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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文学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有一位作者将科幻比做“一支寂寞的伏兵”，认为他们即便不为主流批评界关注，自生自灭，仍可能有“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飞氘：《寂寞的伏兵》，载《上海文学》二○一○年第九期）。科幻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写作，或许给人以程式化的定型印象，更何况在过去社会主义文学机制内，科幻更多被赋予科普和娱乐的意义，缺少思想性的表达空间。但当代新科幻的兴起，完全突破了这种类型的限制，以开放的想象和锐利的思维，切入到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神经系统之中。新科幻迅速发展成一个本身就蕴含着各种丰富性的文学场域，以诡奇崇高、不可思议的文字，书写已知和“未知”的中国经验，以及尚未完成的“历史”。
如同英美科幻界在“二战”后出现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克拉克（Arthur Clarke）和海因莱恩（Robert Heinlein）这三位重要作家，凭借严谨的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和深切的历史感，将科幻的历史推进到黄金时代，中国新科幻在过去十年中也出现了所谓“三巨头”，即刘慈欣、王晋康、韩松。这三位作家的科幻想象，尽管不乏绚烂的科技奇景，却都不同程度地扎根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中，他们对于未来史和新世界的书写，与现实经验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与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面对现实心怀妥协的姿态不同，这几位科幻作家却能够在理性和科学话语构筑的另类时空之中，延续一种超越性的理想主义精神，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在这三位作家中，韩松的文字最直接地承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风格，如同梦魇一般，制造出令人惊悚不安的现实寓言。
科幻理论家罗伯茨（Adam Roberts）曾引用海因莱恩小说中的一个段落，来定义经典性的科幻时刻：一个普通人去上班，到达办公室，打卡，然后面前的门消失了（Adam Roberts，Science Fiction，London: Routledge，2000）。这是一个“魔幻”时刻，逼真的现实情境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超现实的“新物”（novum），这不仅意味着新异离奇，同时也改变现实本身的状貌。韩松最新的长篇科幻小说《地铁》，也开始于这样一个被嵌入现实日常生活之中（但更加恐怖）的“魔幻时刻”。小说写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公务员“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去搭乘末班地铁回家。但在这一个夜晚，地铁变成幽冥一般的所在，不仅它在渊黑无际的地下一直不停地行驶下去，不再有站台出现，而且车厢里的乘客都如陷入昏睡或死去了一般，看上去“狴犴样面目狰狞”。“他”试图唤醒对面的乘客，“但对方好像根本不打算醒来。他稍作迟疑，便去拨弄他。手碰到那乘客的身体时，像通过空气一样，毫无阻力地穿插过去。他探入的是虚无一物的领域。他活了大半辈子，对此毫无思想准备”（17页）。
韩松的“地铁”诡异故事，便这样进入了异世界的奇境之中，而这个异世界，却是从现在中国的生活世界生长出来的妖异花朵。韩松在小说的序言中，描绘“中国人的地铁狂欢”，将地铁（以及铁路）看做中国现代化的有形表征之一：“这个修建了万里长城的民族，已然修建出了超过万里的铁路网，无论从速度、长度，还是从密度、高度，在世界上都名居前列。”（9页）“地铁已成为凝聚当代中国人情感、欲望、价值、命运的一个焦点。它也被当做了都市文明的一个专属符号。”（11页）地铁行驶于地下世界，更改了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从历史上来看，北京地铁始建于“文革”初期，最初属于战备工程，曾在建成后许多年不向公众开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正式成为公共交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铁在各大城市大规模兴建、扩建，与商业社会的再度兴起同步进行，几乎变成最具时代感的文化符号。韩松小说中的“他”，像许多普通人一样，在生活中离不开地铁。但在地铁的世界以及它所表征的空前繁荣景象背后，韩松却揭示给我们看梦魇一般的秘密。
