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做过鲁迅和胡适之间的比较，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却少被提及，那就是从理财的角度来比较两人，看看他们谁更能挣钱，谁更舍得花钱，谁更会理财。

谁更能挣钱？

　　 要说起挣钱手段和收入，那鲁迅和胡适比起来，肯定是甘拜下风。从1912年到1919年，在教育部当小科长的鲁迅只有工资收入，每年大概3000元左右，还经常被欠薪。1920年开始，鲁迅在北大和女高师兼职上课，总算有了“外快”。但“外快”收入很少，1921年，他的讲课费只有88元，还不到一个月的工资。随着名气渐长，鲁迅开始有稿费收入，1923年稿费收入达69元。随后鲁迅的稿费剧增，到1924年“外快”已超过工资，这一年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而到手的工资只有1095元。1927年，鲁迅辞职，开始做专职撰稿人，稿费、版税、编辑费再加上“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300元的进账，让他的收入大大提升，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据学者陈明远计算，“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这是10年前数据，大概相当于今天每月人民币4万多元，算得上高级白领了。
　　 而年少成名的胡适在抗战前收入颇丰。1917年，还没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就被邀请到北大任教，月薪280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可供当时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开销三年。此时，刚工作的胡适收入已高于比自己大十多岁的鲁迅。而他的稿费收入也要比鲁迅的高得多，报刊上发文稿费达千字六元（鲁迅文章稿费一般为千字两元），出书的版税则为15%，这应该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了。1928年12月，胡适收到亚东图书馆的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共计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顶得上鲁迅好几年的收入。
　　 学者余世存在《胡适：中产以上》一文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胡适、鲁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黄金期。但鲁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约今2万人民币，胡适的收入月均1500元，约今5万人民币。”总体上，胡适的收入要超过鲁迅一倍多，堪称金领。

谁更舍得花钱？

　　 因为前期收入不高，鲁迅原来生活得并不轻松。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燈下漫笔》中记录了他十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因为教育部欠薪，鲁迅还和同事们参加讨薪游行，并为了养一大家子而不断借债。1924年5月，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破旧的小四合院，共花费1000银圆左右。其中，有八百元是他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借的，一直到几年后才还清。直到最后十年，鲁迅才算得上“财务自由”，开始适当地享受生活，租住独幢的三层楼，经常看电影、下馆子，给周海婴买各种最新玩具……
　　 而胡适因为收入丰厚，一开始就出手阔绰。27岁时，他请北大朋友吃饭，一顿饭就花掉了60元，相当于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钟鼓寺14号四合院有17间房屋，雇有五六个佣人。虽然富裕，但胡适自己的生活也算不上奢华，日常用餐都是夫人江冬秀自己下厨，且胡适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平时穿的衣服大多是长衫。
　　那胡适的钱都哪里去了？大多用在交际和助人上了。胡适之所以租那么大的房子，就是因为朋友把他的家当成文化、学术交流中心了。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甚至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长期住在胡适家里。
　　 对于有经济困难的人，胡适基本上都是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如汪静之曾多次写信向胡适求助，仅1922年一年就向胡适借了140元，相当于今天的五六千元。林语堂到哈佛读书获得的“北大奖学金”2000元，其实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哪怕是一些并不相熟的年轻人，胡适一般也都有求必应。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算，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谁更会理财？

　　 原来，胡适把资助他人当成了投资。的确，这可能如胡适所言“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胡适资助的汪静之、林语堂、顾颉刚、罗尔纲等人后来都成为大才，“我的朋友胡适之”更成为很光荣的流行语。但是，这种大手大脚的理财方式会让自己发生“经济危机”，胡适后来就常常窘得很。
　　 随着抗战的爆发，教授们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胡适也逐渐走向拮据。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时，月薪540美元，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算不上高收入。刚到美国，胡适大病一场，花费了将近4000美元，更让胡适的手头紧了很多。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 胡适有次请前来拜访的学生吃便饭，“圆桌上一小砂锅汤菜，一小碗白饭，二个馒头”而已。1949年到美国后，胡适有段时间主要收入是讲演，因此也赚不了多少钱。后来当了两年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胡适年薪也仅五千多美元，当时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开始，胡适任台湾“中研院”院长，每月收入也就两千多一点，胡适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却连押金都付不起，每次生病住院医药费都告急，乃至总是坚持提前出院。
　　晚年，胡适曾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的确是胡适理财上很大的教训，有钱就花，没有远虑，不重积蓄，必有近忧。
　　 相对而言，鲁迅则是理财高手。1928年，他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几天后，鲁迅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虽然鲁迅也经常出钱资助学生、友人、年轻人，但鲁迅对钱还是很看重、在乎的，每笔收入、支出都会在日记中记录，甚至为此和学生李小峰对簿公堂而要回了2万元版税，还当了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而每月白拿300元。早年尝过贫穷滋味的鲁迅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使得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由此，学者陈明远说道：“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胡适的这句话当然正确，但鲁迅所言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也很正确。像鲁迅一样多些赚钱的途径、多些积蓄，进而物质、精神双丰收，或许更可取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