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入世”以来，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逐步由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基于2010—2012年六个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存量占比、贸易总额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相关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面板模型；转型期；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6-0095-06；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特征的集约型模式转变，是中国在这一战略机遇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实现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宏观经济目标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内与国外这两个市场。在国内市场方面，我们必须积极进行国内相关产业的优化重组和升级，为国内经济转型开辟道路。在国外市场方面，中国应继续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引导和鼓励有竞争实力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将国内的“夕阳产业”转移至东道国市场，从而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根据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已从“入世”之初的27亿美元和299.2亿美元增长到901.7亿美元和525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2.3%，增长趋势十分明显。此外，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趋于多元化，从以制造业、采矿业为主的投资结构向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演进，这为中国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积极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二、有关OFDI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1]、赤松要（1962）[2]和小泽辉智（1992）[3]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并从边际产业跨国转移、动态比较优势互补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视角深入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指出各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途径转移了落后的国内产业，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进一步培育了国际竞争力更高的产业，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此基础上英国著名学者托兰惕诺和坎特维尔（1990）[4]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可以不断积累“学习经验”进而达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目的。
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多以大样本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并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流存总量为解释变量深入考察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支持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学者Hiley（1999）[5]、Blomstrom（2000）[6]、Lipsey（2002）[7]和Salvador、Gorg & Strob（2005）[8]等分别选取日本、爱尔兰等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数据，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论表明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Dowling（2000）[9]等学者利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行业和区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或赶超型国家和地区在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同时，Maurice Kugler（2006）[10]和Stefano Elia（2009）[11]认为，由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产业间技术溢出、劳动力需求变动及新技术整合等效应能够显著优化母国的产业结构。
（二）国内文献综述
“入世”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日趋活跃，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对国内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普遍关注，并积极投身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相关学者以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途径为研究视角细致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江小涓（2002）[12]、魏巧琴、杨大楷（2003）[13]、欧阳峣（2005）[14]和黄顺武（2007）[15]等从产业结构调整层面、国外技术外溢、产业优势转换及产业选择的角度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实现一国产业升级的研究结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丰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结论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基于大样本时序和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解释变量也以总量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存量为主，很少对投资行业类别进行细致分析，并探究投资行业和产业间不同的结构调整效应。崔岩与藏新（2006）[16]、刘辉煌（2010）[17]、杨建清（2013）[18]等国内学者选取日韩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时序数据，并通过构建诸如VAR、多元回归等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果均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学者赵伟（2010）[19]、李逢春（2012）[20]和阚大学（2013）[21]等将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他们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地域差异，结论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中东部地区的这种正向效应要显著于西部地区；此外学者王英（2008）[22]和冯春晓（2009）[23]还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和量化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实证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重要论断。鉴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选取面板数据并从行业细分的视角出发分行业、分产业的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力求在本研究领域内做一些尝试性的创新。 三、中国OFDI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分析
（一）OFDI发展现状
加入WTO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结合“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在投资规模、投资行业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在投资规模方面，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数据都显示出我国正在向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迈进。依照图1中的相关数据，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是28.5亿美元和332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0.45%和0.48%。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成功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充分彰显了我国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截止到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已从“入世”之初的28.5亿美元和332亿美元增长到878亿美元和5319.4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1.6%，首次位列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行列。从投资行业方面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从最初的以租赁服务业、采矿业为主的投资行业结构向多元化的投资行业结构演进。2012年我国对采矿业、制造业、租赁服务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五个产业的投资额分别达到135.4亿美元、86.7亿美元、267.4亿美元、100.7亿美元和27.2亿美元，占当期投资流量总额的比重分别是15.4%、9.8%、30.5%、11.5%和3.1%，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日趋合理。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现状
国内三次产业结构水平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并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个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第一、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28.2%、47.9%和23.9%，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一、三”的高低态势；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我国国内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1985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28.4%、42.9%和28.7%，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次产业结构特征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并一直延续至今；“入世”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外经贸活动日益丰富，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契机。2002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分别为13.7%、44.8%和41.5%，第一、三产业产值比重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从而形成了以第二、第三产业拉动为主的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截止到2012年我国国内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分别为10.1%、45.3%和44.6%，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国内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符合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了2012年的10.1%；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动比较小，基本上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长趋势明显，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了2012年的44.6%，具有深厚的增长潜力，未来可能会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
影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为了更准确、更细致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本文选取农副业、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及技术服务业等六个行业作为我国三次产业的代表行业，同时从《2010—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和《201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了上述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贸易总额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比等面板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力求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鉴于研究方法的数据特征和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样本时间范围控制在2010—2012年以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本文所用研究数据均列于以下表1和表2中。