“他”搭乘的地铁，行驶在噩梦一般的氛围中。作为整个车厢里唯一的清醒者，他目睹神秘的矮人搬运工将熟睡的乘客装入玻璃瓶，运往隧道深处。他重返“地上”之后，惊悸之余，试图警告他人，但这番经历却是不可言说、无人相信的秘密。韩松扑朔迷离的叙述，一直没有明确地解开这个谜团背后的真相，但小说的震撼力，正在于这个秘密隐藏在日常世界的肌理之中，伴随着每一天的生活，一切看上去都照旧如常，但你无法破解这个“现实”之谜，而且它在那里，最终会找到你——直到有一天“他”也被装进玻璃瓶子。这个谜团越滚越大，诡异的超现实情景越出现实的边界，侵入“真实”，造成不可理喻的“淆乱视野”（confused vision，此语借自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二○○三年版）。
《地铁》由五个段落组成：《末班》写公务员老王窥见到地铁里的诡异情形；《惊变》里另一辆地铁进入永无尽头的运行隧道，拥挤在车厢里的乘客从人变为非人，“进化”或“蜕变”为新的物种；《符号》描绘看似不久的未来，一群人为了探究地铁之谜，进入废墟般的地铁隧道，在一番惊悚的经历和思考之后，大概了解到公司化的政府所主持的“地铁”工程实为“宇宙化”历程（显然比全球化更加来势汹汹）中的一次灾变；《天堂》写地铁里幸存的后人类物种，试图重返地上天堂，但经过进化的鼠类已经捷足先登，占据了人类的废墟；《废墟》写小行星上的人类后裔，派遣一对少男少女，重返地球大陆，想要破解人类文明灭亡之谜，但与其说他们最终了解真相，不如说陷入更深广的幻象之中，少男露水在小说最后一刻，“发现什么也不存在”。
韩松的科幻风格，与刘慈欣质朴的古典色彩和王晋康敦厚的写实风格不同，其字里行间密布着语言的机变，有意识地精工建造环环相扣的符号系统。如果说刘慈欣在宇宙大尺度上的技术化细腻描写，其实有着“狂想”的性质，相比之下，韩松诡秘奇异的叙述，却反而可能是层层包裹的直指“现实”的寓言式写作。《地铁》封面的宣传语中有一句是“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点出韩松作品与卡夫卡式文学景观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地铁》是中国人的“变形记”，于政治和伦理的层面都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韩松的叙述语言有些晦涩，细腻而重感受，但不追求明晰的逻辑性。在阅读过两遍《地铁》之后，我仍不敢自信已经理解小说中所有的形象或情节意义上的“符号”内涵。但我认为重要的是，韩松的寓言式叙述恰恰是用模糊暧昧的方式，传达出现实的“真相”——这种“真相”不是用清晰明白的“描写”（depiction）可以复现的，而像他那样符号层叠、纠缠不清的寓言，却着实隐含着难以捉摸、丰富复杂的生存体验。具体地说，这种体验，是生存于现在的中国，面临多种可能性，既有反思，又有焦虑，却或许无法将个人和国家的“将来”确定在任何一种单一的“计划”之中。韩松曾说，中国当下的现实“比科幻还要科幻”（韩松：《当下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载《南方文坛》二○一○年第六期），但同时也可以说，他小说中的幻象“比现实还要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任职于新华社对外编辑部的韩松，处理“中国”主题的时候，一直有意识地安排国际性（或全球化—宇宙化）的语境。他的短篇小说《乘客与创造者》（《科幻世界》二○○六年第八期），将主人公所在的“宇宙”描写为一架封闭的波音七四七飞机，这个宇宙的所有成员，即乘客们，每天吃饭前要念的祈祷词是：“波音，保佑我们。阿弥陀佛。”当大家看破“真相”，发动革命，将飞机强行降落到地面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头发金黄、持枪相向的白种人。《地铁》里有一段情节与这个故事相关，说“S市的居民都被集体装进了M国人的波音飞机，在天上不停息地飞行，永不落地，生老病死都在大气层中”。M国无疑是指涉美国，S市据说名称来自submit，sustain，survive，succumb（顺从、承受、幸存、屈服），后者的命名方法或许借鉴鲁迅的S城，也有影射中国全体的意味。但事实上，在《地铁》描述的未来史中，M国处在缺席的位置，或者至少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包括NASA，C饮料公司也已经被我国资本控股了”，甚至C饮料公司的现任总裁的英文名字叫做Chou Yun-Fet（与周润发的通行英文拼写Chou Yun-Fat只有一个字母之别）。
中美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冲突或和解，小说中语焉不详，但无疑指出“地铁”世界的命运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有着重大关系。韩松另有一部小说《二○六六之西行漫记——火星照耀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二○○○年版），描述彼时中国一片祥和，美国则处于动乱之中，但未来两国之间的互动，却反讽地道出此时现实中的重重问题。至少，这一语境的存在，使韩松的未来史书写带有更加强烈的“全球化”色彩，这也使得小说里的世界越发具有无可回避的当下性。
