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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如奶奶那般乐观向上又不乏智慧幽默的人。她的一生用来等待一个乘大船离去的人，他像她人生的背景，一切皆与之有关却又似乎能够抽离。有些人的生命注定不合常理，只是，倘若她有足够的镇定自若，悲剧的人生里也能开出极乐的花。
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邻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财势均已中落，杨家人散落四处。
1939年夏天，杨桂菊穿了一件紫色云朵图案的丝质短旗袍。
空气炎热，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将圆润洁白的蛋举到眼前端详片刻，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
战况越来越紧迫。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失守。
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
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他正在用纤长的手指卷指烟，金黄的烟丝被卷裹在褐色的粗纸中，细细长长，像一根精巧的、顶端站着星星的树枝。
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叹了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
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登的那种，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画着说，憨憨地笑。
江汉平原晴热的七月天，空气里弥漫周围村庄被烧焦的气味。走进一条小巷，忽然，一粒石子呼啸着飞过，李大佐将杨桂菊扑倒在地，掏出手枪紧张地张望。小巷尽头跑出一群顽皮的孩子，手里拿着弹弓，奇怪地看着这一对男女。杨桂菊从李大佐宽厚的肩膀中探出头来，哈哈大笑。李大佐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还笑，以后有你哭的。”
杨桂菊心里开着一朵金黄的线菊。她紧紧跟在李大佐身后，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馆的自鸣钟嘀嗒嘀嗒响个不停，李大佐坐在木桌边，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他看着自己的新娘被抹上鲜艳的红唇，头顶披着洁白的“纱巾”走了出来。他笔直地站在她身边，镁光灯闪亮的一瞬，紧张地绷直了身体。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说：“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杨家的小姐终是有贵族血统的，不似一般小妇人那般黏黏糊糊婆婆妈妈。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年华，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绣女红。李大佐白色麻布的内裤底边绣着咖啡色的云龙图案，第一次穿上时，他很不好意思地低头看着这繁花似锦。
“这，像话吗？”他孩子般无助地问。
“很好看！”
他的脸更红了，心里却很是甜蜜。
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一件锈红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每次看到满街的黑与蓝，李大佐总想不通她如何能够找到那些颜色鲜亮的布料。
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板上，李大佐在身后紧紧抓住后座。夏天的一场暴雨落了下来。硕大的雨滴将杨桂菊锈红色的布褂染成了咖啡色。自行车的车辙在泥地上划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杨桂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头发上滴着水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她笑，朝她挥手，朝她做鬼脸，他像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刻进她的心房。
在二字头年龄的尾巴上，杨桂菊依然美丽如少女。她看到过太多场战争与死亡，眼睛里却依然保留着女童的纯净与稚气。多半时候都是笑眯眯的，有时也会发呆。唯一的一次大哭是1943年，一枚弹片穿进了李大佐的胸膛。她扑在他身上失声痛哭，竟将已经接近昏迷的他唤醒。他说：“小囡，你不哭，我就不会死。”她立刻噤声，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用力笑了，在昏迷前记住了她美丽的脸。
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她的脸，它比12年前自己在照相馆里看到的那张红唇惊艳的脸更加丰满圆润，纷飞的战火没有在上面留下任何印记，她似乎天生便有一种对于人生悲苦强大的遗忘功能。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庞，他已经决定不走，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
8月13日没有月亮。她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里？”
“你走。”
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緊紧抱着她。她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一般，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她睡了，以为她什么都不知，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
她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
她说：“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死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他看不清她的脸，只能感觉到她的手掌，沾了第一滴晨露，冰凉。 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她的心脏如同被割裂般疼痛起来。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次，她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
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这个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她工作出色，不近男色，遇人总是有礼貌地微笑。她的孩子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衣，衣服的袖口处偷偷藏着鲜丽的刺绣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一只小猫，有时是谁也看不懂的勾线。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他们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绾起，站在浴池门口给兩个女儿梳头发。女儿们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的塑料梳子，轻轻浅浅地从上至下拉下来。偶尔遇到打结的头发，便耐心停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总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孩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
至少有一千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她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她也不驳斥人家，只是轻轻地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于是媒人便说她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艰难。
195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再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期望巧遇卖黄豆或马铃薯的农民。一日，她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军部队向外扔患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
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后座上。当她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暴雨的夏天午后忽然不期而至。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龙头，车子左右摇摆。“加油！”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一把刀，深深刺进了她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地哭泣。十年了，她从未有过这样的一次，尽情地、毫无顾忌地思念，毫无顾忌地流泪。她被现实推着一步步前行，走得太快，忘了现在。
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中，她的孩子们因为能吃到猪肉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过了70岁，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李大佐曾经被找到，在台湾，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三天。
隔了很久，我们才敢问她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
“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奶奶答非所问，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便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幸福一点点。
