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第一藏书楼”天一阁中收藏着海量家谱，目前总共收藏了近五百五十部家谱，涉及一百多个姓氏。20世纪80年代，包玉刚曾在天一阁里发现自己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
　　1918年出生的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包兆龙是一个经营造纸业的商人。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又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己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之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向行长呈上了辞职书，说他的兴趣不在银行方面，而在其他方面。他和父亲一起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全家迁往香港，靠着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钱，去另闯天下了。
　　开始，他与父亲合伙，做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父亲的选择是经营房地产，他是一个老式的商人，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可是包玉刚却以自己的眼光，认为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只能坐收地租，是保守的投资，是死的；而且他们资本不大，去炒地皮，万一被人“吃”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看中的行业是搞航运生意，他对父亲说：“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包兆龙尽管不是十分乐意，但他很欣赏儿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勇气，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包玉刚的意见。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他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立刻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帮忙也就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这大大地刺伤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来。
　　包玉刚两手空空地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这些船老板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风暴刮成穷光蛋，甚至落到什么荒岛上去做鲁滨逊！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风险就更大了。银行业的原则是不搞风险投资的。连碰钉子的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转身就去了日本。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于是，包玉刚凑足了77万美元，再次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包玉刚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粉刷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则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家中的沙发上，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即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把船长租给别人，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确实赶上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艘新船的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这次低潮过去后，不少人都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可是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己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当时，包玉刚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小富翁，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可是包玉刚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家，对于银行家的心理他把握得很准。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当时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由它发行，贸易大部分也是由它支持的，它发挥的作用简直难以估量！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凭着对银行业务的熟悉，他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桑达士了解了包玉刚的长租经营方式和收入状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刚提供数额不大的低息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5年。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万美元，那么，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给他买船，他说他可以用75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气地说：“包先生，你不是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你会发财吧？”包玉刚不慌不忙地反问：“桑达士先生，如果我拿到信用状，你能不能贷款给我？”
　　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只要你有信用状，我马上贷款给你！”
　　桑达士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包玉刚船还没有买，就要人家租你的船？还要人家请银行给你开信用状？这不等于是让人家出钱给你买船了吗？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认定包玉刚是在说笑话。
　　而包玉刚一点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点行李去了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我是来拿信用状的。因为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3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若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履行诺言贷款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两年的时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竞成为了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再慢慢付款”。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了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包玉刚。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了2100万吨，比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包玉刚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