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张炜，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教战略与公共政策、大学跨学科教育与研究、工程教育创新;先后入选浙江省首批“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和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曾连续获得浙江省第16届、第1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基础研究类）;近年来，在《新华文摘》《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组织再造：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机制》《基于跨学科协同创新的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等学术专著。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指出，“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加强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着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化学科建设绩效考核，引领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变革和创新是重大的课题。为此，本刊对该领域专家张炜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加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正成为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世界教育信息》：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多次提到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培养复合型优秀人才，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等问题，这就涉及到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变革，请问推动我国高校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张炜：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该报告提出“双一流”大学加快学科布局与建设，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发展基础上，应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以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和布局优化。毋庸置疑，在今天国家大力倡导创建“双一流”背景下，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从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出，大学学科发展遵循了“统合—分化—统合”的发展趋势，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基于科学分化和综合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科学“统合”的世纪，而且统合（学科会聚与学科融合）趋势不仅限于硬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还将普及到整个科学领域，包括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知识与创造活动的总和。大学学科的发展结构，也正是遵循着学科和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基本上沿袭了“综合—分化—综合”的演进脉络，逐渐形成了现代大学学科由点到线，再到面，最后到网络的树冠化结构。今天，大学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已经成为获取原创性科研成果、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对科学创新能力的影响日益显著。加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正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大学需要承担率领和引导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变革的特殊责任，以确保这些领域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并保持连贯性和互补性，以充分利用国家和区域智力资本。
二、我国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趋势显著增强，培养了大量人才
《世界教育信息》：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张炜：我国的跨学科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我国，一般将跨学科研究称为交叉科学研究。我国跨学科研究的开展，主要是以国家政府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一般是指在国家科研计划中意义重大、规模庞大、耗资巨大、涉及学科面广、研究周期长的科研项目。已从事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政府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跨学科研究同交叉学科建设同步进行;三是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这次调整是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手段，以发展综合性大学为基本特征，从而为我国大学进行学科结构调整和深入开展跨学科（交叉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2012年，教育部全面实施“2011协同创新中心计划”，旨在提升高等学校的跨学科协同创新能力。协同创新中心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要求高校充分汇聚现有的创新力量和资源解决实际问题，鼓励根据研究任务设立跨学科平台和联合培养跨学科研究生。至此，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依托国家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模式。这些实验室多数承担国家级（或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项目，这类科研项目大都是直接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跨学科研究课题。
第二，跨系、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模式。这类跨学科学术组织包括国家级和校级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前者最常见的就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后者则包括各个学校的各类形式的跨系、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第三，独立设置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它是跨系、跨学科独立设置的科研实体，主要是针对某一主题领域（大型交叉研究课题）的科学研究，一般由研究中心统一调度，相关学院或学系联合参与进行。
