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人类的本性在于谋求生存得更好,这种本性决定了人类一诞生就开启了追求过上好生活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以主要划分为氏族公社、早期传统社会、轴心时代、后期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诞生和现代社会六个时期.历史事实表明,人类好生活的进步主要是生理需要满足层次的,高层次需要及其满足是低层次好生活的可靠保障,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使人类普遍滞留于生理需要层次的满足.从人类好生活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本义有四个主要方面:人类首先得满足生理需要才能谈得上好生活;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还需开发情感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保持平等
【机 构】
：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43006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类的本性在于谋求生存得更好,这种本性决定了人类一诞生就开启了追求过上好生活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以主要划分为氏族公社、早期传统社会、轴心时代、后期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诞生和现代社会六个时期.历史事实表明,人类好生活的进步主要是生理需要满足层次的,高层次需要及其满足是低层次好生活的可靠保障,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使人类普遍滞留于生理需要层次的满足.从人类好生活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本义有四个主要方面:人类首先得满足生理需要才能谈得上好生活;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还需开发情感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保持平等的好生活才能持久;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才能普遍过上好生活.五千年的文明史给人类普遍过上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站在现代化、全球化和科技化时代这样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应该绘制未来人类好生活的理想蓝图,并努力推进其实施,使之变为普遍好生活现实.
其他文献
文化强国不仅要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设施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硬实力建设,更要重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及道德风尚等软实力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组成部分.三者虽各有自己的时代内涵,但并非完全并列关系,而是串联关系,是中华文化的母体与主线孕育和串连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要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最能体现其基本精神和鲜明标识的君子文化.要通过发掘阐释君子文化的丰富意
老庄的“道”是现象世界整体及这一变化过程,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阴阳)构成境域,境域是解释万物的所以然(即本体).本体只是一种假设,需要在修德(即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检验其效用并形成新“德”.而在澄清“道”和“德”涵义的基础上,又可对构成老庄哲学主干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有无相生”“阴阳互根”“析万物之理”“始制有名”“齐物”“物物者非物”“非常道”“辩无胜”“心斋”“坐忘”“逍遥游”等,形成全新的诠释.道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维系万物为一体、让万物自为,也即在一体之中让万物自成境域、互相合作、互相成就,此即“
玄玉之名见于先秦文献.随着考古发现和相关传统文化考察活动的收获,可以确认以仰韶文化早期偏晚的史家类型所出的墨绿或黑色的蛇纹岩为主,及透闪石类工具类玉器,应是仰韶文化玄玉之始.玄玉在庙底沟类型时期有所发展,在其晚段已出现彰显身份的玄玉斧、钺,及装饰用器,进入繁盛时期.受玉料资源限制和文化传统观念影响,仰韶文化玄玉形成了种类少、色深黑和形简素等特征,并影响到后来龙山时期石峁、陶寺及齐家等文化的玉器审美取向和制作工艺,以及夏代核心玉礼器牙璋(或玄圭)的材质选择.
随着理学的兴起,程颢在接续孟子心性之学的基础上,以天理为德性的形上学依据,针对宋朝当时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阐发了系统的治道思想,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政治方面,施政者要进行官制改革,在加强考核力度的同时,授予官员一定的选择掾属的权力,以提升行政执行的力度;二是在经济方面,施政者要厚民生,正经界,使民有恒产,提升民众对王朝的认同度;三是在社会方面,为了构建良善的社会政治秩序,施政者必须广施教化,发挥儒家德教在基层的移风易俗作用;四是在教育方面,施政者必须广设学校,培育人才,奠定治理的道德基础.
《诗·鄘风·桑中》一诗,并非所谓的“淫奔者”之诗,也非青年男女的相悦之词.《桑中》歌咏上古卫地妇女季春(延续到初夏)采桑养蚕之情事,间接展现了卫地的蚕妇及贵族妇女在“公桑蚕室”劳作的画面;“桑中”意为桑林之中;“上宫”则指“蚕室”,皆关乎蚕事.《桑中》作者当为一采桑之女,本诗歌咏她在养蚕季节思念孟姜、孟弋、孟庸这些贵族妇女,反映了她们共同养蚕的情事.本诗不作于卫宣公、卫惠公之时.根据吴国公子季札的评论,此诗或作于卫武公之世.
《老子》欲绝之“巧”乃巧伪、巧诈之“巧”,而“利”实指货财之“利”,非“利口”“巧言利辞”之“利”.《礼记·表记》载周人“尊礼尚施”,“礼”造成“巧”,“施”则养成趋“利”之势,由此导致周人的“利而巧”之弊,此乃《老子》要“绝巧弃利”的真正原因.周之所以兴,文献多谓“文王受命”,这不过是周人的政治宣传;《诗》则云“陈锡载周”,即强调能“施”“布利”的重要性,此又揭示出周政重“利”的另一面.由“义”“利”关系及“绝巧弃利”看,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也明显是不合逻辑的.
《水经注·湿余水》是研究北京北部地区古代水系变迁和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其中关于湿余水和易荆水的记载涉及军都故城和昌平故城位置的判定.北魏时湿余水从今关沟发源,流经居庸关,在南口出山,即渗入冲积扇地表下成为地下潜水,东南行十余里后“重源潜发”从地下溢出,并积水成湿余潭.湿余潭的位置应在今昌平区百泉庄一带,进而可确定昌平区虎峪古城为秦汉军都故城,昌平区土城村古城为北魏军都故城.而古易荆水与今清河和万泉河存在继承关系,北魏时期易荆水发源于今海淀区的樱桃沟,出山后东南流,至海淀台地北侧,沿着今万泉河和清河一线注入
先秦文献中,根据文献的时代早晚与属性差异,禹的形象呈现多样性特征.西周文献中,禹的主要事迹是“敷土”,即平治、疆理土地.禹和稷同为“农稼之祖”.东周时期,治水成为禹的主要事迹,疆理土地的内容被淡化.其时的史学文献中,大禹治水的史迹向情节化方向发展,相关历史叙事因素日渐完善.禹成为一位治理洪水的远古圣王.与此同时,以儒、墨为代表的诸子还通过刻画禹的圣臣形象来阐述各自关于君臣德才的政治思想.今文《尚书》的“虞书”各篇,应与战国儒家有较密切的联系.在与早期宗教、巫术密切相关的《山海经》中,禹又是位带有神话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