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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诞生于一九三二年，掐指算来，今年恰逢其八十寿辰。霍尔的一生已经获得了许多的荣称，如新左派运动的开创者、文化研究的精神教父、种族研究的理论旗手、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论辩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几乎他每一次的理论起步都会席卷起一股思想的风暴，并生添出一种新的尊名，组合进“斯图亚特·霍尔”这个缀满荣耀，含义愈趋驳杂的名词之中。
一、学院政治及“大学的责任”
霍尔的初露头角，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其他一些牛津大学的学生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份杂志与差不多同期诞生的由E.P.汤普森主编的《新明理者》一起，成为英国新左派思想最初的发源地，但初期的两份杂志在思想倾向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这也与各自的成员组成有关。不同于《新明理者》的盟员多为老式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及追随者则几乎均来自大学校园，因此也更多地试图以大学为基点去介入社会的变革，这在杂志的取名上就可以看出，即将自己的思想定位在“大学”的概念上。霍尔在此后也一直未离大学的职位，尤其是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可谓开辟了学院政治的一个典范。
对这一行为意义的确认，似需要结合两个主要场所的历史变迁才能看得更为清楚。其一便是大学的扩张。据邓肯在《英国教育》一书中的统计，英格兰与威尔士在二十世纪以前仅有正规的大学六所，二十世纪后始有新的拓展，尤其是在战后至六十年代，新添或从专业学院等转型而来的大学就有二十三所。大学的扩张加速了对人才的收编，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学科化进程，由此也使之日益成为知识与思想的聚散地。在另一个场域中，则是遍及全英的社会运动的萎缩，“二战”以后于英国盛行的阶级“和解”，五十年代出现的“丰裕社会”等，使得席卷近一个多世纪的民众运动与左翼思潮顿趋低迷，随之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民众社会被进一步整合进了资本逻辑的运行之中，消费主义转换了革命的诉求，日常生活遮蔽了异化的特征，而这些几乎也都在五十年代出版的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中获得了悲情性描绘。正是这两个场所的消长变化，大学的重要性开始备受关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会被看作社会活力退缩内转的一个恰逢其时的替代物，但也有可能使之成为新的公民教育及知识与思想的某种再生之地。
从更远的历史线索看，对大学这一场所的竞争，从十九世纪中期始即已开始，如纽曼在一八五二年出版的《大学教育的范围与属性》中即提出了将大学改造成自由文化发酵之摇篮的见解，但阿诺德等大批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批评家则主要还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与社会评论之间，并不归属于大学体制，与学院模式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情况有所变化，无论是左翼还是保守自由主义，各派都有一些人开始成为大学的签约成员，如左翼人士理查德·托尼、G.D.H.科尔、拉斯金便已受雇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被称为三大“红色教授”。保守自由主义中最著名者则有F.R.利维斯及其夫人等，出于对大学变迁的敏感意识，利维斯曾专门著有《教育与大学》、《我们时代与大学的英语文学》两书，讨论如何以大学为基点来建构文化堡垒的问题，并希冀借此突破功利主义及科范主义教育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学院知识分子形象的曈曈浮现，相对于旧的职业化高校教师，他们更多地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化意识；而相对于长期以来游走于学院围墙之外的批评家，他们则有一个确定的职业位置，并会更多地将学术化的思维习性带入到思想的表述中。
至五十年代，科范主义与功利主义日益成为大学教研体系中的主导模式，文学保守主义借助形式细绎的方式，已无法抵制大学固有的知识生产的惯性运作，而是被科范主义所吸纳，成为远离社会的孤芳自赏。与之同时，左翼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这就是在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还能干什么？是退缩到书斋，接受科范主义的规训，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式学者，从而将“社会”这块地盘拱手让与统治者与政客，还是有望在新的地基上做点别的什么事，从而能尽于智识生活的新的职责？或许正是借助于对以上语境的分析，才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大学与左派评论》及与之关联的各种大学激进社团运动在英国出现的意义。
