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被宣布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就见到其作品的五部中译本摆满了国内街头的书摊。今年的《读书》连续两期发表了有关的“批评”文章，于是构成一幅有关该奖的完整场景：从评奖人到获奖人再到讲评人。
　　评奖人的说法(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颁奖辞为代表)是：大江文学具有把从萨特那里获得的人生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和人的尊严等这些哲学要素贯彻始终的特征；并采用日本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技巧，通过“充满凝炼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清除了日本和日本之外(欧洲)读者们之间的语言等障碍，从而使“我们”(主要是评委)，“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品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
　　获奖人大江本人的陈述是一篇数千字的自白《我在暖昧的日本》。其中除了说了一些有关日本与欧洲文学和文化间的影响关系外，主要就是对本国文学和历史的反思、批判乃至自赎。他说，作为站在日本“战后文学者”队伍中最末尾的一位作家，他希望的是通过小说这份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
　　《读书》杂志的两篇文章角度不同，看法迥异，体现出“众人”中的多元立场。文洁若认为促使大江获奖的作品之一《万延元年的足球》，“融知识、激情、梦幻与野心于一炉，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在混乱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作为一名战后民主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关心人类的前途，有着强烈忧患意识”。(《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八期)李长声则通过日本文艺界许多大江的“反对派”之口，向我们介绍了有关大江获奖的“阴暗面”，包括拉残疾儿子去领奖啦、为去哈佛演讲而“投机”学英语啦、以及通过使用版权经纪人而体现出其早已潜藏的“国际志向”啦，等等。而事实上获奖后一度在市场上出现的大江“书山”稍瞬即逝，“不是卖完了，是退回出版社仓库了”。而据说顾客买了其书的“主要是五十多岁的人”。他们硬起头皮，读的并不是大江文学，而是诺贝尔获奖小说。“讲评者”讥讽道：读不懂也要读，不正是大江文学的胜利么？更进一步，干脆连诺贝尔奖一块儿加以调侃，说此奖该进《魔鬼辞典》，因为它专奖给本国人读不懂的文学，“让他们狼狈不堪，而那位老诺贝尔在天堂里大笑”(《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同样的“事实”，针锋相对的观点。前一篇“讲评”却又指出，大江在获奖前的一九九三年便成为了“日本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的第五位”，而“这充分反映了大江从日本广大读者所得到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同时也说明了日本人民对正义感的重视”。
　　此外，董鼎山和资中筠的文章，把“讲评”的对象直接对准了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评奖机构和程序。前者通过掌握的材料，指出了该奖的局限和偏见(《读书》一九九六年一期)；后者则对其是否具有世界意义提出了质疑(《读书》，一九九六年七期)。资文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西方中心的产物，中国作家“大可不必对此桂冠钦羡向往”；董文则保留了与作家王蒙等人大体相同的看法，认为打铁还靠自身硬，“要获得荣誉，必得靠自己”；不能过于强调其它因素，“不能怪别人，也不能怪翻译”。几相比照，“说法”不一。从评奖到获奖再到讲评，真可谓各持一端，皆有道理。在我看来，这正是“讲评”的价值所在。我们现在见到的种种评奖，多半是有奖无评，有评无讲。一大堆评委，坐在台上或隐在台下，或“协商”，或“表决”(划圈、举手或“鼓掌通过”)，反正见不到多少正二八经的深刻评语。
　　《读书》介绍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并发表了有关诺贝尔奖的种种不同“讲评”，对人对事，各抒己见。我以为体现出一种真正“有意味的形式”。往后，对国内的这奖那奖们，是否也能作如是观呢？用咱们中国的说法，评奖的功能之一，是为了鼓励和肯定“千里马”的出现。可如今在大奖、重奖四处皆是的时代，“千里马”之所以依然那么难寻，有过多轻易滥竽充数的“伯乐”，看来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吧。如果那样，说说也好。因为只奖不评，或有评无讲，岂不变为单纯的“赏”了么？至于重赏之下，到底能产生出什么样的“勇夫”，“夫”是否确有真“勇”，又还是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