《地铁》寓言式的现实批判精神，还应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观察。韩松的文学想象所承续或直接对应的，是鲁迅。这部小说里处处可见鲁迅文字的痕迹，或说对鲁迅名句的挪用和有意“误用”：《末班》里看到地铁里秘密的“他”，犹如“狂人”，却无法唤醒他人；《符号》中的小武，毛骨悚然地意识到“所谓的传教，其实就是吃人”（163页），这一逆转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的“发现”，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将中国“吃人”礼教排除在外，却更把“吃人”话语延伸到当代乃至未来的体制构建之中；小武到了生命的最后，面对新宇宙的生命，不禁大呼“孩子们，救救我吧”。但他好像并未因此而获救，反而“虚空中爆发出婴儿的一片耻笑，撞在看不见的岸上，激起淫猥的回声”（199页）。的确，“孩子们”如果已变成“另类”的新物种，是否还记得先驱者们的血泪历史？
但更为深切的意义，在于弥漫在整个叙事中的对“虚无一物”的执著。地铁未来史的叙述，始于对“虚无一物”的恐怖体验，终于对“什么也不存在”的发现。种种繁华物象，废墟景观，上下求索，有如鲁迅《墓碣文》中所写：“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联系鲁迅以主体意志与现实搏斗的姿态，对比韩松的小说，可以说面临“虚无一物”的觉悟，并非虚无主义的意识体现，却正是对历史现实背后的“空洞”（void）保持警醒，同时也映现出主体的自我怀疑和反省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有趣的是，韩松在四个段落中都提到《读书》杂志：这个新时期以来对知识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出版物，在未来世界中奇异地充当起“神秘武器”的科技作用。它在不同阶段，被主人公理解为“超级地铁逃生术”，“C饮料公司的内部刊物”，或“破旧技术手册”，引领废墟探险者寻找新天堂的“地图册”。如果把《读书》杂志本身看做韩松符号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它的出现似乎表明作者在有意识地将想象中的求索和挣扎，与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思想变迁联系起来——至少，有一个（对于小说中人物而言或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幽暗无边的地铁世界里仍残存着。
(《地铁》，韩松著，果壳阅读制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版，29.00元)
如同英美科幻界在“二战”后出现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克拉克（Arthur Clarke）和海因莱恩（Robert Heinlein）这三位重要作家，凭借严谨的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和深切的历史感，将科幻的历史推进到黄金时代，中国新科幻在过去十年中也出现了所谓“三巨头”，即刘慈欣、王晋康、韩松。这三位作家的科幻想象，尽管不乏绚烂的科技奇景，却都不同程度地扎根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中，他们对于未来史和新世界的书写，与现实经验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与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面对现实心怀妥协的姿态不同，这几位科幻作家却能够在理性和科学话语构筑的另类时空之中，延续一种超越性的理想主义精神，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在这三位作家中，韩松的文字最直接地承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风格，如同梦魇一般，制造出令人惊悚不安的现实寓言。