借助以上视角的追溯可见，对于后来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这样一种学术形态，尚不能简单地从传统学术的概念出发判说之，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它既可视为体制性的大学对百年来社会化思潮收编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运力借助于大学这一平台而进行“再出发”的一种抵制形式。重塑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言述类型与新的知识分子类型。霍尔曾用葛兰西的概念“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来说明自己的工作属性。与传统知识分子囿于学科分界与既定的知识，将知识生产等同于一种“手艺”不同，有机知识分子则不受科范主义与专家主义的限制，虽然也会汲用各种原有知识分区如语言学、民族志、社会学、符号学、历史编纂学等学科的一些比较定型化的工具来从事研究，即其并没有离开学术运作的那些规则，然而却能自觉通过反思揭示出隐匿在现有学科与方法论背后的前提与“定理”，进而将自己的工作与对整体社会的观察联系在一起，并且抱定一种价值上的取向，与社会的革新运动结盟。霍尔所述的此种社会关怀的完整有机性，也不同于旧式的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主义”设计，以“向上还原”的方式来把握社会运行的逻辑规则，而是始终以每一具体的社会语境及驻扎于这种语境中的“活的文化”为自己的工作单元，通过话语创新与理论干预，解答当下社会的重大问题，并引动社会的反响。
在七十年代以前，如果说霍尔对学院政治之建构方式的理解还属一种经验主义的论证，那么自接受结构主义符号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后，则又转为另一种解释，始将学院政治式的研究归为一种文本研究，这同样是为了与旧的社会批判与研究在另一纬度上区别开来。关于“文本的法则”这一概念曾经在德里达关于“大学的责任”的论述中出现过，即将学院知识人的工作看作一种类似于符号阐释的活动，即通过文本分析而对隐藏其后的“制度模式”进行解码。毫无疑问，这一思路也有力地攫住了霍尔，文本研究遂被确认为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主要途径。但我们还不能从狭义的，即文学批评的范畴上来界定这一文本的概念，在文化研究那里，凡历史、社会、政治等都属于那种“话语性”也是文本性的东西，现实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文本性的，因此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质疑性解码的途径去揭示其构造的政治内涵，及通过介入的方式移动与修改文本的原有规则。在此之后，文化研究更向一种符号性解码的活动靠拢，这自然也包括了对“社会文本”的解码。就此看来，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在语言中产生革命”，到霍尔文化研究所主张的“文本性作为再现与抵抗的场所”，虽也显示出一些不可抹去的差异，但均属对“大学的责任”重新思量的一种结果，可权且将之称为是学术—政治性介入的一种后结构主义范式。与之同时，也自然预设出了大学作为一种机制的非全能化职能，即在另一个侧面上划定出了学院政治的某种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看，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所组建起来的集体共生的教学与研究模式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然而这一学院政治的理念与实验方式却随着CCCS影响的扩散而启发了一代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改造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激活了大学面向当代社会的介入与批判活力。
二、左翼还是右翼：不确定的方位
《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刊为英国新左派的集结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活动舞台，霍尔由此也被推入了战后左翼运动的新轨道，并被无可争议地列入左翼思想的谱系中，直到今年出刊的《卫报》所载一篇由佐伊·威廉斯撰写的文章，仍将霍尔称为是“左翼地景上的一位神座”（a God）。提及左翼或新左派，我们一定不可取中国的一些习惯的定想去套应之，同时也切不可将英国新左派看作一密无裂隙的单面体，或一种在思想上锁定不变的政治潮流，以一种界线明晰的左与右的区分去类别之。从霍尔的身上，我们所能见到的更是一种远为复杂得多的情况。
新左派内部的思想裂隙，从一开始即存在于最初所创的两种刊物的主旨认定上。其一，便是对于结党的看法。由汤普森主持的《新明理者》一直带有鲜明的党派意识，这与该群体的许多成员出自英共有关，因此将党争视为社会争论的延续或最主要平台。相比之下，以霍尔为首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群体因最初多来自大学的各系科，因此没有前者所具的历史的牵累，甚至有意识地与工党政治保持必要的距离，视自己为一种无所依附的独立知识分子运动，这点也可以从其刊物取名刻意标榜的概念中见出，以表明自身所立足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区域，学术的理性（“大学”）置于政治的理念（“左派”）之先。后来一些新左派运动史的学者如德沃金等也曾评述，正是霍尔及其《大学与左派评论》群体的这一决定性的立场选择，使得新左派在后来没有成为一种固定性的组织及结党式的活动，它始终是由许多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思想重点与议程等松散地集结在一起的一种运动或趋势，由此而在长期为党争所统摄的格局以外，营造了一新的、广阔的文化政治空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霍尔是十分重要的，即其主要还是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社会政治而非党群政治的范围内，故虽号之为左翼，却仍然带有自由知识分子政治的特征，故也有可能超出左与右的概念性规说。