第四，国家级与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模式。这类跨学科研究组织是国家主导的多高校合作的协同创新实体。该种模式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增强高校创新能力发展的有效集成，鼓励不同高校间跨学科合作。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主要是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和形成一套适合于本校学术组织体系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运作机制，目前运作机制较为成熟的大学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各类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可以保证从事一定程度和规模的交叉科学研究，同时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跨学科研究人才。 近年来，我国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趋势显著增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整体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有以下四点：一是总体上处于独立学科模式向学科会聚模式的转型阶段，即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渐进变革的初级阶段;二是以传统院系结构和学科组织为基础，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独立研究院（所）并存，多数采用矩阵式学术组织模型，以松散联合组织为主，实体化运作组织较少;三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基本上是以外生性的行政管理推动和国家政策主导模式为主，而且这种模式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相对缺少自组织模式的学科会聚与内生性的知识整合创新，因而导致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并没有显著提升;四是在跨学科学术组织结构、管理政策、教学与研究、资助模式、成果评价、专业化社会网络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方面仍然处于探索和模仿学习阶段，缺乏自适应性的灵活创新。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广泛采用跨学科教学和研究模式，包含渐进变革模式和创新变革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国际高校在跨学科学术组织构建方面有什么先进经验？
张炜：21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广泛采用跨学科教学和研究模式。美国研究型大学正在通过两种方式来建立新的大学学术组织结构。
第一种为渐进变革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过去传统学科组织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采用增量变革的方式，常常采用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在矩阵模型中，大学学系和学院被认为是纵向的“垂直结构”，跨系跨学院的学术人员组成功能定向的研究群体，以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或研究计划等形式构成横向的“截面结构”。大学矩阵学术组织结构中，经常跨系设立联合教师职位和联合博士学位授予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跨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提供了跨学科导师，更为重要的是为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跨学科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扩展了其职业生涯领域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戴维斯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等。
第二种为创新变革模式。这种模式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结构和跨学科实践活动的快速变化而不间断的动态变革方式，常常采用无边界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在无边界学术组织模型中，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完全是按照“研究主题”或“实践问题”组织起来进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学科组织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包括洛克菲勒大学、常青藤州立学院等。
在欧洲，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是整合型跨学科技术大学的典范，其大学学术组织结构正在从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向无边界跨学科学术组织过渡。亚琛工业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打破以学科为基础的传统学院组织模式，彰显跨学科战略导向。亚琛工业大学共设9个学院，相关学科的學系或研究中心同时作为其下属机构进行教学与研究活动。其次，设置与交叉前沿领域平行的大型跨学科项目，构造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例如，亚琛计算工程高级研究中心（AICES）同时隶属于跨学科平台项目与机械工程学院，作为一个大型独立单位不仅拥有开展计算工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自主权，同时也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下属机构为计算工程科学领域培养跨学科人才。最后，从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向无边界跨学科学术组织过渡。亚琛工业大学在保障基础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交叉前沿领域，每一个交叉前沿领域中都设有一个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由来自至少3个学院（包括各联合研究中心）的8名教授组成，且每两年换届一次，可以连任。详见图1和图2。
整体而言，国际高校成熟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典型特征主要包括：总体上已经处于学科交叉和学科会聚的高级阶段，即由多学科合作或交叉学科合作阶段开始向学科融合与创新或完全跨学科合作阶段跃迁发展的成熟阶段;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采用自由创新模式，即各个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布局，自上而下地形成校级或院系级的正式跨学科学术组织，也可以是大学学术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爱好自下而上形成的非正式跨学科学术组织;大学聚焦于跨学科战略与行动计划，极大地推动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自由组合的跨学科研究者、跨学科学术团队、内生性的学科会聚以及跨学科专业社会网络的可持续发展促使其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持续变革创新，在跨学科机构领导任命、团队构建、政策导向、教师招募、培训开发、资源分配、绩效评价、激励体系、专业化社会网络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促进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战略愿景。
四、我国应鼓励和实验更多的学术组织结构与学术创新政策以促进跨学科教育与研究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怎样适应新情境来构建新型跨学科学术组织？
