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一天，听说村里于家的人要驾驶渔船去三塘乡的亲戚家，在收过红薯的红薯地里寻找挖漏的红薯。母亲要我和兰姐上午同船去，下午同船回来。
　　我们姐弟俩挑着一担箩筐，搭船来到三塘乡。
　　他们拴好船后，向东走了几里地，到了亲戚家的地头。这里是丘陵地，适宜种红薯。他们借了锄头翻地，只找大红薯。我们在后边，只找得到被丢弃在地里的、细小的红薯根。先找到的，我们用手擦干净泥巴，吃了一根又一根。其实，手是擦不干净红薯根的。没有水洗，红薯根上还有很多泥巴。但我们太饿了，父亲死后，根本没有吃饱过。饥不择食，吃点泥巴没什么关系。
　　我们吃了一些东西后，也有力气了，便拼命地跑着寻找红薯根。偶尔找到小红薯，我们便如获至宝，喜出望外。
　　中午，于家的人到亲戚家吃饭时，我们就借用一下锄头，使劲地翻地，想找大一点的红薯。我们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饿了就用手擦把红薯根充饥。
　　他们回来了。我们没有锄头，看到红薯苗，就用手抠。手掌起了很多血泡，手指挖出了血，但我们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寻找食物的机会，为自己捡到红薯根而高兴。
　　下午，我们找的范围更大了，跟于家的人分得很散。
　　不知不觉下午过了一大半，我好像听到“回家”的喊声。我们赶紧收拾了一下，挑着大半担红薯根翻山包、越丘陵，高一脚低一脚，赶往河边。
　　我们马不停蹄，不敢休息，累了就轮换着挑担子。我们最担心赶不上船。
　　当我们死命赶到河边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河边哪里还有船的影子！
　　这可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放下担子分头找。顺着河，兰姐急着向南寻，我跑着向北找。
　　我们没找到船，哭了。估计是于家的人没听到我们的应答，就划着船回家了。这可怎么办呀？孤立无援的两个小孩，望着滔滔湘江，只有抱头痛哭的份了。
　　太阳西落，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们没力气哭了。
　　这时，兰姐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对我说：“听爷爷说过，我们家有一个叔爷，叫周佑爹，住在一个叫杨家山的地方，只是离这里有好几里地。我们找到他家去吧。”
　　这个办法使我们有了一线希望。别无选择了。
　　我们姐弟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一个七岁的细伢子，轮流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担子——这是人家丢弃的、却可以救活我们一家人性命的红薯根——沿着河边陌生的羊肠小道，向着杨家山的方向慢慢走去。
　　天越来越黑，担子也变得越来越重。遇到岔道，我们还要去问路，几次差点遭狗咬。我们吓得躲到箩筐后边，才没被狗咬着。
　　好不容易问到了路，我们继续往前赶。两人轮换着挑担子。我的肚子越来越饿，口也渴得冒烟。到后来，走不上三五步，我们就要轮换一次。实在累得不行了，我们就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休息时，坐下去容易，腿一软就坐下了，站起来却难上加难。一坐下去，我便昏昏欲睡，强打着精神，却站不起来。
　　兰姐扶着箩筐，用扁担撑地，才站起来。她喊我走。我强忍着一身疼痛，手扶着箩筐边，兰姐用力把我往上拉。我咬紧牙关，才勉强站起来。
　　这时，对面来了一个提马灯的人。兰姐壮着胆子，向那人打听到杨家山还有多远。
　　这人用马灯对我们照上照下。他可能觉得奇怪，这么晚了，两个这么小的小孩还在问路。他很惊讶地问起我们的情况，问清后，长长地叹了两口气，说杨家山不远了，周佑爹家就在前面。我们说，再近我们也走不动了。
　　我们在他说话的时候，把扁担放在两个箩筐上，是一头一个坐着跟他说话的。他说：“我来挑担子，你们跟着我走。”我们听了非常激动，非常感谢。
　　我心里感动，心情放松，全身就觉得更加疼痛了，头也昏沉沉的，眼睛一睁开，望着马灯，好像冒着火花似的。我的两条腿像是灌了铅，挪不动了。
　　我说：“我实在不能动了，我要睡了。”说着，我便跌倒在路上。
　　那人见此情景，对兰姐说：“我先背他去周佑爹家，你等一会儿。”
　　他背着我，一路快步到了周佑爹家。周佑爹一家都睡了。听到那人的喊声和敲门声，他们被惊醒了，都起了床。
　　开了门，我们进了屋。听那人说明了情况，周佑爹马上安排他儿子去接兰姐和担子，安排人为我们做饭，打水给我洗脸、洗脚。
　　兰姐到了，饭菜很快做好了。我囫囵吞了几口饭菜，一头倒在长木凳上，不知天南地北了。
　　第二天醒来，我看到自己睡在床上，听人说时间也到了中午。我想动一下，但全身很疼，腿肿得很厉害，动弹都很困难。兰姐的身体情况也跟我一样。
　　到了下午，大哥借了条船赶来了，把我们背上背下，带我们回了家。到家后，我们在床上休息了很多天，身体才恢复过来。
　　原来，家里人一直为我们担心，到傍晚看到于家人的船回来了，却不见我们，更是急得不得了。听于家人说，我们下午找红薯不知找到什么地方去了。爷爷和哥哥四处打听，知道我们在杨家山落了脚，才放下心来。
　　回到家，妈妈表扬我们有主意，能想出办法到陌生的亲戚家去寻求帮助，很勇敢。我们听了，身体虽然累坏了，心里却得到了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