其次是，对阶级问题的估定。“二战”以后，阶级和解的问题被又一次纳入了政治争议的主要议程。阶级和解原是右翼的一种话语策略，因此遭到汤普森等的抵制，而霍尔等新一代学者则认为，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当代社会的变化，看到随着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出现的显著转变，一种无阶级感正出现在大众意识的地平线上。一九五八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发表霍尔《无阶级感》一文，不仅引动了两个早期新左派思想阵营间的争议，同时，就霍尔而言，也意味着开始将一种新的政治修辞学携入左翼甚至是后来的文化研究的思想进程中。细读此文，似有两个理解侧面包含在其阐述中。一是由于社会结构在战后的重组，引起了阶级含义的变化，因此需要改变旧的、仅从经济维度来规认的旧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又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概念已经消亡，无阶级性只是存在于许多底层民众身上的一种虚假意识。毫无疑问，霍尔的这个“无阶级感”之论保留了对阶级解释的理论上的弹性与张力，同时，这一对阶级概念变化的分析也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与其思想整体上的反经济决定论、去组织化及文化主义的构建意图相贯通的，由此而对传统左派的思想路径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且含示了从阶级政治向后来发生的文化政治转向的印痕。
从阶级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向，后者又被称为“差异政治”。相对于单一意义向度的阶级政治而言，差异政治则包含有更多向度的诉求，如种族、性别、阶级、代别等向度均属其中之义，并借此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框架。在霍尔看来，对诸种向度中存在的压迫形式的分析，不应单方面地，即由经济上规认从而也是阶级上命定的逻辑去看待，而是应当揭示出这些差异性“话语”构成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根源，以故，作为一种学院政治，抵抗的策略也将首先依仗于更为一般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总起来看，由于文化研究展开过程的多层次性，似乎很难对这一转向的流程做一界限上的清晰划分，大致而言，差异政治意识的呈现仍可追溯到《大学与左派评论》阶段；而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差异性文化研究或云“身份研究”在CCCS中心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至八十年代后期，由于“新时代”概念的提出及对新政治、新身份的阐发，对差异政治的演绎终于升华为理论上的主潮，并开启了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与交融之路。
虽然去阶级化绝不属于霍尔早期那篇划时代的论文《无阶级感》试图表述的主题，但是随着左翼政治的变化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对阶级概念的厌弃与抵制也在与日俱增，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一旦阶级的概念被淡化或取缔了，不仅会使左翼失去它起源时的动力，也会同时远离其一脉相承的经典性依据，这样的左翼还能称之为是左翼吗？同样，像差异政治中其他向度的提法，也非传统左翼政治议程中必有的，它不仅对阶级核心论是一个具有干扰性的话题，也超出了一般社会主义理论的边界，如此而论，还能以左翼的名义去冠诸其说吗？很明显，霍尔并不想对这样一种固执与搅局的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他所能说的只是“没有担保的马克思”，因此我们也知道了有一个“没有担保的霍尔”。
从八十年代后期始，霍尔的思想变化也包括在另一层次上的移位。在“新时代”的讨论到达之前，霍尔领导了在二十世纪左翼历史上可谓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这就是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而霍尔本人的思想也处于一种新的裂变中，一方面他从左翼的立场激烈地批评撒切尔政府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撒切尔的“威权民众主义”所具的强大整合力，即将所有的社会分离要素都组合进一种由资本的消费逻辑所组成的共同体结构中，这也等于是剥夺了左翼理念的社会生存基础。与之同时，新自由主义似乎又像是嵌合在另一种新的社会变化即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同构性元素，由此也使得左翼的策略遇到一种左右为难的“十字路口”，如何在新的接合中重整左翼批判主义的话语模式被再次提到一个日常议程。一九八八年开始在《今日马克思》等杂志上展开的“新时代”讨论，便是霍尔等人企图从左翼的角度出发对以上变故做出的一种开放性反应。