张炜：我国大学在整体上适合渐进增量变革模式，宜采用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即应鼓励普通本科高校以交叉科学学院为横向坐标，以自然科学学院、技术科学学院、社会与人文科学学院三大综合学院（下设专业学系）为纵向坐标，将学科树型结构编制成网状结构，并通过交叉科学学院的矩阵科研组织（三元一体——科学与学科兴趣、科学项目与技术、社会实践问题）、矩阵教学组织（多元）将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矩阵科研组织和矩阵教学组织作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基层实体，分别实现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教学的基本功能。与此同时，我国大学在局部上应匹配动态创新变革模式，宜采用无边界式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即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动设立独立的实体型跨学科学术组织（包括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合一的研究计划、项目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等各种形式），在人员聘用、绩效评价、项目资助、资源分配等方面注重适应性创新。
在本科生教育层次，鼓励大学生寻求与获取跨学科经验。通过设立面向基础研究问题的传统学科交叉课程或专题，面向社会现实问题的跨学科课程或专题，以及跨越单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或实验等方式帮助本科生接近跨学科，为其了解其他学科文化、获取新技术及其与相关研究人员建立关系提供机会;在研究生教育层次，推动灵活设置跨学科专业，使研究生获得主修领域外的一个或多个领域的必要知识与研究方法。采用多导师制和分类教学科研评价机制，使研究生通过跨学科教育（IDT）和跨学科研究（IDR）项目、涉及不同学科或多个领域的硕士与博士论文、跨学科实习与授予跨学科学位等方式探索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经验;针对博士后研究员，鼓励其获取跨学科研究经验并建立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支持博士后研究员识别并选择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导师，与产业界和非学术机构建立网络联系与实习机制，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跨学科研究与工作经验的正式和非正式机会。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跨学科学习的机会，包括IDR研讨会、海报会议、报告交流、社交聚会，帮助他们学习理解其他研究领域或解决现实问题所需要的基础课程、研究过程以及相应的分析技术和方法。 《世界教育信息》：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创新发展的长效策略有哪些？需要突破哪些体制机制障碍？
张炜：制约我国大学跨学科教育与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学科分割”陷阱和与之相匹配的“学科利益”分配机制。我国高校多数采用“校—院—系—专业教研室”型的金字塔式学术组织模式，把学科专业目录作为设置学院、学系和研究所室的依据，将学科的多重属性和任务与人为的学术分割交织在一起，致使跨系、跨学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最终固定成为各系或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从而无法形成灵活多变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结构。与此同时，僵化的学院、学系和专业“户口”编制，直接限制了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利益分配和成果认可，致使有效的跨院系、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合作难以实现，即使偶尔实现，也没有制度化保障。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长期被限制在“学科户口”和“行政户口”范围内，无法在人才引进、培训开发、职称晋升、绩效奖励等方面对跨学科学术领域进行有效支持和政策倾斜，从而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师与学生从事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的积极性。
建议应当明确国家层次与大学层次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战略，鼓励和实验更多的学术组织结构与学术创新政策，以促进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消除制约跨学科学术活动的各种障碍，通过长期核心的支持与投入，以确保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直接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等在投入、贡献、收益之间的适当平衡。
第一，国家教育部应当制定鼓励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战略规划，明确相应的政策体系、管理制度与评价标准。定期调研、分析和评价我国跨学科与交叉科学研究状况，积极协调各级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大型跨学科科研合作项目，在人才、项目、基地等各类评审中给予倾斜待遇。在設计国家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战略时应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SSH）领域，这将有助于更大范围的跨学科合作和现实问题解决。
第二，鼓励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采用综合设计创造与整体化教育模式，逐步塑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学习环境。以大学生为中心，引进和创建多学科的设计或研究工作室，使得来自工程、法律、医学、商务的学生通过综合课题或基于工作室的活动完成本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课程体验，促使学生在跨学科活动中观察、阅读、体验、讨论、发现和解决问题，辨别收集和分析数据，解释、阐明以及评价相关知识结论的重要性和价值。
第三，积极探索基于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资源分配模式，以促进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应当由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内在知识价值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紧迫性来驱动，以跨越单一学院、学系或者部门的利益机制。鼓励研究型大学以国家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重大研究计划为依托，设立一批独立的、实体化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机构，以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加强与国际研究型大学的互动交流，合作创建国际化标准的虚拟研究中心、研究网络和实验室，建立虚拟学术团队和内部交流制度，合理分配与共享核心设施和研究资源，促进校际之间的开放式创新与跨学科合作。
第四，积极探索和推进有利于大学跨学科教育与跨学科研究活动过程和活动成果的评价机制。设立跨学科教学和跨学科研究评价委员会，采用符合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特性的评价标准，如参与学生的数量与背景、知识获取的广度与深度、参与跨学科活动的程度、对创造新兴领域或学科的贡献以及有助于社会实际问题解决等指标。积极构建大学跨学科专业化社会网络，设立跨学科教学和跨学科研究专业协会，组织定期学术会议，识别跨学科合作伙伴，奖励认可跨学科研究人员，鼓励出版跨学科教学与跨学科研究出版物、相关专辑以及特刊。