科幻理论家罗伯茨（Adam Roberts）曾引用海因莱恩小说中的一个段落，来定义经典性的科幻时刻：一个普通人去上班，到达办公室，打卡，然后面前的门消失了（Adam Roberts，Science Fiction，London: Routledge，2000）。这是一个“魔幻”时刻，逼真的现实情境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超现实的“新物”（novum），这不仅意味着新异离奇，同时也改变现实本身的状貌。韩松最新的长篇科幻小说《地铁》，也开始于这样一个被嵌入现实日常生活之中（但更加恐怖）的“魔幻时刻”。小说写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公务员“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去搭乘末班地铁回家。但在这一个夜晚，地铁变成幽冥一般的所在，不仅它在渊黑无际的地下一直不停地行驶下去，不再有站台出现，而且车厢里的乘客都如陷入昏睡或死去了一般，看上去“狴犴样面目狰狞”。“他”试图唤醒对面的乘客，“但对方好像根本不打算醒来。他稍作迟疑，便去拨弄他。手碰到那乘客的身体时，像通过空气一样，毫无阻力地穿插过去。他探入的是虚无一物的领域。他活了大半辈子，对此毫无思想准备”（17页）。
韩松的“地铁”诡异故事，便这样进入了异世界的奇境之中，而这个异世界，却是从现在中国的生活世界生长出来的妖异花朵。韩松在小说的序言中，描绘“中国人的地铁狂欢”，将地铁（以及铁路）看做中国现代化的有形表征之一：“这个修建了万里长城的民族，已然修建出了超过万里的铁路网，无论从速度、长度，还是从密度、高度，在世界上都名居前列。”（9页）“地铁已成为凝聚当代中国人情感、欲望、价值、命运的一个焦点。它也被当做了都市文明的一个专属符号。”（11页）地铁行驶于地下世界，更改了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从历史上来看，北京地铁始建于“文革”初期，最初属于战备工程，曾在建成后许多年不向公众开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正式成为公共交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铁在各大城市大规模兴建、扩建，与商业社会的再度兴起同步进行，几乎变成最具时代感的文化符号。韩松小说中的“他”，像许多普通人一样，在生活中离不开地铁。但在地铁的世界以及它所表征的空前繁荣景象背后，韩松却揭示给我们看梦魇一般的秘密。
“他”搭乘的地铁，行驶在噩梦一般的氛围中。作为整个车厢里唯一的清醒者，他目睹神秘的矮人搬运工将熟睡的乘客装入玻璃瓶，运往隧道深处。他重返“地上”之后，惊悸之余，试图警告他人，但这番经历却是不可言说、无人相信的秘密。韩松扑朔迷离的叙述，一直没有明确地解开这个谜团背后的真相，但小说的震撼力，正在于这个秘密隐藏在日常世界的肌理之中，伴随着每一天的生活，一切看上去都照旧如常，但你无法破解这个“现实”之谜，而且它在那里，最终会找到你——直到有一天“他”也被装进玻璃瓶子。这个谜团越滚越大，诡异的超现实情景越出现实的边界，侵入“真实”，造成不可理喻的“淆乱视野”（confused vision，此语借自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二○○三年版）。
《地铁》由五个段落组成：《末班》写公务员老王窥见到地铁里的诡异情形；《惊变》里另一辆地铁进入永无尽头的运行隧道，拥挤在车厢里的乘客从人变为非人，“进化”或“蜕变”为新的物种；《符号》描绘看似不久的未来，一群人为了探究地铁之谜，进入废墟般的地铁隧道，在一番惊悚的经历和思考之后，大概了解到公司化的政府所主持的“地铁”工程实为“宇宙化”历程（显然比全球化更加来势汹汹）中的一次灾变；《天堂》写地铁里幸存的后人类物种，试图重返地上天堂，但经过进化的鼠类已经捷足先登，占据了人类的废墟；《废墟》写小行星上的人类后裔，派遣一对少男少女，重返地球大陆，想要破解人类文明灭亡之谜，但与其说他们最终了解真相，不如说陷入更深广的幻象之中，少男露水在小说最后一刻，“发现什么也不存在”。
韩松的科幻风格，与刘慈欣质朴的古典色彩和王晋康敦厚的写实风格不同，其字里行间密布着语言的机变，有意识地精工建造环环相扣的符号系统。如果说刘慈欣在宇宙大尺度上的技术化细腻描写，其实有着“狂想”的性质，相比之下，韩松诡秘奇异的叙述，却反而可能是层层包裹的直指“现实”的寓言式写作。《地铁》封面的宣传语中有一句是“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点出韩松作品与卡夫卡式文学景观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地铁》是中国人的“变形记”，于政治和伦理的层面都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韩松的叙述语言有些晦涩，细腻而重感受，但不追求明晰的逻辑性。在阅读过两遍《地铁》之后，我仍不敢自信已经理解小说中所有的形象或情节意义上的“符号”内涵。但我认为重要的是，韩松的寓言式叙述恰恰是用模糊暧昧的方式，传达出现实的“真相”——这种“真相”不是用清晰明白的“描写”（depiction）可以复现的，而像他那样符号层叠、纠缠不清的寓言，却着实隐含着难以捉摸、丰富复杂的生存体验。具体地说，这种体验，是生存于现在的中国，面临多种可能性，既有反思，又有焦虑，却或许无法将个人和国家的“将来”确定在任何一种单一的“计划”之中。