通过对后现代与后福特主义模式的分析，霍尔认为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资本的生产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的加速转移，因此抵抗的策略也当由此切入，通过将那些被碎片化的后主体进行重组，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消费政治与身份政治，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从总体上看，霍尔也保留了对后现代的一些谨慎态度，但是由于对消费性“解构”引起的社会变化的过度乐观，及将大众消费作为一种新政治启动的基点，不但遗弃了传统左派借以立足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也从某种角度认同了撒切尔主义的制度基础，为此而使许多批评家认为，霍尔已经愈益割断了与传统左翼的系脉关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滑向了右翼话语的常规性轨道。 后期霍尔思想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多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可喻为其思想的一枚定海神针。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中透露出的信息，到差异政治，再及于对后现代消费政治的阐述，似可窥得一种内在延宕的曲线。多元主义之于霍尔，既是用以诠释历史的方法，也是其对一般主体潜能之可为性的一种价值倡言，虽然在早期，这种多样性更多的还是在差异性群体的层面上来确认的，但至涉入后现代思想以来，则开始明确地补充入了自我、个体的视角，从而使对能动性的认识出现了向个体实存意义的转移。比如在九十年代发表的《谁需要身份》、《最小的自我》等一系列文章中，霍尔以为虽然身份的构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的，与一个以团结、忠诚等为纽带的群体有着共同的起源与可分享性的特征，但是如果改变一下视角，放弃“自然主义”的解释，那么就能看到认同或结盟只是多样性个体之某一侧面临时集结的一种效果。所谓的“最小的个体”及其间的差异始终存在于那个他所在的地方，尤其是后现代的变化将我们再次投入到碎片式的自我体验状态，因此而有必要将关注的视角从曾有的差异性群体转向被长期掩遮的差异性个体，也就是社会仍然是始终在场的，这也是一种内部与外部的辩证法，因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接合”的方式与他人结成尽管不是终极性的，但却带有某种“临时性”的身份联盟，将自我与群体重新置于一种语境所构成的叠合状态之中，在重新发现“自我”及重新定义“认同”之后，构建出一种新的身份政治标识。此也可称之为是“接合的政治”，或理论上的“后马克思主义”。
通过对霍尔这一部分思想的快速扫描，可以看到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愈益靠近对立面方向移行的曲线而不断坠降的，用一个政治术语来谈论的话，就是日益变得右倾化了。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当我有一次向托尼·本内特提问“霍尔现在还能被归属到左翼一派中吗”时，这位霍尔在开放大学的职位继承人居然以否定的语式对我做了回答。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难释解与进行价值定说的问题。就立场的变化而言，霍尔在很多地方都已做过解释，既然我们所面对的语境与霸权本身的话语组织形式都是变动的，那么难道协商与抵抗的方式就不应当有所变动吗？换言之，难道非得以“左”或“右”这样一种清晰的分界去拘捕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吗？当然，这也不等于就不存在固守的东西，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便是其对历史性压迫主体的一以贯之的关怀，尽管霍尔认为它从未在完整的意义上成为文化实践之主体，然其作为一种被动的历史/文化之动力却始终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地扰乱、限制与瓦解着霸权与其他的东西。在过去它主要呈现为一种阶级主体，在当今则是各种不同面相的差异性主体。唯其从这种变与不变之中，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把握住霍尔思想的精髓。
当然，这还不是终结，在因受及病魇的折磨而沉默多年之后，我们又有幸在今年见到霍尔在公众媒体上的露面。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劲风暴及英国二零一一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之后，霍尔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新的蜕变，在佐伊·威廉斯女士的采访录中，霍尔明确地告之，与三十年前相比，他对当代政治的悲观不是减少了，而是更有递增。骚乱事件几乎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七十年代CCCS中心所标示的“仪式的抵抗”的一种当代翻版，这也自然会强烈地触动了霍尔的心灵，因此而使之再一次将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及与其结盟的霸权政治模式，并重新意识到一种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巨大社会反差与颠荡。这等于是说，无论霍尔对自己创建的文化政治路径抱有怎样的信念，也不得不重新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诠释这一迁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又窥见了霍尔向左转的身影。
