过来控制他人；而他人处于与我同样的处境中，也力图控制我，如此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便陷入无止境的矛盾之中。所以，他人的“注视”是与我们的自由意志相冲突的，无论是过于依赖他人目光，还是试图逃避他人目光，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折磨，因而，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戏剧《禁闭》中，三个鬼魂便是如此，彼此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无处可逃，他们互相了解，又互相欺骗；彼此和解，又彼此孤立。“他人即是地獄”这句话是加尔散喊出的，他正是一个完全活在他人注视下的典型，他就是萨特所说的因太过依附他人判断而处在地狱中的一类人。他从不内省自察、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却始终对别人给自己的评价耿耿于怀，直到死后依然仔细聆听着活着之人在如何谈论自己，他痛苦地喊道：“我的一生都已经捏在他们手里了。”在地狱中，他也竭力想从艾丝黛尔和伊内丝那里确认自己不是胆小鬼。加尔散始终活在他人的评价中，他将自己的本性交由别人来判断和造就，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去造就。
《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虽始终努力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与其说是追求自我，不如说是追求他人的肯定。“他们是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这样的看守是最使饥饿艺术家痛苦的了”[5]124，对于自己忍饥耐饿的能力，他需要看守们的注视来证明；“这一切流言蜚语他都得忍受下去，经年累月他也已经习惯了，但他的心里，这种不满始终折磨着他”[5]125，观众对他的看法始终折磨着他；人们步履匆匆去观看兽畜时，他也还是高兴的，甚至感谢这些兽类招徕了那么多观众，哪怕这些观众只是路过他。他始终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建立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所以，当观众的不理解、不信任到最后的不“注视”时，他也不相信自己了，他的心变得越来越沉重，也不再关注自己的艺术表演到达了怎样的境界，临终时说的还是“请诸位原谅”“我一直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5]130。由于过于依赖他人的评价和注视，艺术家便不是自己处境的主人了，而成为了一个被动者；也因为如此，当失去他人的“注视”时，他不再骄傲，最终落得连动物都不如的下场，被人将他与烂草一同给埋了。
可以说，饥饿艺术家和加尔散一样，都过于依赖他人的目光，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依据他人的定见来认识和评判自己，最终导致自己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这个层面来说，观众和看守等“他人”的目光便成了饥饿艺术家的地狱，而对这些目光的过度依赖便加重了艺术家的悲剧性。
三、自由选择
针对“他人即是地狱”，萨特曾说过这并非指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总是很坏，而是说“当我们捉摸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所用的其实是他人对我们的认识”，“我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自己完全依附于他人”[1]974。萨特指出加尔散之所以最终没有走出地狱，是因为他已经死亡，无法再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存在。然而，我们与《禁闭》中的三个死人不同，我们是活人，萨特说“我想通过荒诞的形式指明自由对我们的重要性，即以行动改变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1]975，这就回到了萨特哲学观的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行动来造就自己，他指出：“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3]8
萨特始终认为人的性质是由人自身的行动决定的，他不承认上帝，不承认先验的人性或客观规律，他只承认人的行动。也即是说，一个人的存在和性质不取决于他人的注视，也不取决于其身处的环境，而是取决于其自由选择所采取的行动。如《禁闭》中的三个人，他们一个是胆小鬼、虐待狂；一个是色情狂、溺婴犯；一个是极端自私、有极强控制欲的同性恋，他们身前的罪恶行为决定了他们是该入地狱的人；而此时，他们是已死之人，已经丧失了自由选择的主动权，已经无法行动了，于是他们便只能是他们生前的一系列行动的总和，无法再改变自己。萨特在这样极端的形式中告诉我们：那些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且根本不想改变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样。他说：“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结底，他们自愿入狱。”[1]975因而“他人即是地狱”实则是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学说，它肯定人自由选择的权利，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去“砸碎地狱”，将自己推向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加缪曾这样评论卡夫卡的作品：“这里什么也不缺少——不缺少尽在不言中的反抗，也不缺少看得透、说不出的绝望，更不缺少不可思议的行为自由。”[6]107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确在绝望的境遇中保持着反抗的自由，饥饿艺术家确实保持着自由选择的主动权，去反抗这个异己的世界：他坚持饥饿表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没有一个观众；他绝不勉强苟且，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而坚决不吃东西；他保持着自己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纯粹而拒绝与这个异化的世界和解。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也是缺乏行动自由意识的，如前文所述，他始终未能摆脱观众的“注视”和评价而生活，他至死都还在寻求他人的赞赏，而这些人却又恰恰正是自己一辈子都在拒绝的人，看守、经理、观众、管事等无一不使他痛苦，因为他竭力从他们那里谋求欣赏与信任，得到的却是怀疑和冷漠，他最终也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打破这些人的“注视”，他选择自愿入狱，就像自愿选择坐在笼子里供人观赏娱乐一样，即使人们早已将他遗忘他也没有主动走出笼子，也即主动走出人们的“注视”。
因而饥饿艺术家的更深层次悲剧在于其欲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去生活，却又无法采取行动走出他人的目光。他一方面是自由的，始终坚持着对艺术的追求；一方面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依靠他人的目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处境。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他便陷入了矛盾与分裂的悲剧之中。
结语：
本文将卡夫卡最精致的小说之一《饥饿艺术家》放在存在主义视域下进行解读，立足于萨特“他人即是地狱”这一哲学命题，结合其戏剧《禁闭》，通过分析“他人即是地狱”这一哲学观的现实条件、内涵和萨特提出的目的来探讨饥饿艺术家悲剧的缘由。最终得出结论，饥饿艺术家的悲剧性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无法摆脱的、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网让他陷入与他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二是过于依赖他人的定见和目光来认识和判断自己的能力与价值，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主观性和主体性，从而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三是他既想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保持精神和灵魂的自由而不苟且于世，又想得到世人的理解和欣赏，甘愿呆在他人“目光的牢笼”中。如此“自愿入狱”与“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与分裂，让他丧失了采取行动的能力，最终在丧失了他人的“注视”后冷落离世。
当然，本文仅是从“他人即是地狱”的角度探讨了饥饿艺术家悲剧的部分缘由，至于饥饿艺术家的形象和小说的寓意等必然是极为丰富、有极大的阐释空间的，卡夫卡作品之阐释绝不会是局限的、封闭的。
参考文献：
[1]让-保罗·萨特：《萨特戏剧集》，袁树仁、沈志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5]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叶廷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叶廷芳，黄卓越：《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群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9]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高年生主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10]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