数据来源：《2010—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2013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具备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不可比拟的优点。鉴于此项研究特征，本文选取我国2010—2012年六个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贸易总额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比等数据构建了多元对数的面板数据模型，以期探究我国三次产业代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影响。多元对数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所示：
LnRit=αit+LnODIit+LnIDIit+LnTRit+LnIVit+LnRDit+δit （1）
其中i=1～6，t=2010—2012，LnRit、LnODIit、LnIDIit、LnTRit、LnIVit和LnRDit分别代表六行业在第t年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贸易总额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比，对上述变量取对数形式是为了防止原始数据异方差性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不良影响，αit、δit分别指代面板数据模型的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
1.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设定形式，即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应确定面板模型的设定形式，在这里本文引入LM和Hausman检验法来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形式，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F统计量和LR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03和0.002，小于0.05的临界值水平，由此拒绝了混合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假设。此外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0.000，仍然小于0.05的临界水平，因此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综合以上检验结论本文构建以LnRi i 和LnODIit、LnIDIit、LnTRit、LnIVit和LnRDit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多元对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2.回归估计分析
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并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对上述多元对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表4中。
依照一般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将趋于下降，同时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会不断上升。这一规律在表4中得到了具体印证。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上述六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产值比重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第一产业农副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长1%，将引致产值比重下降0.35%；第二产业的代表制造业和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长1%，会使产值比重分别增加0.55%和0.39%；同时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计算机软件业、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单位增长，会引致相应产业产值比重分别增长1.72%、0.63%和0.52。
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效应显著于农副业和采矿业，其投资额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引起行业产值比重正向变动1.5、2.63、1.88和2.05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农副业和采矿业产值比重变动的比例分别为0.6和0.41。
对外贸易方面，上述行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效果大体一致，均在1.1%—1.3%的小范围内波动。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六行业按绝对影响程度强弱排名依次为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农副业和采矿业，这说明第二、三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力军，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发投入方面，我们从表4中可以看出，上述行业的研发投入均对产值比重产生了正向效应，其中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和制造业较为显著。研发投入每增加1%将会引起产值比重相应变动1.6%、2.95%、1.81%和1.5%，同时农副业和采矿业的研发投入也分别产生了0.65%和0.39%的变动效果。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对三次产业代表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将会对国内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但行业间的影响程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次，在我国众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中，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国内产业结构影响较为显著，此外以农副业和采矿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产业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及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等活动相比，我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还比较小，亟待做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我国长期所依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这就需要我国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将一些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更为合适的国家或地区，集中国内各方面的要素资源投向更具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新兴产业，进而达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目标。其次，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紧迫现实，我国应大力发展对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可以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组织经验进而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最后，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我国社会各方面还应注重诸如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国内研发等国内外经济活动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积极影响，充分发挥这些活动的潜能，以期与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共同为国内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服务，保证“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London： Croom Helm，1978： 324-360.
[2]Akamatsu Kaname.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1962 （1）： 3-25.
[3]Ozawa 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New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J].Oxford Economics Paper，1979，31 （1）： 72-92.
[4]Cantwell J，Tolentino P E.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 [J].Discussion Pape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University of Reading，1990 （139）： 436-452.
[5]M.Hiley. The Dynamics of 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999，4 （3）：446-467.
[6]M.Blomstr m，D.Konan，R.E Lipsey. FDI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J]. NBER Working Paper，2000（5） ： 76-93. [7]Lipsey R E. Home and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 [Z]. NBER Working Paper，2002 （10）： 92-93.
[8]Holger Gorg，Eric Strob.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domestic firms in Irel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versus labour‐market crowding ou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5（12）： 67-84.
[9]Dowling M，Cheang C T.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 New Test 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0（11）：443-463.
[10]Maurice Kugler.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or Between Indus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2）： 444-477.
[11]Stefano Elia，Lueia Piseitello.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the home country's labor demand and skill composi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9（18）： 357-372.
[12]江小涓，杜玲.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 经济研究参考，2002（73）：32 -44.
[13]魏巧琴，杨大楷. 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1）：93-97.
[14]欧阳峣. 跨国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N]. 光明日报，2005-11-16.
[15]黄顺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J]. 现代商业，2008 （3）：127-128.
[16]崔岩，臧新.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2）：77-82 .
[17]潘颖，刘辉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0（2）：102-104.
[18]杨建清.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3（4）：121-124.
[19]赵伟，江东. 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16-125.
[20]李逢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J]. 国际经贸探索，2013（2）：95-102.
[21]王滢淇，阚大学.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 湖北社会科学，2013（5）：82-85.
[22]王英，刘思峰. 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灰关联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08（4）：61-62.
[23]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09（8）：97-103.