然而，毕竟霍尔已寿及遐龄，愈趋老衰。这一荣谢过程也可以近期的三个画面印证之。在我二零零六年与霍尔相遇时，他还是刚用一根拐杖行路，然而在二零零九年时，我曾见到一则报道霍尔赴威斯敏斯特大学演讲的消息，霍尔已用上了两根拐杖来勉强支撑自己的身体。然在二零一二年，他显然已无法行走，只能镇日坐在一把高大的轮椅上。我想霍尔虽然常常自称为是“智性上的悲观主义，精神上的乐观主义”，但不会因这一自然生命的衰退而感到颓丧，因为他的思想花果曾灿烂地盛放过，并仍然泽被着我们或一个更大的知识世界——这就已经足够幸福的了！
一、学院政治及“大学的责任”
霍尔的初露头角，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其他一些牛津大学的学生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份杂志与差不多同期诞生的由E.P.汤普森主编的《新明理者》一起，成为英国新左派思想最初的发源地，但初期的两份杂志在思想倾向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这也与各自的成员组成有关。不同于《新明理者》的盟员多为老式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及追随者则几乎均来自大学校园，因此也更多地试图以大学为基点去介入社会的变革，这在杂志的取名上就可以看出，即将自己的思想定位在“大学”的概念上。霍尔在此后也一直未离大学的职位，尤其是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可谓开辟了学院政治的一个典范。
对这一行为意义的确认，似需要结合两个主要场所的历史变迁才能看得更为清楚。其一便是大学的扩张。据邓肯在《英国教育》一书中的统计，英格兰与威尔士在二十世纪以前仅有正规的大学六所，二十世纪后始有新的拓展，尤其是在战后至六十年代，新添或从专业学院等转型而来的大学就有二十三所。大学的扩张加速了对人才的收编，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学科化进程，由此也使之日益成为知识与思想的聚散地。在另一个场域中，则是遍及全英的社会运动的萎缩，“二战”以后于英国盛行的阶级“和解”，五十年代出现的“丰裕社会”等，使得席卷近一个多世纪的民众运动与左翼思潮顿趋低迷，随之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民众社会被进一步整合进了资本逻辑的运行之中，消费主义转换了革命的诉求，日常生活遮蔽了异化的特征，而这些几乎也都在五十年代出版的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中获得了悲情性描绘。正是这两个场所的消长变化，大学的重要性开始备受关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会被看作社会活力退缩内转的一个恰逢其时的替代物，但也有可能使之成为新的公民教育及知识与思想的某种再生之地。
从更远的历史线索看，对大学这一场所的竞争，从十九世纪中期始即已开始，如纽曼在一八五二年出版的《大学教育的范围与属性》中即提出了将大学改造成自由文化发酵之摇篮的见解，但阿诺德等大批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批评家则主要还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与社会评论之间，并不归属于大学体制，与学院模式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情况有所变化，无论是左翼还是保守自由主义，各派都有一些人开始成为大学的签约成员，如左翼人士理查德·托尼、G.D.H.科尔、拉斯金便已受雇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被称为三大“红色教授”。保守自由主义中最著名者则有F.R.利维斯及其夫人等，出于对大学变迁的敏感意识，利维斯曾专门著有《教育与大学》、《我们时代与大学的英语文学》两书，讨论如何以大学为基点来建构文化堡垒的问题，并希冀借此突破功利主义及科范主义教育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学院知识分子形象的曈曈浮现，相对于旧的职业化高校教师，他们更多地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化意识；而相对于长期以来游走于学院围墙之外的批评家，他们则有一个确定的职业位置，并会更多地将学术化的思维习性带入到思想的表述中。
至五十年代，科范主义与功利主义日益成为大学教研体系中的主导模式，文学保守主义借助形式细绎的方式，已无法抵制大学固有的知识生产的惯性运作，而是被科范主义所吸纳，成为远离社会的孤芳自赏。与之同时，左翼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这就是在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还能干什么？是退缩到书斋，接受科范主义的规训，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式学者，从而将“社会”这块地盘拱手让与统治者与政客，还是有望在新的地基上做点别的什么事，从而能尽于智识生活的新的职责？或许正是借助于对以上语境的分析，才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大学与左派评论》及与之关联的各种大学激进社团运动在英国出现的意义。