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邻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财势均已中落，杨家人散落四处。
1939年夏天，杨桂菊穿了一件紫色云朵图案的丝质短旗袍。
空气炎热，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将圆润洁白的蛋举到眼前端详片刻，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
战况越来越紧迫。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失守。
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
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他正在用纤长的手指卷指烟，金黄的烟丝被卷裹在褐色的粗纸中，细细长长，像一根精巧的、顶端站着星星的树枝。
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叹了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
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登的那种，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画着说，憨憨地笑。
江汉平原晴热的七月天，空气里弥漫周围村庄被烧焦的气味。走进一条小巷，忽然，一粒石子呼啸着飞过，李大佐将杨桂菊扑倒在地，掏出手枪紧张地张望。小巷尽头跑出一群顽皮的孩子，手里拿着弹弓，奇怪地看着这一对男女。杨桂菊从李大佐宽厚的肩膀中探出头来，哈哈大笑。李大佐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还笑，以后有你哭的。”
杨桂菊心里开着一朵金黄的线菊。她紧紧跟在李大佐身后，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馆的自鸣钟嘀嗒嘀嗒响个不停，李大佐坐在木桌边，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他看着自己的新娘被抹上鲜艳的红唇，头顶披着洁白的“纱巾”走了出来。他笔直地站在她身边，镁光灯闪亮的一瞬，紧张地绷直了身体。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说：“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杨家的小姐终是有贵族血统的，不似一般小妇人那般黏黏糊糊婆婆妈妈。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年华，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绣女红。李大佐白色麻布的内裤底边绣着咖啡色的云龙图案，第一次穿上时，他很不好意思地低头看着这繁花似锦。
“这，像话吗？”他孩子般无助地问。
“很好看！”
他的脸更红了，心里却很是甜蜜。
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一件锈红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每次看到满街的黑与蓝，李大佐总想不通她如何能够找到那些颜色鲜亮的布料。
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板上，李大佐在身后紧紧抓住后座。夏天的一场暴雨落了下来。硕大的雨滴将杨桂菊锈红色的布褂染成了咖啡色。自行车的车辙在泥地上划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杨桂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头发上滴着水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她笑，朝她挥手，朝她做鬼脸，他像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刻进她的心房。
在二字头年龄的尾巴上，杨桂菊依然美丽如少女。她看到过太多场战争与死亡，眼睛里却依然保留着女童的纯净与稚气。多半时候都是笑眯眯的，有时也会发呆。唯一的一次大哭是1943年，一枚弹片穿进了李大佐的胸膛。她扑在他身上失声痛哭，竟将已经接近昏迷的他唤醒。他说：“小囡，你不哭，我就不会死。”她立刻噤声，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用力笑了，在昏迷前记住了她美丽的脸。
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她的脸，它比12年前自己在照相馆里看到的那张红唇惊艳的脸更加丰满圆润，纷飞的战火没有在上面留下任何印记，她似乎天生便有一种对于人生悲苦强大的遗忘功能。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庞，他已经决定不走，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
8月13日没有月亮。她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里？”
“你走。”
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緊紧抱着她。她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一般，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她睡了，以为她什么都不知，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
她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
她说：“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死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他看不清她的脸，只能感觉到她的手掌，沾了第一滴晨露，冰凉。 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她的心脏如同被割裂般疼痛起来。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次，她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
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这个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她工作出色，不近男色，遇人总是有礼貌地微笑。她的孩子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衣，衣服的袖口处偷偷藏着鲜丽的刺绣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一只小猫，有时是谁也看不懂的勾线。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他们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绾起，站在浴池门口给兩个女儿梳头发。女儿们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的塑料梳子，轻轻浅浅地从上至下拉下来。偶尔遇到打结的头发，便耐心停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总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孩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
至少有一千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她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她也不驳斥人家，只是轻轻地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于是媒人便说她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艰难。
195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再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期望巧遇卖黄豆或马铃薯的农民。一日，她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军部队向外扔患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
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后座上。当她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暴雨的夏天午后忽然不期而至。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龙头，车子左右摇摆。“加油！”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一把刀，深深刺进了她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地哭泣。十年了，她从未有过这样的一次，尽情地、毫无顾忌地思念，毫无顾忌地流泪。她被现实推着一步步前行，走得太快，忘了现在。
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中，她的孩子们因为能吃到猪肉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过了70岁，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李大佐曾经被找到，在台湾，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三天。
隔了很久，我们才敢问她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
“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奶奶答非所问，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便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幸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