第五，切实加强政府、产业界与大学的联系，实现产学研互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制定标准化且易于执行的知识产权法规与政策，规范和强制高等学校实施技术转移，以促进新知识向市场转移。支持和实施企业科学家、工程师和经理人作为高校访问教师的“实践型教师”的计划，鼓励优秀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进入公司的研发实验室和企业博士后流动站，积极推进高校参与大企业研发中心和设计平台的建设，使高校的学科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成为产业研发中心或设计平台。
编辑 吕伊雯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指出，“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加强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着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化学科建设绩效考核，引领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变革和创新是重大的课题。为此，本刊对该领域专家张炜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加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正成为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世界教育信息》：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多次提到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培养复合型优秀人才，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等问题，这就涉及到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变革，请问推动我国高校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张炜：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该报告提出“双一流”大学加快学科布局与建设，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发展基础上，应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以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和布局优化。毋庸置疑，在今天国家大力倡导创建“双一流”背景下，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从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出，大学学科发展遵循了“统合—分化—统合”的发展趋势，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基于科学分化和综合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科学“统合”的世纪，而且统合（学科会聚与学科融合）趋势不仅限于硬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还将普及到整个科学领域，包括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知识与创造活动的总和。大学学科的发展结构，也正是遵循着学科和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基本上沿袭了“综合—分化—综合”的演进脉络，逐渐形成了现代大学学科由点到线，再到面，最后到网络的树冠化结构。今天，大学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已经成为获取原创性科研成果、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对科学创新能力的影响日益显著。加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正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大学需要承担率领和引导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变革的特殊责任，以确保这些领域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并保持连贯性和互补性，以充分利用国家和区域智力资本。
二、我国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趋势显著增强，培养了大量人才
《世界教育信息》：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张炜：我国的跨学科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我国，一般将跨学科研究称为交叉科学研究。我国跨学科研究的开展，主要是以国家政府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一般是指在国家科研计划中意义重大、规模庞大、耗资巨大、涉及学科面广、研究周期长的科研项目。已从事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政府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跨学科研究同交叉学科建设同步进行;三是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这次调整是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手段，以发展综合性大学为基本特征，从而为我国大学进行学科结构调整和深入开展跨学科（交叉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2012年，教育部全面实施“2011协同创新中心计划”，旨在提升高等学校的跨学科协同创新能力。协同创新中心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要求高校充分汇聚现有的创新力量和资源解决实际问题，鼓励根据研究任务设立跨学科平台和联合培养跨学科研究生。至此，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依托国家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模式。这些实验室多数承担国家级（或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项目，这类科研项目大都是直接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跨学科研究课题。
第二，跨系、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模式。这类跨学科学术组织包括国家级和校级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前者最常见的就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后者则包括各个学校的各类形式的跨系、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第三，独立设置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它是跨系、跨学科独立设置的科研实体，主要是针对某一主题领域（大型交叉研究课题）的科学研究，一般由研究中心统一调度，相关学院或学系联合参与进行。