借助以上视角的追溯可见，对于后来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这样一种学术形态，尚不能简单地从传统学术的概念出发判说之，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它既可视为体制性的大学对百年来社会化思潮收编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运力借助于大学这一平台而进行“再出发”的一种抵制形式。重塑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言述类型与新的知识分子类型。霍尔曾用葛兰西的概念“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来说明自己的工作属性。与传统知识分子囿于学科分界与既定的知识，将知识生产等同于一种“手艺”不同，有机知识分子则不受科范主义与专家主义的限制，虽然也会汲用各种原有知识分区如语言学、民族志、社会学、符号学、历史编纂学等学科的一些比较定型化的工具来从事研究，即其并没有离开学术运作的那些规则，然而却能自觉通过反思揭示出隐匿在现有学科与方法论背后的前提与“定理”，进而将自己的工作与对整体社会的观察联系在一起，并且抱定一种价值上的取向，与社会的革新运动结盟。霍尔所述的此种社会关怀的完整有机性，也不同于旧式的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主义”设计，以“向上还原”的方式来把握社会运行的逻辑规则，而是始终以每一具体的社会语境及驻扎于这种语境中的“活的文化”为自己的工作单元，通过话语创新与理论干预，解答当下社会的重大问题，并引动社会的反响。
在七十年代以前，如果说霍尔对学院政治之建构方式的理解还属一种经验主义的论证，那么自接受结构主义符号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后，则又转为另一种解释，始将学院政治式的研究归为一种文本研究，这同样是为了与旧的社会批判与研究在另一纬度上区别开来。关于“文本的法则”这一概念曾经在德里达关于“大学的责任”的论述中出现过，即将学院知识人的工作看作一种类似于符号阐释的活动，即通过文本分析而对隐藏其后的“制度模式”进行解码。毫无疑问，这一思路也有力地攫住了霍尔，文本研究遂被确认为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主要途径。但我们还不能从狭义的，即文学批评的范畴上来界定这一文本的概念，在文化研究那里，凡历史、社会、政治等都属于那种“话语性”也是文本性的东西，现实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文本性的，因此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质疑性解码的途径去揭示其构造的政治内涵，及通过介入的方式移动与修改文本的原有规则。在此之后，文化研究更向一种符号性解码的活动靠拢，这自然也包括了对“社会文本”的解码。就此看来，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在语言中产生革命”，到霍尔文化研究所主张的“文本性作为再现与抵抗的场所”，虽也显示出一些不可抹去的差异，但均属对“大学的责任”重新思量的一种结果，可权且将之称为是学术—政治性介入的一种后结构主义范式。与之同时，也自然预设出了大学作为一种机制的非全能化职能，即在另一个侧面上划定出了学院政治的某种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看，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所组建起来的集体共生的教学与研究模式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然而这一学院政治的理念与实验方式却随着CCCS影响的扩散而启发了一代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改造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激活了大学面向当代社会的介入与批判活力。
二、左翼还是右翼：不确定的方位
《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刊为英国新左派的集结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活动舞台，霍尔由此也被推入了战后左翼运动的新轨道，并被无可争议地列入左翼思想的谱系中，直到今年出刊的《卫报》所载一篇由佐伊·威廉斯撰写的文章，仍将霍尔称为是“左翼地景上的一位神座”（a God）。提及左翼或新左派，我们一定不可取中国的一些习惯的定想去套应之，同时也切不可将英国新左派看作一密无裂隙的单面体，或一种在思想上锁定不变的政治潮流，以一种界线明晰的左与右的区分去类别之。从霍尔的身上，我们所能见到的更是一种远为复杂得多的情况。
新左派内部的思想裂隙，从一开始即存在于最初所创的两种刊物的主旨认定上。其一，便是对于结党的看法。由汤普森主持的《新明理者》一直带有鲜明的党派意识，这与该群体的许多成员出自英共有关，因此将党争视为社会争论的延续或最主要平台。相比之下，以霍尔为首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群体因最初多来自大学的各系科，因此没有前者所具的历史的牵累，甚至有意识地与工党政治保持必要的距离，视自己为一种无所依附的独立知识分子运动，这点也可以从其刊物取名刻意标榜的概念中见出，以表明自身所立足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区域，学术的理性（“大学”）置于政治的理念（“左派”）之先。后来一些新左派运动史的学者如德沃金等也曾评述，正是霍尔及其《大学与左派评论》群体的这一决定性的立场选择，使得新左派在后来没有成为一种固定性的组织及结党式的活动，它始终是由许多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思想重点与议程等松散地集结在一起的一种运动或趋势，由此而在长期为党争所统摄的格局以外，营造了一新的、广阔的文化政治空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霍尔是十分重要的，即其主要还是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社会政治而非党群政治的范围内，故虽号之为左翼，却仍然带有自由知识分子政治的特征，故也有可能超出左与右的概念性规说。