责任编辑：吴锦丹
关键词：面板模型；转型期；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6-0095-06；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特征的集约型模式转变，是中国在这一战略机遇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实现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宏观经济目标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内与国外这两个市场。在国内市场方面，我们必须积极进行国内相关产业的优化重组和升级，为国内经济转型开辟道路。在国外市场方面，中国应继续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引导和鼓励有竞争实力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将国内的“夕阳产业”转移至东道国市场，从而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根据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已从“入世”之初的27亿美元和299.2亿美元增长到901.7亿美元和525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2.3%，增长趋势十分明显。此外，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趋于多元化，从以制造业、采矿业为主的投资结构向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演进，这为中国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积极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二、有关OFDI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1]、赤松要（1962）[2]和小泽辉智（1992）[3]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并从边际产业跨国转移、动态比较优势互补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视角深入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指出各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途径转移了落后的国内产业，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进一步培育了国际竞争力更高的产业，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此基础上英国著名学者托兰惕诺和坎特维尔（1990）[4]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可以不断积累“学习经验”进而达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目的。
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多以大样本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并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流存总量为解释变量深入考察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支持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学者Hiley（1999）[5]、Blomstrom（2000）[6]、Lipsey（2002）[7]和Salvador、Gorg & Strob（2005）[8]等分别选取日本、爱尔兰等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数据，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论表明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Dowling（2000）[9]等学者利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行业和区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或赶超型国家和地区在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同时，Maurice Kugler（2006）[10]和Stefano Elia（2009）[11]认为，由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产业间技术溢出、劳动力需求变动及新技术整合等效应能够显著优化母国的产业结构。
（二）国内文献综述
“入世”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日趋活跃，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对国内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普遍关注，并积极投身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相关学者以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途径为研究视角细致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江小涓（2002）[12]、魏巧琴、杨大楷（2003）[13]、欧阳峣（2005）[14]和黄顺武（2007）[15]等从产业结构调整层面、国外技术外溢、产业优势转换及产业选择的角度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实现一国产业升级的研究结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丰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结论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基于大样本时序和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解释变量也以总量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存量为主，很少对投资行业类别进行细致分析，并探究投资行业和产业间不同的结构调整效应。崔岩与藏新（2006）[16]、刘辉煌（2010）[17]、杨建清（2013）[18]等国内学者选取日韩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时序数据，并通过构建诸如VAR、多元回归等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果均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学者赵伟（2010）[19]、李逢春（2012）[20]和阚大学（2013）[21]等将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他们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地域差异，结论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中东部地区的这种正向效应要显著于西部地区；此外学者王英（2008）[22]和冯春晓（2009）[23]还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和量化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实证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重要论断。鉴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选取面板数据并从行业细分的视角出发分行业、分产业的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力求在本研究领域内做一些尝试性的创新。 三、中国OFDI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分析
（一）OFDI发展现状
加入WTO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结合“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在投资规模、投资行业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在投资规模方面，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数据都显示出我国正在向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迈进。依照图1中的相关数据，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是28.5亿美元和332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0.45%和0.48%。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成功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充分彰显了我国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截止到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已从“入世”之初的28.5亿美元和332亿美元增长到878亿美元和5319.4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1.6%，首次位列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行列。从投资行业方面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从最初的以租赁服务业、采矿业为主的投资行业结构向多元化的投资行业结构演进。2012年我国对采矿业、制造业、租赁服务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五个产业的投资额分别达到135.4亿美元、86.7亿美元、267.4亿美元、100.7亿美元和27.2亿美元，占当期投资流量总额的比重分别是15.4%、9.8%、30.5%、11.5%和3.1%，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日趋合理。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现状
国内三次产业结构水平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并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个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第一、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28.2%、47.9%和23.9%，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一、三”的高低态势；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我国国内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1985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28.4%、42.9%和28.7%，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次产业结构特征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并一直延续至今；“入世”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外经贸活动日益丰富，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契机。2002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分别为13.7%、44.8%和41.5%，第一、三产业产值比重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从而形成了以第二、第三产业拉动为主的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截止到2012年我国国内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分别为10.1%、45.3%和44.6%，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国内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符合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了2012年的10.1%；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动比较小，基本上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长趋势明显，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了2012年的44.6%，具有深厚的增长潜力，未来可能会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
影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为了更准确、更细致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本文选取农副业、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及技术服务业等六个行业作为我国三次产业的代表行业，同时从《2010—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和《201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了上述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贸易总额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比等面板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力求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鉴于研究方法的数据特征和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样本时间范围控制在2010—2012年以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本文所用研究数据均列于以下表1和表2中。