第四，国家级与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模式。这类跨学科研究组织是国家主导的多高校合作的协同创新实体。该种模式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增强高校创新能力发展的有效集成，鼓励不同高校间跨学科合作。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主要是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和形成一套适合于本校学术组织体系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运作机制，目前运作机制较为成熟的大学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各类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可以保证从事一定程度和规模的交叉科学研究，同时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跨学科研究人才。 近年来，我国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趋势显著增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整体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有以下四点：一是总体上处于独立学科模式向学科会聚模式的转型阶段，即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渐进变革的初级阶段;二是以传统院系结构和学科组织为基础，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独立研究院（所）并存，多数采用矩阵式学术组织模型，以松散联合组织为主，实体化运作组织较少;三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基本上是以外生性的行政管理推动和国家政策主导模式为主，而且这种模式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相对缺少自组织模式的学科会聚与内生性的知识整合创新，因而导致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并没有显著提升;四是在跨学科学术组织结构、管理政策、教学与研究、资助模式、成果评价、专业化社会网络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方面仍然处于探索和模仿学习阶段，缺乏自适应性的灵活创新。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广泛采用跨学科教学和研究模式，包含渐进变革模式和创新变革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国际高校在跨学科学术组织构建方面有什么先进经验？
张炜：21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广泛采用跨学科教学和研究模式。美国研究型大学正在通过两种方式来建立新的大学学术组织结构。
第一种为渐进变革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过去传统学科组织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采用增量变革的方式，常常采用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在矩阵模型中，大学学系和学院被认为是纵向的“垂直结构”，跨系跨学院的学术人员组成功能定向的研究群体，以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或研究计划等形式构成横向的“截面结构”。大学矩阵学术组织结构中，经常跨系设立联合教师职位和联合博士学位授予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跨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提供了跨学科导师，更为重要的是为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跨学科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扩展了其职业生涯领域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戴维斯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等。
第二种为创新变革模式。这种模式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结构和跨学科实践活动的快速变化而不间断的动态变革方式，常常采用无边界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在无边界学术组织模型中，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完全是按照“研究主题”或“实践问题”组织起来进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学科组织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包括洛克菲勒大学、常青藤州立学院等。
在欧洲，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是整合型跨学科技术大学的典范，其大学学术组织结构正在从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向无边界跨学科学术组织过渡。亚琛工业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打破以学科为基础的传统学院组织模式，彰显跨学科战略导向。亚琛工业大学共设9个学院，相关学科的學系或研究中心同时作为其下属机构进行教学与研究活动。其次，设置与交叉前沿领域平行的大型跨学科项目，构造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例如，亚琛计算工程高级研究中心（AICES）同时隶属于跨学科平台项目与机械工程学院，作为一个大型独立单位不仅拥有开展计算工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自主权，同时也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下属机构为计算工程科学领域培养跨学科人才。最后，从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向无边界跨学科学术组织过渡。亚琛工业大学在保障基础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交叉前沿领域，每一个交叉前沿领域中都设有一个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由来自至少3个学院（包括各联合研究中心）的8名教授组成，且每两年换届一次，可以连任。详见图1和图2。
整体而言，国际高校成熟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典型特征主要包括：总体上已经处于学科交叉和学科会聚的高级阶段，即由多学科合作或交叉学科合作阶段开始向学科融合与创新或完全跨学科合作阶段跃迁发展的成熟阶段;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采用自由创新模式，即各个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布局，自上而下地形成校级或院系级的正式跨学科学术组织，也可以是大学学术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爱好自下而上形成的非正式跨学科学术组织;大学聚焦于跨学科战略与行动计划，极大地推动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自由组合的跨学科研究者、跨学科学术团队、内生性的学科会聚以及跨学科专业社会网络的可持续发展促使其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持续变革创新，在跨学科机构领导任命、团队构建、政策导向、教师招募、培训开发、资源分配、绩效评价、激励体系、专业化社会网络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促进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战略愿景。
四、我国应鼓励和实验更多的学术组织结构与学术创新政策以促进跨学科教育与研究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怎样适应新情境来构建新型跨学科学术组织？
张炜：我国大学在整体上适合渐进增量变革模式，宜采用矩阵式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即应鼓励普通本科高校以交叉科学学院为横向坐标，以自然科学学院、技术科学学院、社会与人文科学学院三大综合学院（下设专业学系）为纵向坐标，将学科树型结构编制成网状结构，并通过交叉科学学院的矩阵科研组织（三元一体——科学与学科兴趣、科学项目与技术、社会实践问题）、矩阵教学组织（多元）将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矩阵科研组织和矩阵教学组织作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基层实体，分别实现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教学的基本功能。与此同时，我国大学在局部上应匹配动态创新变革模式，宜采用无边界式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型，即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动设立独立的实体型跨学科学术组织（包括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合一的研究计划、项目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等各种形式），在人员聘用、绩效评价、项目资助、资源分配等方面注重适应性创新。
