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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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内制珐琅日用器物,当是铜胎掐丝珐琅器。康熙朝工匠借鉴西洋方法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降朱批奏折中有关珐琅的记载较多,广州已烧造带有珐琅的时辰表、鼻烟壶等仿西洋物件,内廷也研制出珐琅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琅"或"法瑯"。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皇室成员进献的礼物,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颇费心思。康熙帝赏赐宠臣画珐琅鼻烟壶、瓷碗、水盛、砚台盒、圆香盒,被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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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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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内制珐琅日用器物,当是铜胎掐丝珐琅器。康熙朝工匠借鉴西洋方法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降朱批奏折中有关珐琅的记载较多,广州已烧造带有珐琅的时辰表、鼻烟壶等仿西洋物件,内廷也研制出珐琅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琅"或"法瑯"。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皇室成员进献的礼物,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颇费心思。康熙帝赏赐宠臣画珐琅鼻烟壶、瓷碗、水盛、砚台盒、圆香盒,被大臣视为宝物,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奉为家传宝物,表示报恩效忠。清廷制成画珐琅高档奢侈品,成为皇权神圣的象征。
其他文献
在有关宋代文献中,多处记载“殿前指挥使”的职名。究竟宋代“殿前指挥使”属于什么身份,是何种职位,目前学界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尚有不足,对“殿前指挥使”的名称还不甚明晰,并缺乏深刻与系统的探究。一禁军“殿前指挥使”番号宋代殿前司诸班直设有“殿前指挥使”禁军番号。对此学界已有一些初步研究。
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对外交往活动不断,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使团,国家本着“惠绥远方,优待客使”的基本外交原则,“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一时之间交通往来相当频繁。为此,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周到细致的外交接待与管理制度,其中就包括馆驿设置,所谓“驿之设,所以安远人,节劳臣,息皇华外使之所也”。
进化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伴随着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社会全史的认知上经历了从"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的转型,社会史撰述树立了自然史和史前史的观念前提,而五种社会形态论的主导地位也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吸收了社会进化史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出现了史观认知上的一些差异,由此肇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认知分化的根源。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根据《系年》的记载,《吕氏春秋·下贤》之"南胜荆于连堤"是指晋、楚的长城之战,与■羌钟铭之"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袭夺楚京"应是一事。三晋伐齐并无会于平阴之事,而是通过围攻汶上的平陆和范县的秦等地,迫使齐军出长城作战,齐军败后,晋军逐之而入长城,直至临淄附近的汧(源)水。战后魏、韩、赵向周威烈王献齐俘馘,且以晋烈公执率齐侯及鲁、宋、卫、郑之君朝见周王,以求列为诸侯,并终偿夙愿。分析以上史事与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须将楚声王元年调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404年,则晋、楚长城之战在公元前419年(
作为唐蕃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吐蕃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河西九曲之事颇受学界关注,但相关史实尚有待发之覆。本文认为,取得河西九曲,是吐蕃自高宗麟德二年(665)以降就汲汲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根据中宗神龙二年(706)盟誓的规定,河西九曲作为"闲壤"存在于唐蕃之间,此后数年在唐朝西境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玄宗执政初期,吐蕃趁唐朝内政不稳之机及双方和好的态势,取得对河西九曲的控制权,打破了神龙之约。随后,吐蕃为使自身对河西九曲的占领合法化,并趁机获取更多利益,向唐
钱大昕是乾嘉时代史学巨擘,尤以元史见长,相传在其身后留有遗著《元史稿》一部。日本学者岛田翰在江浙访书时曾见到残帙,在国内引起过一定影响。然而通过道光间学者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可知,钱大昕所作的工作只是在明修《元史》的基础上改订文字,删省传记,又补入《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等而已,并非新作一部《元史稿》。岛田翰自称曾见到钱大昕残稿一事固不可信,钱大昕之子钱东壁、钱东塾所作《行述》所谓有"纪传志表皆已脱稿"的《元史稿》也是夸大之辞。
官户在北宋前期完全免役,百姓负担沉重,致社会矛盾激化。在承认特权前提下,为减少纷争,朝廷调整了官户免役政策,对免役范围有所限制。采用的手段是以土地数额(限田)为指标区分免役额度,形成了按曾任官级别扣除不同基数再与民户比较的优待措施(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民户、官户与地方官员围绕"何为官户",以及具体免役数额产生了诸多诉讼争端。为平讼止争,且因田地质量千差万别,全国一致的限田额度需要转换为当时当地公认标准。产钱易于计算逐渐通用,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了一套无成文规定且非常复杂的免役限田折算办法。
赠官、赠谥由国家掌控,其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丧家可以预判。此外,一种灵活的赠谥填写方式,使得丧家可以在提前制作墓志时对赠官、赠谥进行较为准确的预处理。但大变革的北魏后期,私家请求封赠、国家主动赐谥与私家请谥制度混杂、墓志发展等诸多新现象共存,丧家的误判造成了异刻的格式差异,所以,异刻主要责任者是丧家本身而非国家。隋唐以来,规范私家请谥、请求封赠、墓志制作等私人行为的制度渐次出台,赠官、赠谥异刻现象亦渐次消失,体现出以公权力约束私人行为的制度设计理念。
新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翁方纲、姚鼐等纂《四库提要》稿1册,收录22种书的26篇提要,其中6种书的提要未见于已知著录。此稿经四库馆总纂官审阅并拟定处理意见,钤"臣昀臣锡熊恭阅"朱文长印。比勘目前已见翁方纲、姚鼐《四库提要》分纂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底稿内容与之基本一致,修订文字则未见于其他分纂稿,且部分修订文字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采用。考订可知这批底稿抄写时间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间,修订文字形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九月间。从时间上看,重庆中国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