数据来源：《2010—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2013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具备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不可比拟的优点。鉴于此项研究特征，本文选取我国2010—2012年六个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贸易总额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比等数据构建了多元对数的面板数据模型，以期探究我国三次产业代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影响。多元对数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所示：
LnRit=αit+LnODIit+LnIDIit+LnTRit+LnIVit+LnRDit+δit （1）
其中i=1～6，t=2010—2012，LnRit、LnODIit、LnIDIit、LnTRit、LnIVit和LnRDit分别代表六行业在第t年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贸易总额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比，对上述变量取对数形式是为了防止原始数据异方差性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不良影响，αit、δit分别指代面板数据模型的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
1.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设定形式，即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应确定面板模型的设定形式，在这里本文引入LM和Hausman检验法来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形式，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F统计量和LR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03和0.002，小于0.05的临界值水平，由此拒绝了混合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假设。此外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0.000，仍然小于0.05的临界水平，因此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综合以上检验结论本文构建以LnRi i 和LnODIit、LnIDIit、LnTRit、LnIVit和LnRDit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多元对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2.回归估计分析
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并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对上述多元对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表4中。
依照一般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将趋于下降，同时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会不断上升。这一规律在表4中得到了具体印证。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上述六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产值比重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第一产业农副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长1%，将引致产值比重下降0.35%；第二产业的代表制造业和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长1%，会使产值比重分别增加0.55%和0.39%；同时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计算机软件业、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单位增长，会引致相应产业产值比重分别增长1.72%、0.63%和0.52。
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效应显著于农副业和采矿业，其投资额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引起行业产值比重正向变动1.5、2.63、1.88和2.05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农副业和采矿业产值比重变动的比例分别为0.6和0.41。
对外贸易方面，上述行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效果大体一致，均在1.1%—1.3%的小范围内波动。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六行业按绝对影响程度强弱排名依次为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农副业和采矿业，这说明第二、三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力军，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发投入方面，我们从表4中可以看出，上述行业的研发投入均对产值比重产生了正向效应，其中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和制造业较为显著。研发投入每增加1%将会引起产值比重相应变动1.6%、2.95%、1.81%和1.5%，同时农副业和采矿业的研发投入也分别产生了0.65%和0.39%的变动效果。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对三次产业代表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将会对国内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但行业间的影响程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次，在我国众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中，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国内产业结构影响较为显著，此外以农副业和采矿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产业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及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等活动相比，我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还比较小，亟待做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我国长期所依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这就需要我国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将一些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更为合适的国家或地区，集中国内各方面的要素资源投向更具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新兴产业，进而达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目标。其次，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紧迫现实，我国应大力发展对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可以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组织经验进而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最后，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我国社会各方面还应注重诸如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国内研发等国内外经济活动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积极影响，充分发挥这些活动的潜能，以期与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共同为国内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服务，保证“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London： Croom Helm，1978： 324-360.
[2]Akamatsu Kaname.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1962 （1）： 3-25.
[3]Ozawa 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New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J].Oxford Economics Paper，1979，31 （1）： 72-92.
[4]Cantwell J，Tolentino P E.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 [J].Discussion Pape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University of Reading，1990 （139）： 436-452.
[5]M.Hiley. The Dynamics of 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999，4 （3）：446-467.
[6]M.Blomstr m，D.Konan，R.E Lipsey. FDI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J]. NBER Working Paper，2000（5） ： 76-93. [7]Lipsey R E. Home and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 [Z]. NBER Working Paper，2002 （10）： 92-93.
[8]Holger Gorg，Eric Strob.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domestic firms in Irel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versus labour‐market crowding ou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5（12）： 67-84.
[9]Dowling M，Cheang C T.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 New Test 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0（11）：443-463.
[10]Maurice Kugler.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or Between Indus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2）： 444-477.
[11]Stefano Elia，Lueia Piseitello.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the home country's labor demand and skill composi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9（18）： 357-372.
[12]江小涓，杜玲.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 经济研究参考，2002（73）：32 -44.
[13]魏巧琴，杨大楷. 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1）：93-97.
[14]欧阳峣. 跨国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N]. 光明日报，2005-11-16.
[15]黄顺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J]. 现代商业，2008 （3）：127-128.
[16]崔岩，臧新.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2）：77-82 .
[17]潘颖，刘辉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0（2）：102-104.
[18]杨建清.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3（4）：121-124.
[19]赵伟，江东. 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16-125.
[20]李逢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J]. 国际经贸探索，2013（2）：95-102.
[21]王滢淇，阚大学.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 湖北社会科学，2013（5）：82-85.
[22]王英，刘思峰. 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灰关联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08（4）：61-62.
[23]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09（8）：97-103.
责任编辑：吴锦丹