韩松曾说，中国当下的现实“比科幻还要科幻”（韩松：《当下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载《南方文坛》二○一○年第六期），但同时也可以说，他小说中的幻象“比现实还要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任职于新华社对外编辑部的韩松，处理“中国”主题的时候，一直有意识地安排国际性（或全球化—宇宙化）的语境。他的短篇小说《乘客与创造者》（《科幻世界》二○○六年第八期），将主人公所在的“宇宙”描写为一架封闭的波音七四七飞机，这个宇宙的所有成员，即乘客们，每天吃饭前要念的祈祷词是：“波音，保佑我们。阿弥陀佛。”当大家看破“真相”，发动革命，将飞机强行降落到地面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头发金黄、持枪相向的白种人。《地铁》里有一段情节与这个故事相关，说“S市的居民都被集体装进了M国人的波音飞机，在天上不停息地飞行，永不落地，生老病死都在大气层中”。M国无疑是指涉美国，S市据说名称来自submit，sustain，survive，succumb（顺从、承受、幸存、屈服），后者的命名方法或许借鉴鲁迅的S城，也有影射中国全体的意味。但事实上，在《地铁》描述的未来史中，M国处在缺席的位置，或者至少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包括NASA，C饮料公司也已经被我国资本控股了”，甚至C饮料公司的现任总裁的英文名字叫做Chou Yun-Fet（与周润发的通行英文拼写Chou Yun-Fat只有一个字母之别）。
中美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冲突或和解，小说中语焉不详，但无疑指出“地铁”世界的命运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有着重大关系。韩松另有一部小说《二○六六之西行漫记——火星照耀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二○○○年版），描述彼时中国一片祥和，美国则处于动乱之中，但未来两国之间的互动，却反讽地道出此时现实中的重重问题。至少，这一语境的存在，使韩松的未来史书写带有更加强烈的“全球化”色彩，这也使得小说里的世界越发具有无可回避的当下性。
《地铁》寓言式的现实批判精神，还应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观察。韩松的文学想象所承续或直接对应的，是鲁迅。这部小说里处处可见鲁迅文字的痕迹，或说对鲁迅名句的挪用和有意“误用”：《末班》里看到地铁里秘密的“他”，犹如“狂人”，却无法唤醒他人；《符号》中的小武，毛骨悚然地意识到“所谓的传教，其实就是吃人”（163页），这一逆转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的“发现”，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将中国“吃人”礼教排除在外，却更把“吃人”话语延伸到当代乃至未来的体制构建之中；小武到了生命的最后，面对新宇宙的生命，不禁大呼“孩子们，救救我吧”。但他好像并未因此而获救，反而“虚空中爆发出婴儿的一片耻笑，撞在看不见的岸上，激起淫猥的回声”（199页）。的确，“孩子们”如果已变成“另类”的新物种，是否还记得先驱者们的血泪历史？
但更为深切的意义，在于弥漫在整个叙事中的对“虚无一物”的执著。地铁未来史的叙述，始于对“虚无一物”的恐怖体验，终于对“什么也不存在”的发现。种种繁华物象，废墟景观，上下求索，有如鲁迅《墓碣文》中所写：“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联系鲁迅以主体意志与现实搏斗的姿态，对比韩松的小说，可以说面临“虚无一物”的觉悟，并非虚无主义的意识体现，却正是对历史现实背后的“空洞”（void）保持警醒，同时也映现出主体的自我怀疑和反省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有趣的是，韩松在四个段落中都提到《读书》杂志：这个新时期以来对知识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出版物，在未来世界中奇异地充当起“神秘武器”的科技作用。它在不同阶段，被主人公理解为“超级地铁逃生术”，“C饮料公司的内部刊物”，或“破旧技术手册”，引领废墟探险者寻找新天堂的“地图册”。如果把《读书》杂志本身看做韩松符号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它的出现似乎表明作者在有意识地将想象中的求索和挣扎，与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思想变迁联系起来——至少，有一个（对于小说中人物而言或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幽暗无边的地铁世界里仍残存着。
(《地铁》，韩松著，果壳阅读制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