其次是，对阶级问题的估定。“二战”以后，阶级和解的问题被又一次纳入了政治争议的主要议程。阶级和解原是右翼的一种话语策略，因此遭到汤普森等的抵制，而霍尔等新一代学者则认为，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当代社会的变化，看到随着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出现的显著转变，一种无阶级感正出现在大众意识的地平线上。一九五八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发表霍尔《无阶级感》一文，不仅引动了两个早期新左派思想阵营间的争议，同时，就霍尔而言，也意味着开始将一种新的政治修辞学携入左翼甚至是后来的文化研究的思想进程中。细读此文，似有两个理解侧面包含在其阐述中。一是由于社会结构在战后的重组，引起了阶级含义的变化，因此需要改变旧的、仅从经济维度来规认的旧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又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概念已经消亡，无阶级性只是存在于许多底层民众身上的一种虚假意识。毫无疑问，霍尔的这个“无阶级感”之论保留了对阶级解释的理论上的弹性与张力，同时，这一对阶级概念变化的分析也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与其思想整体上的反经济决定论、去组织化及文化主义的构建意图相贯通的，由此而对传统左派的思想路径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且含示了从阶级政治向后来发生的文化政治转向的印痕。
从阶级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向，后者又被称为“差异政治”。相对于单一意义向度的阶级政治而言，差异政治则包含有更多向度的诉求，如种族、性别、阶级、代别等向度均属其中之义，并借此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框架。在霍尔看来，对诸种向度中存在的压迫形式的分析，不应单方面地，即由经济上规认从而也是阶级上命定的逻辑去看待，而是应当揭示出这些差异性“话语”构成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根源，以故，作为一种学院政治，抵抗的策略也将首先依仗于更为一般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总起来看，由于文化研究展开过程的多层次性，似乎很难对这一转向的流程做一界限上的清晰划分，大致而言，差异政治意识的呈现仍可追溯到《大学与左派评论》阶段；而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差异性文化研究或云“身份研究”在CCCS中心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至八十年代后期，由于“新时代”概念的提出及对新政治、新身份的阐发，对差异政治的演绎终于升华为理论上的主潮，并开启了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与交融之路。
虽然去阶级化绝不属于霍尔早期那篇划时代的论文《无阶级感》试图表述的主题，但是随着左翼政治的变化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对阶级概念的厌弃与抵制也在与日俱增，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一旦阶级的概念被淡化或取缔了，不仅会使左翼失去它起源时的动力，也会同时远离其一脉相承的经典性依据，这样的左翼还能称之为是左翼吗？同样，像差异政治中其他向度的提法，也非传统左翼政治议程中必有的，它不仅对阶级核心论是一个具有干扰性的话题，也超出了一般社会主义理论的边界，如此而论，还能以左翼的名义去冠诸其说吗？很明显，霍尔并不想对这样一种固执与搅局的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他所能说的只是“没有担保的马克思”，因此我们也知道了有一个“没有担保的霍尔”。
从八十年代后期始，霍尔的思想变化也包括在另一层次上的移位。在“新时代”的讨论到达之前，霍尔领导了在二十世纪左翼历史上可谓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这就是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而霍尔本人的思想也处于一种新的裂变中，一方面他从左翼的立场激烈地批评撒切尔政府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撒切尔的“威权民众主义”所具的强大整合力，即将所有的社会分离要素都组合进一种由资本的消费逻辑所组成的共同体结构中，这也等于是剥夺了左翼理念的社会生存基础。与之同时，新自由主义似乎又像是嵌合在另一种新的社会变化即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同构性元素，由此也使得左翼的策略遇到一种左右为难的“十字路口”，如何在新的接合中重整左翼批判主义的话语模式被再次提到一个日常议程。一九八八年开始在《今日马克思》等杂志上展开的“新时代”讨论，便是霍尔等人企图从左翼的角度出发对以上变故做出的一种开放性反应。通过对后现代与后福特主义模式的分析，霍尔认为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资本的生产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的加速转移，因此抵抗的策略也当由此切入，通过将那些被碎片化的后主体进行重组，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消费政治与身份政治，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从总体上看，霍尔也保留了对后现代的一些谨慎态度，但是由于对消费性“解构”引起的社会变化的过度乐观，及将大众消费作为一种新政治启动的基点，不但遗弃了传统左派借以立足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也从某种角度认同了撒切尔主义的制度基础，为此而使许多批评家认为，霍尔已经愈益割断了与传统左翼的系脉关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滑向了右翼话语的常规性轨道。 