在本科生教育层次，鼓励大学生寻求与获取跨学科经验。通过设立面向基础研究问题的传统学科交叉课程或专题，面向社会现实问题的跨学科课程或专题，以及跨越单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或实验等方式帮助本科生接近跨学科，为其了解其他学科文化、获取新技术及其与相关研究人员建立关系提供机会;在研究生教育层次，推动灵活设置跨学科专业，使研究生获得主修领域外的一个或多个领域的必要知识与研究方法。采用多导师制和分类教学科研评价机制，使研究生通过跨学科教育（IDT）和跨学科研究（IDR）项目、涉及不同学科或多个领域的硕士与博士论文、跨学科实习与授予跨学科学位等方式探索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经验;针对博士后研究员，鼓励其获取跨学科研究经验并建立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支持博士后研究员识别并选择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导师，与产业界和非学术机构建立网络联系与实习机制，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跨学科研究与工作经验的正式和非正式机会。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跨学科学习的机会，包括IDR研讨会、海报会议、报告交流、社交聚会，帮助他们学习理解其他研究领域或解决现实问题所需要的基础课程、研究过程以及相应的分析技术和方法。 《世界教育信息》：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创新发展的长效策略有哪些？需要突破哪些体制机制障碍？
张炜：制约我国大学跨学科教育与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学科分割”陷阱和与之相匹配的“学科利益”分配机制。我国高校多数采用“校—院—系—专业教研室”型的金字塔式学术组织模式，把学科专业目录作为设置学院、学系和研究所室的依据，将学科的多重属性和任务与人为的学术分割交织在一起，致使跨系、跨学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最终固定成为各系或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从而无法形成灵活多变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结构。与此同时，僵化的学院、学系和专业“户口”编制，直接限制了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利益分配和成果认可，致使有效的跨院系、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合作难以实现，即使偶尔实现，也没有制度化保障。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长期被限制在“学科户口”和“行政户口”范围内，无法在人才引进、培训开发、职称晋升、绩效奖励等方面对跨学科学术领域进行有效支持和政策倾斜，从而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师与学生从事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的积极性。
建议应当明确国家层次与大学层次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战略，鼓励和实验更多的学术组织结构与学术创新政策，以促进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消除制约跨学科学术活动的各种障碍，通过长期核心的支持与投入，以确保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直接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等在投入、贡献、收益之间的适当平衡。
第一，国家教育部应当制定鼓励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战略规划，明确相应的政策体系、管理制度与评价标准。定期调研、分析和评价我国跨学科与交叉科学研究状况，积极协调各级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大型跨学科科研合作项目，在人才、项目、基地等各类评审中给予倾斜待遇。在設计国家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战略时应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SSH）领域，这将有助于更大范围的跨学科合作和现实问题解决。
第二，鼓励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采用综合设计创造与整体化教育模式，逐步塑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学习环境。以大学生为中心，引进和创建多学科的设计或研究工作室，使得来自工程、法律、医学、商务的学生通过综合课题或基于工作室的活动完成本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课程体验，促使学生在跨学科活动中观察、阅读、体验、讨论、发现和解决问题，辨别收集和分析数据，解释、阐明以及评价相关知识结论的重要性和价值。
第三，积极探索基于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资源分配模式，以促进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应当由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内在知识价值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紧迫性来驱动，以跨越单一学院、学系或者部门的利益机制。鼓励研究型大学以国家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重大研究计划为依托，设立一批独立的、实体化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机构，以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加强与国际研究型大学的互动交流，合作创建国际化标准的虚拟研究中心、研究网络和实验室，建立虚拟学术团队和内部交流制度，合理分配与共享核心设施和研究资源，促进校际之间的开放式创新与跨学科合作。
第四，积极探索和推进有利于大学跨学科教育与跨学科研究活动过程和活动成果的评价机制。设立跨学科教学和跨学科研究评价委员会，采用符合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特性的评价标准，如参与学生的数量与背景、知识获取的广度与深度、参与跨学科活动的程度、对创造新兴领域或学科的贡献以及有助于社会实际问题解决等指标。积极构建大学跨学科专业化社会网络，设立跨学科教学和跨学科研究专业协会，组织定期学术会议，识别跨学科合作伙伴，奖励认可跨学科研究人员，鼓励出版跨学科教学与跨学科研究出版物、相关专辑以及特刊。
第五，切实加强政府、产业界与大学的联系，实现产学研互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制定标准化且易于执行的知识产权法规与政策，规范和强制高等学校实施技术转移，以促进新知识向市场转移。支持和实施企业科学家、工程师和经理人作为高校访问教师的“实践型教师”的计划，鼓励优秀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进入公司的研发实验室和企业博士后流动站，积极推进高校参与大企业研发中心和设计平台的建设，使高校的学科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成为产业研发中心或设计平台。
编辑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