后期霍尔思想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多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可喻为其思想的一枚定海神针。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中透露出的信息，到差异政治，再及于对后现代消费政治的阐述，似可窥得一种内在延宕的曲线。多元主义之于霍尔，既是用以诠释历史的方法，也是其对一般主体潜能之可为性的一种价值倡言，虽然在早期，这种多样性更多的还是在差异性群体的层面上来确认的，但至涉入后现代思想以来，则开始明确地补充入了自我、个体的视角，从而使对能动性的认识出现了向个体实存意义的转移。比如在九十年代发表的《谁需要身份》、《最小的自我》等一系列文章中，霍尔以为虽然身份的构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的，与一个以团结、忠诚等为纽带的群体有着共同的起源与可分享性的特征，但是如果改变一下视角，放弃“自然主义”的解释，那么就能看到认同或结盟只是多样性个体之某一侧面临时集结的一种效果。所谓的“最小的个体”及其间的差异始终存在于那个他所在的地方，尤其是后现代的变化将我们再次投入到碎片式的自我体验状态，因此而有必要将关注的视角从曾有的差异性群体转向被长期掩遮的差异性个体，也就是社会仍然是始终在场的，这也是一种内部与外部的辩证法，因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接合”的方式与他人结成尽管不是终极性的，但却带有某种“临时性”的身份联盟，将自我与群体重新置于一种语境所构成的叠合状态之中，在重新发现“自我”及重新定义“认同”之后，构建出一种新的身份政治标识。此也可称之为是“接合的政治”，或理论上的“后马克思主义”。
通过对霍尔这一部分思想的快速扫描，可以看到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愈益靠近对立面方向移行的曲线而不断坠降的，用一个政治术语来谈论的话，就是日益变得右倾化了。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当我有一次向托尼·本内特提问“霍尔现在还能被归属到左翼一派中吗”时，这位霍尔在开放大学的职位继承人居然以否定的语式对我做了回答。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难释解与进行价值定说的问题。就立场的变化而言，霍尔在很多地方都已做过解释，既然我们所面对的语境与霸权本身的话语组织形式都是变动的，那么难道协商与抵抗的方式就不应当有所变动吗？换言之，难道非得以“左”或“右”这样一种清晰的分界去拘捕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吗？当然，这也不等于就不存在固守的东西，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便是其对历史性压迫主体的一以贯之的关怀，尽管霍尔认为它从未在完整的意义上成为文化实践之主体，然其作为一种被动的历史/文化之动力却始终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地扰乱、限制与瓦解着霸权与其他的东西。在过去它主要呈现为一种阶级主体，在当今则是各种不同面相的差异性主体。唯其从这种变与不变之中，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把握住霍尔思想的精髓。
当然，这还不是终结，在因受及病魇的折磨而沉默多年之后，我们又有幸在今年见到霍尔在公众媒体上的露面。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劲风暴及英国二零一一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之后，霍尔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新的蜕变，在佐伊·威廉斯女士的采访录中，霍尔明确地告之，与三十年前相比，他对当代政治的悲观不是减少了，而是更有递增。骚乱事件几乎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七十年代CCCS中心所标示的“仪式的抵抗”的一种当代翻版，这也自然会强烈地触动了霍尔的心灵，因此而使之再一次将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及与其结盟的霸权政治模式，并重新意识到一种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巨大社会反差与颠荡。这等于是说，无论霍尔对自己创建的文化政治路径抱有怎样的信念，也不得不重新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诠释这一迁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又窥见了霍尔向左转的身影。
然而，毕竟霍尔已寿及遐龄，愈趋老衰。这一荣谢过程也可以近期的三个画面印证之。在我二零零六年与霍尔相遇时，他还是刚用一根拐杖行路，然而在二零零九年时，我曾见到一则报道霍尔赴威斯敏斯特大学演讲的消息，霍尔已用上了两根拐杖来勉强支撑自己的身体。然在二零一二年，他显然已无法行走，只能镇日坐在一把高大的轮椅上。我想霍尔虽然常常自称为是“智性上的悲观主义，精神上的乐观主义”，但不会因这一自然生命的衰退而感到颓丧，因为他的思想花果曾灿烂地盛放过，并仍然泽被着我们或一个更大的知识世界——这就已经足够幸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